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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教投研(ID:zhongjiaotouyan),作者:张燕
当下幼儿教育特别是家园关系面临的一些不信任的现象,与恶性事件的放大效应叠加,以及不适宜政策的推波助澜,致使社会恐慌加剧,家园对立矛盾升级。本文探寻了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及症结,对走出家园关系的困境加以思考:幼教要回归人,回到真实和正常;教育系统各安其分、恪尽职守练内功。同时,本文呈现了面向流动儿童的四环游戏小组的非正规教育经验,尝试从中对家园关系异化的破解提供启示:“小的是美好的”;保教儿童与引导家长同步一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地取材、能者为师;真实的实践现场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
关键词:家园关系信任危机四环游戏小组非正规教育
2017年发生的虐童事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但媒体的过度反应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持续至今---排查师德、幼教机构安装摄像头作为标配、家长24小时监控、幼儿园配备园监等等。这次事件使社会对幼儿教育产生了很大质疑,伴随着对孩子安全担忧的升级,家园之间的信任关系陷入困境。
一家园关系不信任的现象及其结果
虐童事件终究是极端特殊个例,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遍的家园关系是怎样的?
(一)家园关系的现状
日常教育中常常会看到一些不良的家园关系。
有教师把家长分为两大类别:“有事儿的家长”和“没事儿的家长”,前者没事找事,或是自找麻烦无事生非,不断难为老师;后者则无论怎样都不关心、不参与任何园所活动,即使自己孩子有什么问题需要和老师沟通,也完全不予理会等。
十多年前,由于出现过事故,为安全防范,把社会问题的“板子”打在幼儿教育身上,将个例当作普遍,要求统一采取措施,幼儿园大门关闭,家长不可以随便进入。如此因噎废食、封闭办教育,不仅家园双方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增加,也致使师范生在实习中无法接触到家长,缺失了重要的家长工作部分的实践。然而,不少教师的反映却是“太好了!家长不会来找事儿了”。
21世纪之初,就有园所安装视频,鼓吹所谓将“高科技引入”幼教,同时打出广告:家长可以“24小时质量监控”,大造声势,吸引眼球和生源。一些专业刊物或专家未能预见到这些行为所带来的问题,反而美其名曰“视频监控”成为“半个园长”。盲目引入高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表面上看似乎透明公开,实际上园所与教师间相互失去信任,园所及教师将家长也推向了矛盾对立面,同时孩子的个人信息和权益也面临着被泄露的危险。
有家长反映生活中孩子之间不可避免的小小争执、意外伤害等,园方及教师未担起责任主动沟通、化解问题,而是埋怨导致矛盾升级,或是将“皮球”踢给家长,导致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关于如何对待“熊孩子”的话题,有时,园长的对策令人惊讶,不是引导教师面对社会现实、接受挑战、提升自己,而是让家长带孩子去看医生(认为“熊孩子”系出自多动症、自闭症等病态),由此引发不满是必然的。
近二十年来,笔者走访了很多的公办园与民办园,两者的家园关系主要是在谁是“上帝”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理解:公办园大多是门难进、脸难看,抑或是来去自愿,园所运转用不着操心;民办园基本与之相反,更多地要看家长脸色,或者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想方设法地让对方认同、掏钱购买服务。
近日,有家长撰文《女儿读过的幼儿园之民办园与公立园》,评价二者各有利弊,认为民办园管理相对混乱,但重视家长工作,公办园则反之。在公办示范园,“老师的话就是命令,小朋友都是流水线作业,个体很难得到尊重”。结论是无论公办、民办,最重要的还是看老师,而这方面主要靠运气。笔者曾探访一所胡同中的体制内名园,了解到他们的招生对象中,来自周围平民家的孩子只是象征性地占一两个名额,而优质资源大多为关系子弟及“条子生”所享有,还有一部分源自同类园所或学校即内部人之间相互给予好处。
(二)相关政策的作用
面对问题,相关政策大多简单化禁止,或是防范、回避,或用“头痛医头”等方式做出回应,相当被动、尴尬,可谓“仅有招架之力,而毫无回手之功”。例如,因孩子出游发生意外,则不由分说就一纸禁令取消出游。
整治学前教育,不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而是以“小学化”之名,简单化、一刀切地取消学前班。近年,数次政策三令五申禁止幼儿教育“小学化”,但几乎无效,甚至出现了幼儿园大班“空巢”现象,家长不买账,孩子纷纷退园去了学前班,而幼儿园因动力不足未能做出努力留住孩子,反过来怨市场。
