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末堆 李婷 李梓毅 siyi 大卫 李海颜 子航 12月31日 报道

2020年终于要过去了。

对于教育行业来说，2020注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从线下停课还是明星机构暴雷；在线教育头部机构们的海量投放与巨额融资，整个行业在困难与变化中度过了这一年。

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芥末堆想把视角重新放回与教育相关的人们身上。在外界环境正在剧烈变化的当下，每个人的切身感知则更为珍贵。

前柚子练琴教师，“下海”做UP主

B站UP主“一锅头”| 前柚子练琴教师 

2020，是“一锅头”成为全职小提琴陪练老师的第一年，可能也是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他成为一名B站UP主的第一年。

毕业于西部一所985院校的音乐专业，“一锅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艺考生做培训， 也从此开启了在教培机构的摸爬滚打之路。去年4月，他入驻在线陪练平台“柚子练琴”，半年后，他决定成为全职陪练老师。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11节课。”2020年1月，“一锅头”迎来了全年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从早上一睁眼开始上课，到深夜才能结束。

转折发生在一瞬间，“3月27号之前，我每天都在上课，日子周而复始地过去。3月27号那天我爸爸出了车祸，现在咱们都是独生子，家里面有一个人出现问题的话，所有的事情全都停掉了。”他说道。

暂停的除了正在进行的工作，还有正在筹划的新事业。“一锅头”原本计划着要在B站做个UP主，给对音乐感兴趣的人科普乐理知识。9月17日，待父亲的情况逐渐稳定后，他的第一条视频正式在B站上线。

“录这个视频实在是太坎坷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敢对着镜头说出来话了！”

原本计划一周更新一条视频，实际上， “一锅头”差不多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他最新的一条视频，是为了告诉家长和学生，他所在的“柚子练琴”倒闭了。

这条12月3日发出的“线上教育也开始面临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他制作时间最短的一条，从搜集家长投诉到录制出片，距离柚子练琴宣布破产仅仅过去了三天。

疫情过后，让像“一锅头”一样的“90后”音乐教师有了更多的顾虑和危机感。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他开始存钱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发什么样的事情。”

“现在的男孩子更想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比如我在一个学校里面当老师，虽然收入很少，但是给以后的妻子、孩子都会有一个交代。”

但全职做陪练教师的一年，还是给“一锅头”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体验。过去他的学生都在线下，只能了解到他所在的城市和周边城市的情况，线上教学还是给了他更多和外界接触的机会，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2020的话会是什么？”芥末堆最后问了他一个问题。

“可能是‘惋惜’。”

“从培训机构到私立学校，我终于有了双休”

储咩咩｜某私立学校英语教师

周日晚上九点，储咩咩刚结束晚自习值班回到了教师宿舍。这样的下班时间和半年前差不多，但对于她来说已经轻松了很多。

来自山西的储咩咩现在是当地一所私立小学的英语老师和副班主任。在此之前，她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了三年老师。去年年底，她向公司提出了离职，“身体受不了了。”

“基本上就跟个小陀螺似的，在单位里面也没有时间玩手机，走路都是带风的那种。”由于从事的是校外培训工作，储咩咩的工作时间有些特殊：在过去三年中，她每周的工作日都是从周二开始，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半；周三至周五上午休息，下午两点开始上班到晚上八点半下班；周日仍是早八晚八。

“只有周六全天和周三、四、五上午可以休息，但其实那三个早上我都用来睡觉了，也感觉不到快乐。”

尽管这份工作占用了她大部分时间，但在她看来，热爱可以填补很多辛苦和遗憾。也正因为对公司、同事和这份工作的喜爱，储咩咩在机构里干了三年，她也一直认为，机构帮助她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但快节奏和高强度的工作也给储咩咩的身体带来了些许影响。大学四年只发烧过一次的她在工作之后平均一年发烧两次。在培训机构，每一位老师的课程表都排得很紧凑，一旦生病请假也就意味着需要其他老师帮忙代课。“其实很过意不去，每次请假之前都在心里做斗争，但扛不下去还是得请假，一请假又得对接各种工作，我不喜欢这样。”

“工作了两年半以后，我觉得留给自己和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了。我的生活80%、85%都在工作，所以当时我就下了决心，我说不行，就算我再舍不得公司和小朋友，我还是得为自己考虑。”

今年9月份，储咩咩成为一所私立学校的英语老师兼副班主任。“唯一的变化就是自己的时间多了，而且享受到双休了，我觉得很爽。”

她说到，在培训机构，老师的每节课都有一定的任务量，需要教小朋友很多东西，但学校的教学一般是按一个学期来规定要学多少知识点，因此老师只要学期内把教学任务完成了就可以，中间调配空间比较大。

现在，储咩咩每周有五个工作日，平常除了上课之外，她也需要在办公室坐班或批改作业，“但不会跟之前像陀螺一样了。”除了需要监督晚自习的两天得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四十，其他时候还能拥有晚上的休息时间。

“现在跟我朋友的作息也一样的，以前他们下班我才开始工作，经常跟朋友约不上。”

 大年初四，一场“教育历险记”

