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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洪蔚琳，编辑：金赫

为了追热点，陈冬冬还有很多课要补，但不是学术基础，而是“学术词汇”——“就是以学术界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说一件大家本来都明白的问题。”为此他看了不少论文，挑出其中“比较时髦”的词汇，储备了下来。2020年12月中旬，教育部印发《意见》，要破除高校文科研究评价中“唯论文”的不良导向。对于一些青年学者来说，他们盼着这个文件，期待环境可以变得更友好。

“学术文章现在都接近新闻了”

青年教师王梅梅感到心灰意冷，她发现自己和其他六名学者一起陷入“人工智能”。那是在六年前，她写了篇分析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论文，学术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接着听到现场有一半学者做了同主题的报告，角度很相似，连选的电影也一样。坐在会场，她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听到大家谈得这么像，不管我谈得怎么样，我这个题目变得很可笑。”

王梅梅在一所985高校做电影研究，那次会议后，她决心从此写论文轻易不再碰人工智能。四五年后，她去另一所学校做交流，问那里的几位老师，你们最近在做什么研究？对方回答：我们正在研究人工智能。

最近五六年，人工智能是国内文科学术界的热点。我们访问了十几位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青年学者，其中一半人说起自己学科的热点曾是人工智能。法学的老师在研究人工智能，文化研究的热点也是人工智能，一位哲学系的老师发现不少同行原本没这方面背景，为了赶上热点发文章，也在努力靠近人工智能。

微信上，一位老师发来三篇论文，它们以专题形式出现在同一本顶级期刊上，主题都是算法对劳动的影响，观点和前人做过的经典研究一样，相当于“不用研究也能得到的结论。”

王梅梅反思这件事，她觉得热点本身不荒诞，毕竟“学术的意义就是和当下对话”。但荒诞的是，很多人只是为了“蹭热点”。

热点在文科学术圈变得越来越吃香，有老师将形势概括为“即使你的研究再有价值再重要，也不如一篇标题里有热点词汇的论文好发表”。“人工智能”只是冰山一角，大政方针、流行文化、重大事件或一个新概念，都可能成为热点。为了完成论文的发表指标，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入追热点的浪潮，一位学者向我们感慨，“学术文章现在都接近新闻了。”

不同于一般论文追求“提出新问题，论述新思想”，“为追而追”的热点论文拼的是速度，一位老师给其中一种起名“媒体摘编”，指的是全文都靠摘录媒体报道、汇总资料；另一种叫“一次性论文”，是指追事件类的热点，由于内容太表面，一个月后就没有价值了。

期刊编辑们对热点最敏感。他们每个月要接收大量投稿，有时也会按热点筛选论文。一位编辑解释这是一场“数字游戏”：期刊排名要看论文引用率，最好多发热点文章增加引用量，同时少发非热门研究以减少总数量。

曝光度也很重要，另一位编辑举了个例子：《流浪地球》火的时候，发相关文章就能出圈，对期刊品牌好，“就像我参加party要戴很多珠宝，别人会觉得她很厉害，她能追时髦。”

《流浪地球》主题展

青年学者李响的习惯是在知乎上和学术圈的网友探讨发论文的各种门道。去年冬天，他们学校请来了十几位核心期刊的编辑，指导老师们怎么发论文，她抱着期待去参加了。

会场上，她听到了十几个复读机似的答案：所有的编辑都强调“前沿性”。一位编辑举例说明，比如人工智能就是最近的热点方向……另一位编辑迅速打断了他：我觉得人工智能已经走入尾声了，大家要有灵敏的嗅觉，预判可能有什么前沿的话题，判断出来就赶紧写。

陈冬冬正在做这项“预判”的工作，思考明年能追的热点是什么。他的专业是外国文学，三年前进高校时，他本打算长期关注海外文学的发展，同时也看看中国文学。“现在发现不可能，没时间关注，关注这些都让你无法快速出成果。”

国内只有三本外国文学领域的期刊，包含所有语种，他苦于靠纯文学太难被选中。直到有一次，他抱着猎奇的心态，借一个时事热点写了篇中国某部爱国主义作品中的X国形象，贴近生活，但内容不深，“唯一的贡献是用文学的方式梳理了那些材料，做了注脚。”