据了解,近年民办的社会培训机构,如巨人学校的学前班生源呈直线上升。由于“幼升小”的焦虑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即使在北京不少孩子早在半年甚至一年前就离开幼儿园,为上小学做准备。有的幼儿园大班家长称,班上孩子八成去了学前班,家长宁愿为此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
以改革为名,一方面推出“优质园”“名园办分园”等功利性措施,将家长排斥在外,将幼儿教育等同于幼儿园教育,忽视家庭教育和家长责任。所谓优质教育或“优质园”的提法,更是取消家长作为教育者的责任,弱化其育儿信心,把孩子教育全部托付于幼儿园及其教师,幼儿园家长工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家园关系及亲师关系因认识上的误区而存在偏差(如不平等、相互对立),家园互动呈现单向的方式;教师对家庭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缺乏做家长工作及与家长建立积极有效人际关系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政策、举措替家长做主,取消选择,对市场化背景下应需而生的面向弱势人群(如流动儿童)的自办园,以行政指令方式封杀,并污名化为“山寨园”。
教育部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完善中小学幼儿园管理制度,于2012年3月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各地为贯彻《意见》,层层发放通知,要求组织学习、制定组建方案并上报材料。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就制定了家长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内容,此次再次提出意见是针对现实中的问题调整家园关系等,遗憾的是,行政指令的颁发仅仅流于形式。
一旦出现问题或发生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行政系统则立刻掀起运动式排查以及监控的一轮轮升级,紧急灭火,角色十分尴尬。由于未能够意识和研究问题的症结,往往应对措施失当。
(三)家园关系问题加剧社会信任危机
其实,对孩子的安全以及背后的家园关系在平日里就一直潜藏着不信任的迹象,与恶性事件的放大效应叠加,以及不适宜政策的推波助澜,造成的结果是:育儿综合焦虑征无限放大,全社会恐慌加剧;家园对立矛盾升级,整个社会出现信任危机;幼儿教育远离正常和真实,常识坍塌,教育生态遭到破坏。最终是恶性循环,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其中,没有谁是赢家,而孩子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当我们处在恐惧中时,孩子就成了我们的受害对象”。
二家园关系问题的症结分析
(一)幼教恐慌和信任危机是全社会的共谋
当下幼儿教育严重异化,全社会育儿焦虑恐慌加剧,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对此,笔者谈一些个人看法。
可以认为,幼教恐慌和信任危机是家长、幼儿园教师、教育行政部门等造成的,各个方面人人不自觉地成为推动者。家长尽管文化程度有很大提升,但“输不起”的心态加剧了恐慌。
其实,每个人都对教育不满意,认为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却又都在如同“陀螺”一样惯性旋转的同时,牢骚满腹,传播戾气。政府机构承担办优质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担,不允许出事故或差错,这与常识相悖。行政系统在加班加点研制管控办法的同时也在抱怨,压力递增且层层加码,下边的基层园所和教师又当如何?一旦人人自危,而又人人自保,真实的问题反而被忽略了。不正常的成为正常,普通人深受其害,最无辜的受害者是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孩子。
(二)教育系统自身的问题
必须承认,应试教育体制存在自身的问题,加之某些专家对社会的种种误导,例如,将幼儿园教育性功能不适当地放大而无视家庭作用等理论,同时又疏于发挥教育对家长与社会应有的正面影响和引导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系统一直在规范幼儿教育、提升质量方面下大气力,客观地说,这的确促进了幼儿教育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对教师、园所进行评优定级,注重硬件设施,要求“优质教育”的比例,标榜“幼儿教育专业化”等,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功利化的政绩导向和权力的烦扰,致使园所和老师将精力用于应付上级指令,更多关注形式上的东西,而无暇关注身边的孩子,更谈不上内涵发展。“自上而下”发展和单一评价标准也致使教育严重“同质化”,缺乏活力和动力,这对家长和社会公众也造成了误导。
