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募格学术(ID:mugexueshu),作者:程岑东
01
2020年的农历新年,将成为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春节。从武汉回家以后,每天自我隔离在房间里,担心自己可能是病毒携带者而传染家人。早晨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查看疫情的实时数据,祈祷确诊、疑似和死亡的病例数据不要再增长了。
总想着干点愉快的事情分散下注意力,可还是忍不住查看各种新闻报道。心情就像过山车,一会儿被出生入死的医护人员感动,一会儿又对有些单位或个人的失职感到无比气愤。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这个寒假无比特殊,我的博士求学经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四年多以前,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保研到这所985高校,再通过“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立志为知识添砖加瓦。而在这个寒假开始之前,所有的梦想和憧憬都几乎破灭,曾经相信的东西都无法再相信。
在所有的故事里,讲述者总倾向于将自己认定为正义的一方。我尝试平复心情,以客观理性的方式讲述自己的读博经历,以避免因为情绪而陷入自说自话。
02 冲垮信任,只需要10分钟
这是我习以为常的生活:电话和微信几乎保持24小时畅通;夜晚11点等到保安大叔敲门催促才收拾电脑离开办公室;写项目申请书、结题书,组织师门开会,分配研究报告撰写任务;安排团队调研的机票与住宿;去财务处报账;除此之外,还要完成诸多与科研无关的任务。勤奋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在第四年结束的时候已远远超过学校的毕业标准,也顺利拿到了博士国家奖学金。
我曾经相信,所有的努力终究不会白费。但当我跟导师提出想要在2020年毕业时,导师勃然大怒,说我的文章达不到他的标准。而事实上,同师门众多博士仅发表同水平一篇文章即已毕业。当我礼貌地提出质疑时,导师说,“以前没有严格管理那些博士,从你开始,要严格要求”。最后他使出杀手锏,威胁让我换导师或退学。
尽管以前师兄师姐就对导师有诸多抱怨,但我天真地以为自己的经历会有所不同。只要足够努力,就能用埋头苦干换来尊重。虽然等到了硕博第5年之后再也没有了研究生国家补助,我内心并非完全难以接受被迫延期,但导师这种人格贬损和精神控制的方式让我大失所望。
03 恐惧与不安下的求助
在我读博的几年时间里,多所高校发生了研究生自杀身亡的事件,如西安交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我已不忍心再提起那些研究生的名字,每一次提起都是对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的刺痛。我曾因为他们的遭遇失眠到深夜,因为即便无法感同身受,但那种无力感和失落感我深有体会。
我的父母是本本分分的工人。当我在电话中倾诉我的遭遇时,父母告诉我要忍受、要讨好,万万不可得罪导师。我流着泪跟他们讲上述研究生不幸的遭遇,说一味退让也无济于事。他们告诉我,“拿不到博士学位,人生就是失败的。你说不是你的错,可没有人在意谁对谁错”。母亲高中毕业时学习成绩第一,按照规定可以进入村里的小学当老师,可名额却被他人抢了去。这是她人生阅历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事,对形成她现在“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处世哲学深有影响。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认同父母的建议,但至少,我并不赞同“拿不到博士学位,人生就是失败的”。
当我联系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时,他们对我的遭遇并不感到意外,他们毕业时也遭遇了导师的为难。其实剧本一直写在那里,我终于走到了剧情中的“毕业环节”。与他们求学经历不同的是,我论文完成的速度要快一点,但对师生关系的认识上却后知后觉。无一例外,他们给出的建议就是和导师“磨”,“磨”的是持久的耐心、“磨”的是谦卑的态度,“磨”的是让导师心理上感到满足。
女朋友很早就开始诟病我面对导师时的懦弱与退让,玩笑地说我是导师的“乖孙子”,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说:“当你觉得害怕的时候,换回来的只是得寸进尺。”她的硕士导师、博士导师都与我的导师在性格上有天壤之别。在她看来,以勤奋和忍让换取我导师的善待几乎不可能,我应该改变自己卑躬屈膝的做人方式。
我也曾给本科阶段的恩师联系,她安慰我说,“要保持耐心,把心思和时间全神贯注地放在科研论文上,会有好的结果的”。
04 深夜失眠,我并不孤独
新冠肺炎疫情和毕业危机让我的心情跌落谷底,仿佛一团沉重的阴霾向我头上压来。我为那些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不幸者感到难过,也为自己的前程焦虑失眠。然而,令我意外的是,即便是大年三十的夜晚,我关注的知乎话题“你的研究生导师是什么样的?”、“研究生期间你被逼得有多绝望”等也在增加着新的回答。每一个回答,都是一个失意的研究生在用文字讲述让他/她除夕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遭遇。
在这些回答里面,我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黑暗,也收获了继续前行的勇气。众人的经历丰富了我的认知,也让我更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经历。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博士研究生达到或超过毕业要求,迫于补助停止发放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年龄增长带来的心理压力,希望早点毕业;博士生导师为了让研究生给团队做更多的贡献,并不在乎学生是否延期,以各种方式拖延研究生的毕业。其中,以人格贬损的方式最为可怕和可恶。
在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结束生命的新闻报道下,一个高赞评论是,“我特别佩服直博和硕博连读的学生,他们是真的勇士”。相较于拿到硕士学位再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直博和硕博连读的学生退出成本更高,而妄图操纵学生的导师也深知这一点。
类似的新闻报道中,总有人评论说,社会就是这样,那些结束生命的研究生心理脆弱。我觉得这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现。是该苛责他们不够坚强,还是该反思导师在事态演化中扮演的角色?