他没想到，这篇论文刊发后还被另一本期刊转载，一家外国杂志也申请刊登，“一稿三吃”，小圈子里出了名，好几所学校请他去演讲。

去年冬天，在一场聚集了各高校各语系老师的学术会议上，他做完报告，评议人向在场的老师们发出倡议：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大家还可以做这一块的B国形象、C国形象……

“这是我听到最掉价的评语了。”陈冬冬说着忍不住笑了。不过那天在现场，他还是跟着接话：希望更多人一起从事这个研究工作，这是个富矿，可以继续挖掘，继续发表。

“我们好像菜市场买菜的”

如果早入职十年，或者等到十年后当上了副教授，陈冬冬想象自己的选择或许会很不同，但现在正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发不到足够数量的论文，他就会在六年之后、临近35岁的那一年被迫离开这所学校，重新面对就业市场。

像陈冬冬这样的青年教师所面临的是这样一项制度：新入职的老师不再有编制，只签三年或六年的预聘合同，到期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晋升副教授，否则就只能离开。这项起源于北美的终身教职制，在国内叫做“非升即走”，最近十年，全国39所985高校中至少已有34所施行了这项新的考核制度。

高风险伴随着高薪酬：老师们的月收入从老体制下的几千元提高到一两万，一位Top2高校老师的税后收入加上公积金，共计三万四。

但压力也明显提高了，对比美国顶尖高校教师每年只发一篇论文的平均状况，不少学校给出了三年发表五篇核心期刊论文的指标。没人知道每年的留校名额有多少，一所南方高校仅一个学院就在短短几年内新招了40多人，至今只有两位成功“上岸”。

陈冬冬觉得，不确定性造成的激烈竞争可能正是学校想看到的，因为每位老师的产出都会算入学校的成果。“就像加尔文教徒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得救，只有拼命赚钱才能得到上帝的垂青”，他也只有拼命发论文，以换取校学术委员会的垂青。

看似单一的数字指标被细分出不同的方向，引导着老师们不断切换自己的研究轨道。一位老师聊起这些时桌上正堆着四摞外文书，每写一篇论文都要先长期围绕一个问题完成海量的阅读，可是他不断听到校方的新说法：这个月强调中文期刊的发表，下个月变成国际期刊更重要，再下个月又说要看代表作……他本打算慢工出细活，每年发两篇论文，看到今年超过三分之一的淘汰率后，计划变成了每月都要写一篇。

发表在不同期刊上的论文得分也不一样，一些学校的计分标准在不断收紧。一位老师本硕博都毕业于国内某Top2高校，师出名门，原本对自己的产出很自信，如今却发现自己跑不过文章“贬值”的速度了。四年前学校开始给期刊划分ABC类，到今年这个标准又调了两次。去年她投稿的期刊还算4分，今年发表时只剩1分了。“突然间我们跟菜市场买菜似的，我拿着10块钱，昨天还能买一斤，今天发现只能买半斤了！”

她不再考虑论文有多大学术价值，写完就立刻去投稿。每本刊对应多少分，这些数字她全记住了。对着那张计分表，她投完A类投B类，投完B类投C类。

拒稿很常见，等待反馈的周期也无比漫长。一位老师的同一篇论文两年里被拒了四五次；另一位老师按照学校要求投国际期刊，八个月后收到了初审意见，修改再投后，期刊不接受，他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投稿流程了。

陈竹做质化研究，需要在田野调查里长期沉浸，从开题到发表，一篇论文就要花两年。不久她又遭遇了个人生活的重大变故，多重的困境让她陷入抑郁，“在那个阶段很想去死”。

她总结这套规则对人的要求，就是要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人为建构的指标游戏中：你最好是单身、男性、不会生病、家里不会出事、情绪稳定、工作效率高，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都很难跟上这场赛跑。她身边很少有女同事敢在升到副教授前生孩子，为了留出时间完成指标，生育往往被推迟到35岁后。

她认识一位同行，那人每天6点起床，给自己做了很多张表：年计划表、月计划表、周计划表、日程表……就连一天里的每个小时都有规划，严格据此执行。她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未来胜出者的画像。