曾有幼教学者观摩评价托幼机构,认为其“没有消毒”,所以不够专业,令人哭笑不得。幼儿教育以育人为中心,它是融于生活的,是综合的社会实践。过度强调专业化,其实质是在推动教育的工业化,一方面标准化、精细化、无菌化等“高大上”的词语花样翻新、新闻迭出;另一方面现实中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的发展规律、违背儿童天性的现象大量存在。教育行政不断加码的监管,其实是推卸责任的表现,反而推波助澜、恶性循环,问题几乎无解:不安全感-恐慌-不信任-社会信任危机-层层加码传递压力---不安全感升级。
幼儿教育从来就不是处于真空之中的,幼教在大发展的十多年来,创造了辉煌业绩,特别是在追求指标和数据上,伴随着市场和政绩两方面的驱动,加之整个社会的喧嚣和功利、物质技术的至上,而这其中唯独缺失了“人”!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人不见了”,必然是舍本求末的。幼儿教育缺失了“人”,忘记了教育是为了人、依靠人这一根本,因而“劣币驱逐良币”,幼儿教育在逆向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被社会恐慌所推动裹挟,被“输不起”的家长牵着走,完全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和影响社会公众的教育主导作用。
三走出困局的思考
人为制造的困境、困局应由人自己来破解,人们至少应尝试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改变。
(一)幼教要回归人,回到真实和正常
夏山学校创办者尼尔认为,“教育要让孩子免于恐惧”,这也是他创办夏山学校的初衷。如今,整个社会恐慌焦虑,表明教育生态已然不正常了!幼儿教育这十多年走得太快了,是时候停下来,等一等灵魂了!
叶圣陶早在八十年前就曾告诫,“教育是农业”,需要尊重生命本身的成长规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面对自然现象要有敬畏之心。当下的问题是过于“人为”功利,用工业化的方式办教育,想当然地认为一声号令就可以“短平快”地兴办优质教育,因而强调竞争、攀比、典型复制,同时又自我设限,这种不自由导致独立分析判断能力的丧失,人人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卷入汹涌奔腾的大潮,如同上了一列飞奔的高铁,停不下来,进而又人为地制造了危机恐慌,且愈演愈烈。
教育如同农业,是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种子发芽生长的条件,做教育要以儿童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营造免于恐惧恐慌的成长环境。教育如同农业,需要个别化地照料养护,尊重差异,因地制宜,有什么条件做什么事,而不是一刀切。时间因素不可忽略,要关注季节、节令,等待花开,而非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真实的教育生活、生长不能脱离“泥土”,“精细无菌”反而不利于机体自身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增强,同时真实生活中必然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乃至风险,因此,不可能万无一失、一蹴而就。
当下最迫切的是需要回归平常心,要正本清源、返璞归真,让教育回到正常和真实。托幼机构作为专业幼教的形式,应当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受益、得到成长。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机构的“家庭化”和“微型化”,如英国、美国和瑞士等国家出现大量的“日托中心”“日托之家”等类似于家庭的教养儿童的合适场所。①园所要与家长双向互动、形成合力,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携手做真教育、生活化的教育。
(二)教育系统各安其分、恪尽职守练内功
应当认识到,教育当下的问题积重难返,不可能有药到病除的招数。尽管如此,教育系统各方面人员还是要做些什么,将危机作为转机和对自己的挑战,在思考什么是正常的幼儿教育前提下,注重“练内功”,最大限度付出努力,改变不正常的教育状态,让社会恢复对教育的信任。各个层级包括行政人员和教育者各安其分,而非越权、为所欲为,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尽本分、有所作为、负起应负的责任。
1、教育行政的职能并非包打天下,而是创造适宜有益的环境、条件,强化服务
