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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行业研习（hangyeyanxi），作者：吴明铮

4月初，由于疫情仍在家中学习的衡水十三中学生看到了这样一封“深情款款”的信：“疫情在家，也不能放松学习！高考只有一次，健康可以重来！我们一定加紧督促学生，衡水十三中绝不辜负各位家长的期望。”

又是一次对于“衡水模式”的热烈讨论。某论坛下有人愤怒留言：“让校长喝一瓶百草枯吧！看看到底是什么只有一次，什么可以重来。”亦有人开始煞有介事地分析为何天子脚下的河北高考却成为了地狱模式。不少“衡水模式”的拥护者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唇相讥。无论赞成或不赞成，“衡水”二字都在中国的当代的教育、高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全国各大学校争先效仿的对象，这是无可否认的。

而对其的或臧或否，最终都难免涉及“教育为了什么”这个最终价值问题。

1、本质·张力

“教育”一词是英语Education的对译，其来源是拉丁语Educo“引导、引出”，可见这一行为侧重于思维方法的引导，注重学生的自发性和主体性。而教育部对初高中教育则有“立德树人”的定位，次序优于让学生掌握特定的文化知识。可见，在原本的意义中，教育的本质和“衡水模式”这样的竞争是无关的，此外更应该尊重学生个体的情感、自发性。至此，反对“衡水”模式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是对教育本质的背离——学生不过是在为一场考试投入过多的、不必要的精力，只为了把其他人抛在后面。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没完没了的军备竞赛，真正又能获得多少思维能力、学科素养呢？

而赞成它的人则不看重他们真的能从高中的知识中获得什么，而是将考试看成世界给他的一次机会。高考也许是他们能遇到的最公平的一次与其他人同台竞技获得一块敲门砖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侧重于高考造成的阶层流动性。衡水可以——或许也只有衡水可以——让他们在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拼杀中抢到一块好一些的敲门砖。他们等着这块砖做许多许多的事，代价是会有的，然而和日后的收益相比不值一提。

由此我们发现，这场争论的核心词是“竞争”。即使是反对“衡水模式”的人也会承认，学校说出这样匪夷所思的话根本原因在于高考是一场选拔，是关系到学生前途而总量不足的“机会资本”，当然会引起竞争。对高中教育来说，正是“考个好分数”与“Educo”两个目标之间的张力引起了种种争论。“衡水模式”在这个两难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甚至不惜牺牲学生的健康乃至个人尊严，“Educo”在这种模式下变得毫无价值。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不过，不如让我们先看看其他的路，再来讨论它的好坏。

2、 “素质”·失语·另有原因？

笔者所在的广东常常在初高中学生的“比惨”中悄悄“退群”。不仅仅是因为广东省高考成绩、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算亮眼，也许更是因为广东学生确实不觉得自己有多“惨”。广东省几乎没有如河北衡水、湖南长郡雅礼一般力压群雄的“超级高中”，而是各个城市林立着许多中小规模的学校。他们通常只在本市范围内招生，全省竞争的情况较少。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大多执行严格的划区入学制度，而不是其他省份常见的通过考试竞争名校。学科竞赛也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难见“名校”学生扎堆学习奥赛的场景。 

首先以笔者所在的珠三角Z市一中为例，市一中为公立普通高中，实力长期全市第一，2018届约1300名毕业生中重本录取率近85%，录取清华、北大两校十余人。这并不是一所“贵族学校”——Z市初升高实行指标生制度，市一中70%的学位名额按学生人数分配予各初中，只有30%的名额按考试名次录取。而Z市也实行12年免费教育政策，所有公立小学、初中、高中一律不收学杂费。 

这也不是一所“衡水式”的学校——直至笔者毕业前，高一高二年级仍严格实行周末双休、节假日按法定假日放假。学校也有丰富的社团、学生会活动，每年举办“我是冠军”、“感动一中”两次大型社团表演晚会，有笔者所在的弦乐团、合唱团、舞蹈社等校方组织或完全由学生组织的活跃社团。笔者曾跟随弦乐团前往广东省内其他高中交流，发现这样的校园氛围并不鲜见。虽不见得都能举办这样多的学生活动，但竞争压力不如内陆省份大却是事实。 

如果说珠三角地区的高中已经达到了近乎“素质教育”的程度，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入学机会的公平，那么广东的另一面则是触目惊心的地域分化。2019年，广东省高考一本上线率仅为12.9%，居全国倒数第七，是东部沿海省份中最少的，而广东省共有近70万人参加高考，竞争不可谓不激烈。而常常被认为压力较大的河北省这一数据也有19.1%，居全国中等偏上位置。这种诡异的现象或可用广东各城市的重本率差异解释：较高的广深、佛山、珠海等地重本率达30%，接近北京上海水平；而较低的粤东西北地区仅有5%-6%，差异悬殊。 

这一数据和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相吻合的。因此，珠三角地区的“素质教育”可能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对全省的资源虹吸上的，那么这“素质教育”也一定程度是建立在非珠地区的失语上的。这也不算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可能尽管非珠三角地区竞争激烈，我们也无从知道。这简直太悲哀了——不仅在于珠三角的学校不愿正眼看他们，而且在于他们激烈竞争的结果竟然没有引起一点波澜——有经济的客观差距，珠三角地区的学校仍然是竞争中的优胜者。