但评判一项文科研究的标准毕竟是主观的，以至于努力也不足以带来安全感了。学术圈论坛“小木虫”上的基金申请版常年被“散金帖”刷屏：申请到国家级课题也是一项硬指标，并部分决定着未来论文写作的方向，但每年的入选率不到20%，于是总有老师发论坛币申请祈福或还愿，回帖就能得到一枚金币，寓意沾了喜气。一条题为“四战青基终获胜，散金8888祝贺！！！”的帖子得到了2084个回复。

迷茫痛苦的日子里，陈竹向一位朋友倾诉，对方推荐她去找一个唐山的算命先生，电话400块一次，据说特别灵。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他告诉她，眼下她还要经历很长的低谷期，不过一年之后就会有转机了。放下电话，她感到安慰，就在心里想着再熬过一年，一切都会变好。

“诗和远方的路费都很贵”

那次发表大获成功后，陈冬冬转向了热门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会有意识地去复制成功。”他没接受过这方面的学术训练，但很快发现这并不重要。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另一位老师这样向我们总结：“打磨文章指的是外观要看起来很专业，细挖里面是空的，其实关系不大的。”

陈冬冬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课要补，但不是学术基础，而是“学术词汇”——“就是以学术界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说一件大家本来都明白的问题。”为此他看了不少论文，挑出其中“比较时髦”的词汇，储备了下来。

陈竹觉得在当下的环境里，看重个人跃升的老师很容易慢慢滑向“论文的麦当劳化”。生产快餐有不少方法可循，比如把一篇好论文拆成很多篇“水文”，实现材料价值最大化；或者把前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再验证一遍，类似记者“稿子有了，找收集对象做工具人，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这些都能缩短周期，有助于在热点竞赛中胜出，但也同样要费不少心血。

一位老师觉得“没有人脉才需要追热点”：很多期刊编辑直接收到的熟人投稿已经超过版面需要，不会再看投稿系统，部分期刊甚至和部分老师“混同一个圈子”，发表自然更简单。

为了搭建人脉，Ann早在读博时就学会了充分利用学术会议开展社交。她如今人在海外，自称因种种经历对学术圈“理想幻灭”，便放弃了应聘教职的轨道。但在那之前，为了增加发表量，她积极去开会，坐在靠前的位置，找人搭讪时，从圈内八卦慢慢过渡到学术话题，用这个办法发表了七八篇文章。

一次在会场上，她当场加了30多个人的微信。重要人物出现了，她在手机上快速搜索对方发过的论文，记下标题就过去问好：“您的xxx文章我看完真是醍醐灌顶，我在xxx发表的论文就引用了。”

送礼示好也很重要。一位自嘲人脉不广的老师说有同行去哪儿开会都带个箱子装礼物，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不少同事都收到过，她没有，“因为我毫无价值”。另一位老师调侃自己“没做好”，举例什么才叫“做得好”：有同行记下所有大佬的生日，到日子就送个蛋糕。

学术会议上的青年学者

对于那些不擅长社交的老师来说，参加学术会议是一种折磨。周传雨自称性格内向，很少去开会，可是线上的社交还得应付——期刊都有几百人的微信群，哪位大佬获了奖，群里就点赞刷屏几十页。他心想自己不认识对方，也没看过人家的研究，跟着点赞太虚伪了。但过几分钟，他又担心起来，那位大佬会不会发现自己没点赞？

他再也不想进这种群了，“会觉得成为自己讨厌的那个人。”但很快，他意识到在一个衍生出隐性规则的环境里，“坚持自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投稿给一家核心期刊，编辑要求他必须引用自家期刊发表过的文章，他拒绝了，那篇论文就真的没能发表。

“论文发表权”甚至成了一门生意。Ann两年前因为投稿结识了一位期刊的财务，不久后发现对方正在收购博士生写的论文，再卖给有需要的老师。每隔几天，他都会在朋友圈发一条长长的广告，抬头写明期刊名字、发刊时间，下面列着十多个论文题目，每条都有几个关键词被打了码。

一些论文中介还会四处搜集老师们的通讯录，再打电话介绍业务。一位自称“王编辑”的中介常常在朋友圈单独发一张图片，是白底上印着一句广告词，诱导老师们来消费：

“我会等你，但市场不会等你，再等只会花更多的钱做同样的事。”

“晋升的是你，辉煌的也是你，钱并没有消失，只是换种方式存在，甚至带来更多的钱。”

“星辰和大海都需要门票，诗和远方的路费都很贵。”

