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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国研究生在学人数仅为629人，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突破300万。70多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生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基本实现立足国内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踏上了由大到强的新征程。

在研究生教育大踏步发展的今天，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了大家关心的重要议题。

博士四年制已成国内高校主流学制

就在前不久，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会议，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延长博士生基本学制成为此次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大亮点。

其实四年博士学制并非中传首创，在此之前，国内已有诸多高校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相继开始了延长博士学制的探索。目前，在我国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共有29所高校实行四年博士学制，7所高校实行3-4年弹性学制，博士四年学制已成国内高校主流学制。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建设急需人才，我国博士生教育肩负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历史使命，教育部规定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为2-3年。

虽然培养出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时的人才空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大，我国研究生培养重心开始转移，更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1986 年底，博士学制放宽至3年。

步入21世纪后，我国博士生教育基本已实现依靠自身力量、持续稳定地培养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对研究生培养质量也有了更高要求。教育部放权，允许培养单位根据博士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对博士生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化、灵活性处理。

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博士学制改革呈现出不断延长的趋势。学制改革的背后，是对研究生培养规律的尊重。

图|1978年，研究生制度正式恢复。

延长博士学制，真的能缓解延毕率吗？

各大高校对四年博士学制青睐有加的背后，是居高不下博士延毕率在“作怪”。

厦门大学在官方文件《关于将我校博士生学制由三年延长为四年的说明》中直言：“我校博士生准时毕业率偏低，按时毕业率不到40%，学制改革势在必行。”

无独有偶，不少高校在学制改革前也面临着博士生准时毕业率低的难题。上海某高校2004年接受媒体收集时透露，该校博士生能在3年内毕业的仅为10％，近九成学生延毕。事实证明，三年的学习时间已明显不适合博士生培养，延长学制将成为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博士生延毕情况严重，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未达到毕业要求可能是最大原因。论文是证明博士生科研水平的重要科研成果，不少高校都对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的SCI或EI论文的数量和级别有要求，这是进入学位答辩程序前的必要前提。

没有量化的学术产出要求，就容易滋生学术腐败，但对发表论文数量要求太多、发表期刊要求太高却有可能矫枉过正。如广东某高校，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间要达到“四个至少”：至少有一篇英文论文发表、至少一篇论文被三大索引收录、至少一篇论文署名第一作者、至少一篇论文以该校在校博士生身份。

还有高校规定，理工科博士生必须有一篇论文被SCI或EI收录，博士扩招后，僧多粥少，在版面有限的指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的竞争压力更大，难度也更大，严重阻碍了博士生们的毕业进程。

科研是一项慢工出细活、耗时间的事，三年的时间就想博士生们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真的不太够。明面上整3年的博士时间里有近1年的课程学习时间，真正专心用于科研的时间其实只有一两年。且投入并不一定就有成果回报，尤其理工科博士生科研任务重、实验要求高，但科学研究结果不确定性强，一旦实验预期达不到效果就有可能因此延毕。 

延长学制后，学生能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科研训练、搜集材料和撰写学位论文，学习及科研心态放稳，才更有可能发表优质文章，就业时也能拥有更多优势。

延长博士学制治标不治本

延长博士学制是缓解延毕率的一剂救急猛药，但必须明白的是，学制调整并不能直接改善延毕情况。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关键，还得从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和考核标准入手。

对比中美两国的研究生培养情况就会发现，美国博士生的培养周期并不比中国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博士按照RTD统计（注：从正式开始研究生学习到获得博士学位的实际学习时间）的修业年限中位数为5.8年，人文科学学科博士生按照RTD统计的修业年限中位数高达7.1年。

同样是延期毕业，中美博士生们的心境却截然不同。美国的博士生们可以“说走就走”，而国内博士即便有着65%的延毕率也一定要“死磕到底”，不拿到博士学位誓不回头。

为保障教育质量与水平，美国制定了严格的博士生筛选和淘汰制度。美国博士生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前2年进行大量课程学习，旨在加大知识深度与广度。此阶段结束时有中期筛选考试，通过者才能进入论文阶段，未通过者将失去研究生培养资格。

严格的筛选和淘汰机制导致美国博士生流失率一直居高不下，较大比例的学生在读博早期就选择主动退出。这一淘汰机制虽然残酷，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生水平和质量，避免博士生们耗费了昂贵的时间成本，却在读博的最后阶段才发现自己不适合科研，及时止损。

“离开”也并不意味着“读博”之路就此终止，而是此路不通的变通之选。由于北美高校的研究生采取“贯通式”培养，即本科毕业生就可直接申请博士，那些“中途离场”的博士可以在本校收获硕士的补偿学位，如果还想继续读博，完全可以凭借之前的经历转学申请重新读博，这些保障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学生读博时的心理压力，学习及科研心态也比较从容。

博士生分流淘汰制度作为博士生质量保障的一项重要举措，早于21世纪初便引起我国高校的重视，但政策引入后却明显水土不服，出现了“学生不愿退，学校不敢清”的局面。

尽管近年来，高校清退博士生的消息已不算新鲜，但国内高校所淘汰的博士研究生多为未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的学生，而并非在培养过程中不合格的学生，寄希望于以末尾淘汰的制度来提高研究生质量，只能是本末倒置。

没有必要保证所有的博士生都顺利毕业，要知道，博士生的培养资源是稀缺的，尤其近10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幅度增长，高校的办学师资、教育经费明显紧张起来。

质量始终是研究生培养的唯一落脚点，“严进严出”应是高校管理的常态，这既是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基础，也是大学严谨治学的应行之义。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探索

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到“给予人才更多科研自主时间”，学制改革的背后，是对研究生培养规律的尊重。

但要想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如果只是简单地延长学习年限，治标不治本，要给予研究生更多科研时间、更妥善的后勤保障条件、更科学的筛选和考核机制，让他们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到科研生活中。

关于博士生的培养，我们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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