张肖磊|秦学教育副总裁、班课负责人

2020年大年初四，秦学教育副总裁、班课负责人张肖磊拉着行李箱从河北石家庄来到陕西西安，疫情让他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年初，张肖磊才刚结束在北京的教育投资工作来到陕西接手秦学教育下沉市场的班课业务。而就在一周前，他才刚从陕西回到石家庄过年。

从石家庄出发的当日，国内新冠肺炎的新增确诊病例为1459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5974例，人数已经超过非典。抵达西安的那天，天上还下着蒙蒙的细雨，街上空无一人，让他隐约觉得有种电影《生化危机》的感觉，“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临了一样，不断传来可怕的消息，新增人数在不断增长。”

由于疫情原因，公司处于封锁状态。张肖磊拉着行李箱就直奔助理家中，他来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协助秦学教育将线下课程转至线上，确保已缴费的学生能够顺利上课。

筹备工作持续了一周，张肖磊至今仍然记得，由于当时手写板处于断货状态，秦学的董事长王秦军将家里的一个手写板都拿出来了，“我就拿着手写板，跟特务接头似的，把老师约到一个地方，将手写板交给了她。”

而令他最难忘的是下沉市场的班课组建过程。虽然35岁的他已经有了9年的教学经历和4年做教育投资的经历，但疫情的不确定性，还是让他觉得“恐慌”。今年放假还是不放假？允不允许开暑假班？放多少天的假？这一切都成为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错过了暑假，对于K12来说就只能等明年了。”

“但幸运的是这个暑假，陕西放了足足有40多天，暑假课外班允许授课”，张肖磊说，虽然这个暑假比正常的要短，只开了3期班，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开4～5期班，但他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

能够顺利开班无疑是幸运的，但要做好下沉市场的班课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如何招来学生且让特价班的家长学费，成为了一大难题。

在北京做过班课的张肖磊觉得首先应该提高教学质量，他给老师们做师训，为了让老师更好的备课，禁止老师的跨年级、跨校区代课，同时还对公司内部人员架构进行了调整，但他发现虽然教学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家长们却并不买单。

因为下沉市场的家长并不会去听课，“家长感受不到教学好或者不好，家长就看结果，孩子成绩好就续费，同时帮忙推广机构，但结果不好就不会续费。”张肖磊说，但问题是短短10天的暑期班很难让家长直接看到教学效果，“10天时间是没有办法让学生从年级倒数第一变成清华北大的苗子的。”

在此种情况下，他选择在暑假班开课前，建立家校联系群，每周三次对学生进行辅导，同时学生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进行解答，每2天给家长反馈一次孩子的情况。

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暑期班的特价课是99元，但第6天开家长会时很多家长直接交了2000多元的秋季班正价课费用，而在张肖磊看来，“对于任何机构来说，从特价班转成正价班都是最难的一道坎”，尤其是在下沉市场家长对于价格都很敏感的情况下。

回归2020年，张肖磊说道：“做了几年教育投资，想看一下更广阔的世界。现在又回到了教育行业，想做一些更新的东西出来。” 

 一线教师起伏的2020：从被误解到恢复初心

李凯利 |重庆沙坪坝区红糟房小学语文老师

李凯利从未想到，自己的2020年会开始得如此灰头土脸。

2019年离开学校办公室主任的岗位后，李凯利返回一线教师岗，希望将心力重新投入堂和学生。开学后，李凯利也经营着个人公众号，并坚持更新班级日志，带领着全班同学参加全国性读书活动等。

但在2019年的12月，这些本以为可以得到赞赏的付出却在一场网络争吵中被炸得粉碎。在李凯利的班级里，一位学生长期存在行为异常，对同学和班级造成严重影响后，她和学生家长交涉，本以为达成协商共识，但之后却被学生兄长在班级群内横加指责。

李凯利有点心灰意冷，甚至有点后悔辞去了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她质问校长，语中带着怨气，“你是不是对我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心生不满，分班的时候故意把他分到我班上的？！户籍和房屋都不属于招生范围，明显肢体残疾和智力残疾，为什么要把他招进来给老师添堵？！”

2020年1月，李凯利原本想利用这段时间修整一下，没想到传说中最短的寒假，因为“疫情”的影响变成了最长的假期。

“多余的话我一句也不想说，多余的事我一件也不想做，备课上课改作业。在网上疯狂地转载着网课期间老师的吐槽时，我竟然觉得欣慰，我只需做好一个语文老师该做的事情。” 李凯利说道。

“我无需去面对学生之间的矛盾，无需去持续扮演班级的侦查员和法官，也不用因为学生之间的矛盾问题去和某些不讲理的家长对话，更不需要承担过多的与教学无关的繁杂工作——网课真好，我如是想。”

4月，她自费报名参加了名师讲座，并遇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在和他们的对话和交流中，鼓起勇气重新开始经营个人微信公众号。“成为好老师这个目标和他人无关和家长无关。如果因为不讲理不懂事的家长的非难，我就失落了自己的初心黯淡了自己的良知，这将是我此生最大的损失。”