失落的标准

陈冬冬知道自己的学者使命，他原本也不是为了参与这个游戏才走上学术道路的。他知道一篇好论文的标准，是“要从在历史上始终发挥作用的因素去解释现象”，他关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想把文学如何介入社会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读本科时，他曾经在经济和文学之间徘徊过，最后还是投身文学研究，他相信“一个人如果读过文学，即使在冷酷的、经济计算的环境下也能保持同理心，社会进步是靠同理心推动的。”但现在，他更清楚的是，如果无法快速出成果，就很难在学术的评价体系中存活。

青年学者路星早在上大三时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想好了。他在县城长大，从初中开始5点起床上自习，晚上9点才回家，绕着应试运转的学校像个“考试工厂”。直到高中，他遇到了一位历史老师，课堂上从此不再只有教科书，还会涉及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那位老师告诉路星，到了大学才能真正地学习历史和政治，才能知道中学学习的局限性。

上了大学，路星读了人文社科专业，他开始疯狂听课和读书，搜寻各个学科的导论读物。为了旁听西方社会思想史，他翘了专业课又从教室后门偷偷溜了进去，那节课讲马克斯·韦伯，老师写了整整一黑板的板书来拆解那些概念和思想，现在他还记得字刻在黑板上的样子，就是那天，他打算“一辈子就要干这个。”

后来读研读博，他一直把韦伯的《以学术为业》当作自己内心的标准。那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年轻学者的生涯是一场赌博。直到真正进入学术界，他亲眼见证了“有人只是靠学术吃饭”。他们为期刊划分等级，用发表平台来衡量论文质量。有的同行忙着灌水追热点，他看着他们一天天“浪费生命”，感慨“一个人能用来好好做学问的时间本来就只有三十来年”。

几年前，他的项目申请通过了，同行群里有人@他发贺词，接着几十位老师复制粘贴，排队恭喜。他知道在很多学校，项目是职称晋升的必需品，一时很不高兴，在群里发：我把研究做好了，大家恭喜也罢了，我只是交了几千字的申请书，还没研究出什么东西，有什么好恭喜的？群里没人接话。

这两年，他开始减少这样直白的表达，为此常常克制自己。他渐渐理解了很多人把学术看成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但却还是不想成为“很多人”，过去六年，他一直被相对纯粹的小环境影响着：带他入门的老师、院系几十年遗留的传统，至今还在抵抗那种浮躁的潮流。

一次系里开会，领导提到学科评估和论文、项目指标，一位老教授提到了两位已故前辈的名字，问大家：如果他们还在，就在这个现场，他们会怎么讲？他们的口头禅是50岁之前不要写文章，你没有资格写文章。

路星庆幸系里还守着传统：学者不在乎发多少论文，拿多少项目，沉下心来写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学科有贡献才是毕生的追求。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两位前辈生活在今天，可能也无法适应这个评价系统。

入职五年了，周传雨投稿时仍然会纠结。他相信真正的好文章，四年才能写一篇。读博的时候，身边的学者会花很多时间在细节上：标点、字号、一张图用实线还是虚线、哪种颜色，还要考虑打印出来效果怎么样。导师总是对他讲，你要好好改，以后这东西就跟着你一辈子了，你要问自己，以后好不好意思拿出去给人家看。

现在他想起这话，却没有办法。他要花几年磨一篇好文章，就必须接受自己的其他很多作品不完美，指标压力下能用来打磨的时间太少了。

2017年夏天，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Cody曾做过一项研究，题目是北大教师如何应对聘任制改革。结束访谈后，他发现老师们内心的学术原则和他们的行动有时是相反的。

北大从2014年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并规定2017年后，老体制下的教师要想晋升，必须申请加入新的评价体系。面对这个新方案，一位人文专业的老师用词很激烈：

“这套规则失败得越快越好，越惨越好。”

“我绝对不愿意做出改变。”

访谈到了最后，Cody问这位老师：您未来有什么打算？

老师平静了下来，说他会做出必要的妥协，申请加入新体制，以便升为正教授。“如果60岁还是副教授，你都不敢去开会。”

他又为自己的选择做了补充：“等我当上了教授，就写文章批评这个系统。”