05 规则与信息透明是治愈的良方
众多研究生导师兢兢业业,为增强国家科研实力和研究生职业发展呕心沥血。但不可否认的是,仍存在少数以“老板”自居、视研究生为廉价劳动力、牺牲研究生利益去角逐各种光环的导师,辱骂、性骚扰研究生的事件也见诸于报道。那些关爱学生、试图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导师,同样希望有一定的机制能够发挥出“显示原理”的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避免那些“少数者”过度抢占学生名额与学术资源。
良好的师生关系应当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一种平衡关系,而非仅仅是上下级的任务发布者和接收者。这种关系中,导师和学生有一个基本约定:我尊重你的权力、感激你的指导,以换取你对我成长成才的权利的尊重。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易如反掌,正派的、有修养的人尊重这个基本契约很容易达成。
很多时候,面对拥有毕业生杀大权却不遵守规则的导师,研究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哑巴吃黄连。很多导师在学校毕业标准之上,还会制定团队的毕业标准,这种公开设定规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的导师并无公开明确的标准,其标准因人而异,会受到学生背后的人际关系、私下打点和学生特质而变动。对导师而言,无标准但掌握标准的好处是,增加了自由裁量权,能够梯级剥削学生的剩余价值。但这种无标准的标准会让“软柿子”苦不堪言。
此外,信息透明在优秀研究生与优秀导师实现有效匹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击碎我信任的那场谈话中,导师以威胁的口吻一再强调让我不要将对话内容讲述给团队其它成员,说明他内心深知自己的行为并非正义。他在团队会议里继续讲着或违心或欺骗性的话,比如,“我希望同学们都早点毕业”、“我扎实的研究基础吸引了院士和我合作”,我内心暗潮汹涌,却只能继续装作波澜不惊。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形下,压迫乃至侮辱学生的导师并不担心招不到新的学生,报考的研究生在选择导师时,大多也只能以官网上所列的琳琅满目的项目、论文和头衔为标准,对导师的人品却一无所知。而事实上,众多有关研究生的新闻事件证明,导师人品与科研实力并不相关,人品也比科研实力更为重要。
当科研团队是否对学生学术有指导、是否对学生人格侮辱、团队博士平均毕业年限、横向科研项目所占的比例、发放给学生的劳务报酬等信息透明可查,会让优秀善良的导师吸引到更多优秀的莘莘学子,也让优秀的学生能够避免踩雷,以至于抑郁甚至采取极端的方式。国外有个导师评价网,国内也有人在推动这项工作,但收效甚微。
06 信任坍塌也要勇敢前行
我写下这篇文章,并没有雄心和抱负去为现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分享自己的感受,讲述的其实是众多遇人不淑的研究生的故事。曾经我以为,自己的导师会考虑我面临的窘迫,为我的个人发展着想。不料导师想要的是,我为他那微薄的酬劳感恩戴德,继续将头埋在沙子里卖力气,与现状妥协并屈服。
朋友告诫我,研究生也需要有点风骨的,要整理证据,面对恶人须智斗。我也的确掌握导师骗取科研项目、违规花销经费以及学术不端的证据,但以这种方式相威胁获得的正义又有何意义?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饶毅对国内科研坏风气深恶痛绝。他说,“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某些人拉关系重要。”我人微言轻、能力有限,改变这个风气任重道远,又岂非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
在多少个寂静无声的黑夜,我躺在床上回想着读研的5年经历,多希望时间可以倒退、以前狂热而无知的读博决定能有所改变。最终,我知道自己必须摆脱掉负面情绪,勇敢面对眼下的困境。
新闻里报道,更多的方舱医院将逐步投入使用,更多的医护人员也将抵达武汉,在众人的努力下这场疫情终将结束。这几天,父母虽然继续劝我用忍让和勤奋去讨好导师,但似乎也能接受最坏的结果。去年投出去的论文在一次大修后,今天返回了小修的意见。我已不再恐惧、不再焦虑,在关注并祈祷疫情结束的同时,我也该正面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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