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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之时,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我国的职业教育仍处在比较滞后的阶段,在整体实力上论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服务社会的能力都与普通高校有很大的差距。
社会发展的客观影响、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成短暂、政府对于教育的偏好都是造成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
不过,正是因为较高的市场化,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也生动地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的变迁。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想从经济动能、社会条件、政府政策三方面,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进程。以史为鉴也希望可以给未来职业教育发展一些启示。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新华字典1998修订本P673页《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
这条源于1998年新华字典的例句生动地重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间跨度大致在1978-1998。
经历了文革十年,百废待兴。
作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延续,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上,明确地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随后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领域,伴随着拨乱反正,原有工业企业逐渐恢复生产,新的国家建设速度铺开。
在改革开放的20年内,国家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呈现出工业结构纠偏,轻工业同步发展的特点。
从数据来看,1979到199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改革开放前26年年均6.1%的速度,而整个80年代,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1%。
国力增强的背后依赖的是大量技能型人才的贡献,教育事业也与国民经济要求相适应,在邓小平的要求下,扩大了农业中学、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国务院、教育部召开全国中等专业教育会议,提出多办和办好中等专业学校的工作方针。
一批又一批的技术工人涌入工厂,说来可能不信,在80年代,国企工厂是所有青年梦想的地方,政府机关反而没人看得上。
以郑州国棉厂为例,在其“黄金时代” 工人平均工资近60元比机关干部要高10多元。同时工业作为整个城市的支柱产业,1982年左右是郑州纺织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时候,工业总产值达7.1亿元,利润1亿多元。所以,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妮儿,妮儿,快点长,长大以后进纱厂”。
尽管我们现在看来,这是时代下的必然产物。
例如,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巨大劳动力缺口,在对于技术要求不高的客观现实下,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就能轻松胜任;政府计划性的毕业生工作安置,人人都能拥有分房的“铁饭碗”;工业支柱时期,工人阶级拥有更高的就业质量,同时满足了更高的职业期望程度,即呈现出较高的社会地位。
更真实地情况是,1993年前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比例最高不超过28.7%,意味着学完中职进入工作岗位更为了大部分人的最优选择;到了1996年的峰值,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的比例,创纪录达到58%,而拥有中职文凭已是当时的“高学历”。
大部分人的选择进一步放大“白热化”竞争,推动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渐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开始萌芽,首批职业大学建立,1996年中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正是颁布并实施。
但随着人口红利殆尽进入“脑力”时期,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中等职业教育进入瓶颈期。
“脑体倒挂”结束,高等教育取代职业教育地位
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要“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
“决定”出台后,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由原计划的130万人,扩大到153万人,当年实际招生达到159.7万人,相较1998年增幅达到47.3%。此后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招生都继续实行扩大招生规模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粗放式技术工人时代结束,我国职业教育规模逐渐萎缩,这一阶段跨度1999-2004年。
在大潮流下,郑州国棉厂也迎来了黄金时代的落幕。20世纪末,中国轻纺工业产品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已经形成。
1997年开始的国企改制潮让“铁饭碗”不再牢固,产业经济结构开启调整。尽管无处可考,但下面这句话仍能反映出改革初期红利带来的“脑体倒挂”已逐渐成为历史。
我毕业的时候,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时候因为我相信了这个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和抗争精神,所以我没有去卖茶叶蛋,还是自己做自己的技术。
-----------李彦宏
同样是结束,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中等职业教育入学率全面下降。
正如斯坦福大学的艾伦·本纳沃特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对于职业教育的兴衰没有直接影响,而思想意识形态包括政治和社会压力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大大超过经济发展要求的作用。
对于职业教育偏见是由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对教育和事业前途的认识所产生,而这种认识与政府有关教育政策、人事政策、就业机会、经济条件、以及教育机会等因素密切相关。
逐渐“举全村之力培养一个大学生”取代了毕业后进入阀门厂纺织厂的热潮,以升入大学通道的普通高中成为选择主流。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教育比例,1998年58%下滑到2002年38%。
影响更为深重的是由于生源萎缩,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大幅度滑坡。而政府对于教育的偏好更影响了教育财政的投入,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可以说是规模倾斜和快速增长,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经费为3057.77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202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达到32倍。
国家对于普通高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平均投入达到11.4%和25.3%,与之相应的,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平均维持在6.9%(中职)、5.2%(高职),这使得职业教育陷入生源萎缩-政府投入少-教学质量下滑-投入产出比低的“循环”中。
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强,职业教育蓄势待发
高等教育的扩招带来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果,具备特定职业技能的人才反而在求人倍率上有所上升。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已经提前规划出我国经济将逐渐步入集约型,制造业步入精细化。 “十一五”规划表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005年,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此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措施: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县级职教中心专项建设计划等“四大计划”,以及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农场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等“四大工程”。
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中央累计投入专项资金45.5亿元,拉动地方财政投入89.7亿元,行业企业投入28.3亿元。
定制班、引企入校、共建实训基地、贯通培养各种新型人才培养计划开花结果。
2019年更是将支持职业教育敲出最强音。
《2019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职业教育具体实施细则,释放出职业教育将迎来新的“黄金时代”:
1、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就业培训。
2、 改善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名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3、 扩大高职院校教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
4、 改革高职院校办学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地方财政也要加强支持。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5、 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紧接着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需要向社会证明职业教育的核心是“所有层次上的技术、职业和普通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开放和领域的教育机构”。在内涵上,技术和职业教育“应从宽广的基础开始,从而促进在教育系统之内和学校与职能届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衔接。”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对于职业教育的批示:“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经过70年的艰难求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截至2018年,我国职业院校达到1.17万所,在校生2685.5万人,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伴随着行业螺旋式的发展路径,我国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也愈发完整和科学。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仍然可以说: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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