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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个观点，多鲸资本创始合伙人葛文伟提到，K12 文化课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它只创造企业价值和个人价值，让很多教育企业家成为全球富豪。“个人价值上，谁学的快，谁交的钱多，谁就可以上清华北大”。但社会价值贡献寥寥。他认为，当教育大脑能够成为公立学校标配，个性化需求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就不需要校外辅导了。

我觉得这个结论前提是教育大脑的配置需要体系和政策等全方面的支持。但我不讨论这个，我只是对前半部分的结论感兴趣，就是K12文化课有没有创造社会价值。我不做判断，先讲我看过、听过以及经历过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我以前好像看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在哪里看的，如果是我记忆错乱，还请见谅。大意是从福建移民到美国的一户普通人家，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孩子要在培训班上英语课。而这户人家进入美国的资金，基本是从宗亲里凑来的，家族希望他们在美落地生根，实现阶级跃升，再适时反哺。而英语似乎成了实现这一梦想的基础之一。这就使得培训班的存在具备了某种链接的意义。

我听的第二个故事是，有一次我在猎云网的大会上，听到一位私募基金的董事说，自己看朋友圈刷到，“北京市海淀区（某校）初三的毕业班上课的时候有一半学生没来，妈妈们带着出去补课了，而且是兼职补课，一个月2万块钱，全职补课一个月5万块钱，名师补课，一个月10万块钱”，我没找他查证，不知道这一半的学生都是怎样的学习成绩、怎样的家庭经济条件，但一个班级如果有一半学生不来上课了，这意味着什么？

第三个故事是，我堂弟花五万报了高三复读的培训班，考上了福建一个二本院校，并且拿了奖学金，有了一些活动的机会，潜能渐渐被挖掘出来。而在此之前，他在莆田一所高中内就读，为一直上不去的成绩发愁。他跟我抱怨过宿舍的环境，身边同学的状态，老师的教学以及自己力不从心的无奈，他开始对学习失去耐心。

高考之前，他原本希望能够考上大学就不错，但最终未能如意。综合考虑之后，他打算再奋斗一年 ,但环境要换一下。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挂靠本市一所高中复读，另一个则是省会一家号称借鉴了衡中模式的全日制培训机构。堂弟选择后者，是因为我在2017年收集过这个机构的学生，对偏僻和封闭的安静环境有所了解。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也相信了机构的宣传，或者可以说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你不得不信它。

但后面一年中的经历则应证了很多培训机构常见的问题。差异化合同、老师频繁更换、部分师资水平成问题、学习环境不及预期等。食堂的伙食也被家长集体挤兑过，经过一番反映和博弈后，学校改善了一些食谱，加强了部分监督措施。

比较煎熬的是心理。堂弟刚结识的福州的朋友家境殷实，家长嘘寒问暖也触动了堂弟。赴外地就读，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来处理，学习稍有不顺，情绪自然就有。叔叔告诉我，堂弟跟他打了电话，有点委屈。叔叔安慰了他，他平常在海面谋生，知道自己关心不到孩子。但他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或者某种程度上，他错过了一个上大学以及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

在他初中毕业时，成绩达到了当时重点高中的录取线，但他没有读书的念头。他说，因为那时家里穷，他想着帮衬家里人，减轻家里负担。彼时家里也没有人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视野仅限于岛内。虽然有人也提到了要让他去读书，但最终并未成行。他希望自己没读大学的这个遗憾不要在下一代流传。他在电话里为家庭忙于谋生疏于关照而表达了歉意。

一度，堂弟也提出要回老家挂靠高中就读，但一番挣扎后，我们没有答应，因为中途更换环境不可知的因素太多。我跟堂弟做了交流，随着逐渐适应，他开始渐渐接受现在的环境。结识了能在学习上给他帮助的异地学生，也认识了一些好的老师。而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在环境中适应设定目标并一步步实现的节奏，一分一分地拿，并策略性放弃一些题目。

日积月累，进步结果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他的高考分数比原先的多出80-90分。这打破了当初他母亲反对他复读的“枷锁”——“即使进步分数也相差不大，学校也不好选”。成绩出来的一刻，他打电话通知我开心地哭了出来，我当时在地铁上，我说没事的，恭喜你，你努力应得的。现在回过头，他也很难说清楚，以往在本地读书，自己是不够自律，还是身边的环境影响太大，还是学习方法的问题，亦或是各自兼而有之。

如今想来，我堂弟的这个结果很耐人寻味。你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哪些因素在发生作用，但你不会简单地得出培训机构是否有价值的结论。但因为结果还不错，我最后连剩余的几百的押金都没去拿。我觉得值了，他爸爸也觉得，这五万花得值，因为他敲开了大学的门，且堂弟的进步也肉眼可见。在他爸爸看来，因为堂弟的升学，家里有了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即便没有，也有可能改善家庭条件，最不济自己过去的遗憾补上了。他为他儿子感到高兴，虽然他也不知道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各个环节在发生怎样的作用，以及堂弟对机构的评价到底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