也许有人会猜测：既然非珠地区竞争激烈，那么他们采用“衡水模式”来和搞“素质教育”的珠三角竞争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许多时候，“衡水模式”的诞生就被归因为河北省高考录取总名额相对总人口偏低。但是恰恰相反，“衡水模式”也没有在非珠三角地区的学校全面铺开，他们的校园氛围仍然是与珠三角地区的学校相仿，反而是广东省几所新晋的私立高中有了些许衡水的影子。为了获得一个好名声，新晋的私立学校往往要在高考先打几个漂亮仗才能获得优质的生源，这对他们至关重要。服务于高考的私立学校在广东并不普遍——广东原本林立的私立学校大多数服务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并不和高考生构成竞争。因此，我们可能有必要更改一个预设：“衡水模式”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因为竞争激烈。 

3、两种“内卷” 

“衡水模式”以这样一种刻板的面貌为世人所知：不尊重学生、牺牲健康、压力大……但抛弃这个以“模式”冠名的词汇，这是衡水中学生活的全貌吗？不仅许多毕业于衡水的学生不会赞同，去考察过的老师也不会认为将中学变成一个地狱就是获得高分的秘籍——这无疑是反人性、反常识的。笔者所在高中也组织过老师前往衡水中学考察，据班主任的转述，衡水的秘诀在于精确使用时间。他考察的衡水二中拥有一所自己的印刷厂，负责每天印制教师给学生编制的习题，保证不写无用之题。而学生每天生活中的一分一秒都已经被安排好，无需再想今天需要做哪一项任务——甚至包括休息、吃饭的时间。由此，学生就节省了许多本来会被“浪费”的时间：发呆、闲聊、以及“刷没有用的题”。

初看之下，这对一部分学生还算合适，至少效率是可以保证的。然而问题也出在效率上：每一所学校都在提升效率，压缩学生不必要的时间开支，但时间的压榨是存在极限的。随着时间的压缩程度慢慢逼近这个极限，它的边际效应就不断减小——如果刚开始每天多投入一小时下个月就能进步二十名，下下个月就只能进步十名，而再下个月就只能原地不动甚至退步了，因为全市、全省也许都开始每天多投入两小时了。此时，明清小农经济的场景就在高考中复制了一遍——精耕细作、投入劳力，产出却无法随着人口增加而相应增加——高考也发生了“内卷”式的恶性竞争。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上海，这个有充分理由和实力进行“素质教育”的大都市。只不过这里的竞争时间有所提前：孩子们从五六年级开始上奥数班，甚至有人已经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而其他的“兴趣班”（如果真的有人对它们有兴趣的话）也是一样不能落下，要充分利用周末的时间。这些都是小升初时进行择校的资本：只有进入了一年学费二三十万的私立初中，才有进入好高中的可能，如果这一步失败，则前途渺茫。在这里，内卷的对象既有时间也有金钱，范围也从一般的课业扩展到了诸多领域——只要他们是升学时考察的标准。在内卷这一点上，上海并不比衡水更高贵。

4、产业和异化 

对高中教育而言，在中国的现实下必然承载了两方面的功能：人才的培养手段、资源的分配依据。正如开头所言，这两个功能本身存在张力：把成绩作为更高一级教育资源的分配依据并不是由教育本身生发出的功能，（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根据其他的标准）只能说是一个不算坏也不算很好的方法，它一定程度上可能损害另一个功能的实现，导致低一级教育的异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考试培训班。 

衡水和广东的对比足以说明，“内卷式”的投入并不是人才培养所必须的（没有任何人能证明衡水毕业的学生和广东省高中毕业的学生在大学学术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也否定了这种恶性竞争仅由资源不足导致的说法。而广东内部、上海与衡水的对比则告诉我们，恶性竞争的强度、发生与否和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发育较好、社会出路较多的地方依然可能发生恶性竞争。

笔者倾向认为恶性竞争的发生可能与“教育产业化”有一定的联系，即学生的成绩是否直接作为学校的业绩与其发展直接挂钩。在这种逻辑下，学生作为学校的“产品”，学校必须将其保质保量地“生产出来”，以学费及声誉作为资本，扩大规模进行“再生产”。在教育相对产业化的上海（私立初中较多）和一些内陆省份（长沙：长郡、雅礼均成立了教育集团；衡水、毛坦厂的教育产业），产业化学校在崛起的过程中引导众人效仿，开始了本地的恶性竞争过程，并形成了一大批考试技巧登峰造极的“超级高中”。而广东地区教育产业化程度并不高：对于非珠地区，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往珠三角使其教学质量难以达到产业化的水平，而珠三角地区广泛推行12年免费教育政策，基本断绝了教育产业化的可能。 

要回答当今中国“教育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仅仅能说：应该在培养人才和资源分配两者中选取适当的平衡点。高高在上谈“素质教育”是不现实的，但附加功能对教育的异化同样值得警惕。在广东省的高中也逐渐出现产业化趋势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特例还能维持多久。但无论如何，异化和内卷都不过是资源分配功能的副产品而不是必然结果。高考作为指挥棒并不意味着全国都应该向衡水看齐，更不意味着衡水模式就是所有高中教育的结局。相反，衡水模式的盛行说明了该地区教育发展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应该避免、解决的。如果自愿不自愿“拼搏付出”的高三学生可以稍微歇一歇，可以分些时间给自己的爱好，哪怕是多睡一会觉，又何乐而不为？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吴明铮。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