一段时间以来,教育行政多以改革旗手自诩,或是站在真理和道德的制高点,以权威身份发号施令,“政绩至上”,不去直面和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问题与假象。当下迫切需要走出“全能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强制管控的工作方式,将职能转变为: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强化服务。幼儿教育发展不是要“高大上”,而是需要建立合理可行的基本原则或规范。关键是要把握住权力的边界,尊重基层的自主权,放权于民。力戒以“政治正确”的大棒对基层施加压力和制造烦扰,要意识到“高手在民间”,注重对话沟通,坚持群众路线,多调查研究,汲取民间智慧。
2、园所和教师要注重“练内功”,以真诚沟通赢得信任
幼儿园及其教师要回归本位尽本分,持续“练内功”,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关注人上、关注每个幼小稚嫩的生命上,注重日常,下慢功夫,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以其最大利益为首来考虑,让教育适应孩子。明确幼教工作是对孩子、家长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而非向上级负责。家长是教育的主体,是教育的合作伙伴,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和教师的后备军。要用心做教育,注重参与、实践反思,在实实在在的日子中探寻幼儿教育的意义,以行动去探索真正好的教育的可能。
与家长的关系中,幼儿园及其教师不宜居高临下,而应以平等身份去真诚地沟通、体谅和设身处地,主动引导,增强理解,相互学习,赢得共识,发挥幼教专业机构和教师应有的主导作用,化消极为积极,进而与社区开放融合,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将每一分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教育共同体,发挥教育的合力。
四来自四环游戏小组的启示
北京的“四环游戏小组”是面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举办的民间学前教育机构,①致力于探索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的民间道路,为构建和谐社会付出一己之力。
游戏小组的命名,意在强调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方式,同时意味着这是通过社会互助方式实施的一种非正规教育形式。以“四环”胡同即社区名称命名,有利于增强相关当事人及社区公众的认同感和参与的积极性。
四环游戏小组的宗旨和定位,是使其成为孩子游戏和健康成长的乐园,成为家长学习、分享教育经验和家长社会互助的场所,成为大学生志愿者学以致用、回报社会和行动研究的基地。四环游戏小组,如今已经走过14年的历程,显示了这种小规模、非正规的办园形式是可行的和有生命力的,对于正规幼儿园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小的是美好的”
四环游戏小组是应农民工家庭涌入城市而出现的学龄前子女的托幼服务需求而生,最初是零起步,没有经费和物质基础,机构人员就地取材、能者为师,基于库姆斯在《世界教育之危机》中倡导的非正规教育理念而创办起来的,它如同一颗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落,落地生根。
教育是“生命”的事业,其面对的是一个个幼小稚嫩的生命和真实具体的儿童,需要耐心和细心,精心呵护,注重细节;面对生命现象要讲究“小而精”,注重个别差异和针对性的教育。只有小的、家庭式微型化的幼儿园,才有可能关注每一个个体,发现和尊重孩子的不同特点,实施因人而异的养育照料。游戏小组十多年来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什么是适合流动儿童的教育,教育内容和途径强调针对性、灵活性、乡土性和形式的综合化。
“小的是美好的”。十多年办学经历验证了好的教育并非以规模取胜,也不宜过分注重物质技术,而是要真正把人当一回事,以孩子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保持人性和人际的情感温度。
(二)保教儿童与引导家长同步、一体
四环非正规教育模式的关键就在于实施“以参与者为中心”的教育:教育儿童与引导家长同步一体,尤以后者为重:对流动儿童实施针对性的教育,扬长补短,呵护其自然天性;与此同时,激发家长的育儿信心,把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
幼儿教育并不等同于幼儿园教育,如果取消家长教育者的责任,家长不能参与到教育过程之中,就不可能有所谓优质教育或“优质园”。实践证明了其实存在好的幼儿教育,存在具有有效家园关系的探索案例,四环游戏小组的故事是一部从田野中生长出的、出自亲身经历的“活”的学前教育学,其秉持的理念对当下家园关系困境的破解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学前教育最初的源头是在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相对于教育机构,其对孩子的影响更大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四环游戏小组把家长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提供多种方式拉动家长参与教育,创新了家长工作的方式和途径,如让家长轮流排班担当“爸爸老师、妈妈老师”,来辅助志愿者老师;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召开家长会,动员家长参与到机构的管理中;开展家长读书会和自制玩教具活动……家长通过参与其中,以及与研究者和其他家长的交流讨论,逐步转变了育儿观念和教养方式,教育主体意识和育儿信心被唤起,使学前教育回归本源,让孩子真正地健康成长。