选择的自由

五个月前，路星没能通过学校的筛选，被迫离开了。

这在本就不大的学术圈里迅速成了一个符号：不同院系、甚至不同学校的老师都在和我们的接触中提到了路星，说他是位正派、优秀的学者，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公，并把这看作系统里存在逆向淘汰的警告。

路星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能通过评审，学校没有给出正式的解释。真正的同行评议和院系的评价结果都是好的，但到了学校这一层，他不知道评审们投票时内心的标准是什么。

只是在回溯过去六年的工作时，会发现他的很多做法违反了“规则”：他不追求论文数量和发表的刊物，而是用十年写完了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他没有投入精力在国际发表，认为自己的工作首先要服务于西学的知识积累，并围绕自己的问题关切制定研究计划。

因为害怕被淘汰，一些老师打算先留下来再安心做学术。但路星觉得，等拿到稳定教职，老师们已过了35岁，如果结婚生子，家庭会挤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扎实研究的能力一旦荒废几年，就很难再捡回来了。

陈冬冬还是想争取留下来，他已经接受那个“投身文学”的想法不可能完全实现了。他不避讳自己决定做学术时的想法本就是复杂的，大学时他在一家研究机构实习，筹办文化活动时，他感受到调度资源去办成一件事的快乐。对于一个青年男性来说，他体会到了对于权力的“一点兴趣”。

但现在他慢慢转移了自己的价值寄托，“现在学术理想是次要的，教育理想是主要的。”他一周要开三门课，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教学上，上课让他感到充实，也是他最珍惜的学术交流，“除了学生，我不相信我的论文还能找到这么认真的读者。”

他喜欢在课上讲一些旁逸斜出的知识和思想。基础课上，他也会讲一些自己认为很重要的思想史内容，和那些为追热点写出的“一次性论文”不一样，他觉得自己没有在上“一次性课程”。

大一的学生还保持着好奇心，有时候，一些好奇的问题还挺浪漫的。有学生在晚上发给他一首诗，说自己被里面的句子打动了，问其中一个意象是想表达什么，自己理解得对不对。

北大开学典礼

过去三周，我们接触的十几位老师里，一些人的心态变化和陈冬冬很像。一位老师说他最认同的自我定位早已不再是学者，而是一名老师。

但路星依然坚持自己要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上第一流的学者。拿到不再续聘的结果后，他花了一周的时间消化情绪，闭门不出，瘦了五斤，重新思考坚持这条道路是否值得。他还想过入职互联网公司，那至少能早日财富自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但最后，是对过往近二十年学术生涯的回溯让他下了决心，“还是想把自己一生托付给这个学科。”

一周后，他接到了另一所985大学的工作邀请。

有了稳定的教职，路星觉得自己比过去更自由了，可以安心做一些长线的研究。如果重来一次，他设想自己可能也不会改变什么。“一个人宁愿冒着走的风险，也选择按自己的方式度过这六年，我觉得这个力量要比制度的力量大。”

他把工作地点从办公室搬回家，为了避免自我封闭，他比从前更在意扩展社交、发展爱好。他平时爱刷抖音和快手，中国的每个省、海外几个重要国家的网红用户，他分别挑了一些长期关注；上半年，他还收集了很多网络热点的讨论。他要求自己一直保持对社会和时代的感知，这些都对自己持续地做研究有帮助。

离开一所学校的结果，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他一再强调不要写抨击学校的话，“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年轻的人文学者的成长，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他补充了一个最终说服自己留在学术界的原因：得知不再续聘的结果后，他收到了大量同事的关心，一位德高望重、平日里和他交集不多的老师甚至为此找到了学校，希望能帮他留下来。这些支持都没有换来任何结果，可是这些让他相信，过去六年，他做的是对的，还是有人相信着同一种价值，还可以一起相互支持着走下去。

他从前的办公室外有两棵银杏树，每到了秋天，一棵先黄一些，另一棵后黄一些，每年的10月31日，他都会发一条朋友圈：办公室外有两棵树，一棵是银杏，另一棵也是银杏。他曾经以为可以永远坚持这件小事，直到60岁都这么发下去。今年的10月31日，他收到了前同事的一条微信，那是两棵树的照片：今年你不在了，我拍了两张，希望你能看得到。

◦文中提到的青年教师均为化名。图片源于视觉中国。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作者洪蔚琳，编辑金赫。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