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湖南高考理科第二名从北大退学，复读拿下理科第一名”的消息在网络上引起关注。据报道，今年的湖南高考理科第一名名叫杜青云，今年高考成绩的裸分为698分，有20分的加分，来自文郡洋沙湖中学，是一名复读生。2016年，杜青云曾以704分拿下湖南高考理科第二名，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大约大三时退学复读；至于其退学的原因，大家也不是很确定。

近年来，高分考生进入名校后退学复读的现象并不少见。最为引人瞩目的是2013年辽宁文科第一名刘丁宁被香港大学录取，并获得72万元全额奖学金，然而开学不久，刘丁宁选择退学，回家复读。刘丁宁表示，退学是因为对香港学习方式的不适应，以及追求更纯粹的国学。第二年，刘丁宁再次夺得辽宁省文科第一名，并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

高分（甚至“第一名”）考进大学之后再退学复读的学生，各有各的原因。他们复读之后继续拿“状元”、高分，令不少人“佩服”，也激励不少高分学生走这条路。从个体角度看，考上名校，因“不适应”、“不适合”而选择退学、复读，这些学生是有勇气的，甚至带有某种“励志”色彩。但是，从生涯发展规划角度看，这暴露出生涯教育的缺失；从高等学校招生、培养角度看，这反映出我国高校没有健全的学生退学、转学机制，仍旧把高考作为全日制高校的重要甚至唯一入口，这已经落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

减少这类现象，提高学生对学校、专业的满意度，我国基础教育应该重视对学生的生涯教育，同时，要改革招生、培养、管理制度，落实学校招生自主权，探索建立自由申请入学、自由申请转学制度。

湖南这名学生当年考进的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很多高分、“状元”学生的梦想。他在就读两年后，选择退学复读表明，他并不适合这一学校、这一专业，要么是自己对学校、专业不满意主动退学，要么学业成绩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被退学。而不管是何种原因，都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在考大学之前，他可能并没有想好要上什么大学、专业，只是“随大溜”，进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不喜欢，进而也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动力。

2013年的辽宁文科“状元”刘丁宁选择最初港大，也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父母、老师的选择。如果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和家庭重视对学生的生涯教育，让学生了解大学、专业，认识自我的个性、兴趣，鼓励、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个性、兴趣、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和专业，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减少。

最近，舆论很关注“江苏文科第一名”不能报考北大清华这一话题，抛开江苏的高考录取规则不谈，网友认为第一名就应该进北大、清华，是什么逻辑？北大、清华真适合他吗？很多人只看到学生在鲜花和掌声中进北大、清华，却没有看到他们进北大、清华学习的不如意、挣扎。舆论的这种论调，就是在对高分学生做选择大学和专业的规划，而选择进什么学校、专业，是学生的权利。在美国，一名SAT满分学生可能放弃哈佛，选择一所职业学院，学习烹饪，今后的理想是当大厨，没人会觉得这奇怪，如果在我国，这肯定会“炸锅”。

而大三时从北大、清华退学，如果要继续在国内读全日制高校，必须重回高考体系，复读、参加高考，这是由现行高考录取制度和大学学籍管理制度决定的。这一操作，在舆论看来是公平、合理的。然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继续坚持这种招生、培养、管理模式，必然影响整体的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只要退学，如不参加高考，就不能继续在国内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会让学生选择退学以及大学淘汰不合格学生均顾虑重重。大学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从严要求学生，提高淘汰率，以我国所有高校淘汰率10%计算，每届学生就有几十万上百万被退学。可能做到吗？

发达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是通过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在招生时，由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提高彼此的满意度；在培养过程中，还有进一步的双向选择，在美国，甚至把新生留校率（就读一年后有多少学生选择继续留下来读书）作为评价大学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学生退学后（主动或者被动），可以用当年入学成绩、大学学业成绩，再申请进入其他大学、专业。不需要重回高中复读，参加统一测试，报考学校，一切“从头再来”。因此，不能把高分复读就视为正常，要反思这背后的原因，推进基础教育的生涯教育，以及深化考试招生与培养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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