家长们在参与中学习,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通过育儿互助解决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即因育儿结成教育共同体,成为游戏小组的主人。
游戏小组社区非正规教育是通过大学生志愿者和农民工家长的平等互动,激发家长的主体意识,自下而上地发挥民间内生力量(而非官方或专家赐予),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办学道路。
(三)非正规教育对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启示
学前教育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的模式。因地制宜,适合当地环境条件及需求的教育、适合孩子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
四环非正规教育模式14年来取得成功、得到认同,这表明,幼儿教育具有多重可能性,农村幼儿教育不宜照搬城市,而是应有不一样的风景。“四环”十余年来非正规教育的经验对农村幼儿教育的启示可以用3组词加以概括。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非正规教育作为社区教育具有地域性,供与需紧密联系,能够灵活而有针对性地发展适合需求的教育。
就地取材,能者为师:非正规教育是根据当地环境和条件,因地制宜兴办的,成本低而效益高。守望相助,共生共建:非正规教育具有开放性、与社区紧密融合以及共同参与性等特点。依托于社区的非正规学前教育,其发展有益于实现教育与社区生活的双向互动和促进。
非正规幼儿教育是大教育范畴下的概念,是把发展教育的条件、形式与其目的效果统一起来考虑,符合教育的生态效应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非正规教育的兴办主体多元,有益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既可以吸纳专业教师和社区人员就业,也可吸引家长和社会公众关注、支持和参与幼儿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儿童优先”意识,普及科学育儿观念和方式。
(四)真实的实践现场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
不是具有专业学历或证书的就是合格教师,真实的实践现场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幼儿园要成为教师道德人格、专业成长的基地,而不仅仅是孩子成长的乐园。
教育是立于行的智慧,所谓知易行难。教育工作者包括行政人员、教师,以及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和孩子的家长---都需要提升主体意识,做到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最重要的是拒绝功利,好的教育是一场修行:基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即研究学前教育的真问题,坚持“人是万物的尺度”,立足实践现场修行。
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尽管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并未出现根本改变,然而我们毕竟进入了开放的时代,还是有一些空间能够做一点事情。如果每个个体都不放弃每一步的微小行动,就能够汇聚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
结语:回归安静生活,做真教育
罗素说过,所谓幸福生活,必然是指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教育要充满生命活力,必然要求教育者恪守本分和具有定力,回归安静生活,做自己,要对生命、对孩子、对教育多一分敬畏和谦卑,少一点自以为是;多一些建设性行动,少一点苟且抱怨;多一些纯粹,少一点功利得失。从当下做起,做真教育---“心心相印的活动”(陶行知语),让幼儿教育自然质朴而有温度,重建社会信任和正常的教育生态。
成人快乐了,孩子才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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