5月复学，当站在讲台上看到久未谋面的学生时，她才感知到线下的课堂对孩子多么重要。“有些孩子因为家长复工带走手机上不到网课，有些孩子因为家长舍不得花流量费看直播也上不到网课”。

李凯利告诉芥末堆，很多孩子则因为上网课养成不好的习惯，坐姿不端、小动作很多、视力下降还老嚼东西，而学生书写水平和朗读水平都不及一年级期末的时候。

网课，看似最公平的线上教育，却因为家庭的众多原因导致学生享受不到应有的教育。李凯利只能静下心来认真教。7月份期末的时候，孩子们有了显著的进步，甚至比一年级上期还好一些。

值得一提，5月中旬上述学生家长送来孩子的残疾证，但没有多说什么。不过，只要李凯利反映了该学生在校的问题，家长还是会有所关注，“不像上次那样全部排斥。我想，比起上学期，该家长的观念一定也在慢慢发生转变”。

五次雅思之后，我报名考了研

阿今 |留学受阻转而考研的2020届毕业生

12月27日，走出研究生考场的阿今并没有如释重负之感，和朋友吃了晚饭，结束了这一次考研。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考研是“没有什么路可以走”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如果一切如常，今年7月份毕业的他将在下半年成为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为了这个留学机会，阿今从2018年开始准备雅思，前后考了5次，并最终选择了伯明翰。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随后出现全球蔓延之势，英国更是成了“重灾区”。阿今开始观望，直到6、7月份，他向学校提交了defer（延迟）申请书，但至今仍未收到确切答复。

“需要给自己找退路了。”出国留学的计划被打乱，对就业还带有诸多迷茫，对升学深造仍抱有向往，9月份，阿今决定加入考研大军。日常早上七点多起床，八点到图书馆，一直学到晚上九点多闭馆音乐响起，回到宿舍继续看书，一点前入睡。为了提神，有时他还会抽上一支烟。

相较还没毕业的学弟学妹和3、4月份就进入备考状态的人，阿今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恶性循环的消极情绪困扰。“学不完、考不上”的焦虑时常让他心态不稳，非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以及同辈压力加剧着这种负面情绪。

阿今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和懊悔，懊悔自己没调整好状态备考、本科期间虚度光阴。 “11月总是失眠，这种情绪一直困扰着我，一闭上眼就开始想这件事。”

一直到11月底、12月初，焦虑到了最高点，阿今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那几天，阿今没有学习也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那几天抽(烟)得挺凶的。” 但正因为那几天学不下，阿今有了时间去思考。“后来我发现，懊悔就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原谅过去的自己，但不要原谅现在的自己。”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该逃避备考带来的痛苦，尽管这时全力以赴已经意义不大，但对自己而言，这也是一种修炼。想通了之后，阿今不再有弃考的念头，重新咬咬牙开始了这场“无望的战役”。

考研前一周，阿今还和父母去了一趟普陀寺。他知道，这一年来，虽然父母不曾说过什么，但仍能察觉到他们为了不给自己带来压力或情绪波动的小心翼翼。“高考时也这样，所以他们这种状态我很熟悉。”

12月26、27日，阿今最终还是走进了考场，还碰上了好几个原本也准备出国留学的高中同学。“虽然考研肯定是失败的，整个2020也过得一塌糊涂，但通过这一段黑暗的时期，我在心态上有所调整和领悟，还是有所收获的——甚至以人生的尺度而言，是意义非凡的。”

“学校里的创意不该被砸成碎片”

 周馨｜景德镇大鱼瓷活工作室主理人

2020年的最后几天，“板车小公主”周馨都会守在直播间，卖新出窑的瓷器，和大家聊天。30号晚上突然断电，电脑故障，周馨拿出了摆摊时打光的小台灯，笑呵呵地说：“今天翻车啦。”

周馨是美术生，平面、空间和室内设计在她看来有些大众化。“想做个性化的尝试”是她高考时选择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初衷，“因为手艺听起来就很有趣。”可后来她发现，即使陶瓷充满创意，在学校里做的东西也会受限。于是，周馨就和朋友们在校外做了工作室，取名大鱼瓷活。

工作室成立之初，周馨和朋友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创业项目，只是想有一种方式能够呈现出自己脑海里的设想， “改变”发生在一天摆摊结束之后。今年5月17日，周馨在抖音发了第一条短视频。

那天拉去摆摊的作品体积很大，虽然疫情初有好转，集市的人流量还是很小，“摊主比游客还多呢。”那天周馨一件作品也没卖出去，在集市街头等车的她看着怀里的作品拍了一条短视频，只想吐吐槽。

她没想到的是，这条视频的点赞量超过了2.5万次。“本来没想过要拍延续的视频，那之后我就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让大家了解‘在景德镇陶瓷大学上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板车小公主”就是周馨的粉丝给她起的昵称，她的创业思路也同时被打开了。

直播一次卖出的作品数量是摆摊很多次都达不到的，慢慢地周馨发现大鱼瓷活的作品产能是明显不够。和老师沟通之后，她觉得直播也是一种线上的展览，也开始推荐更多同学的作品。“我们更多的是讲述一个作品的创作灵感和历程，就像面对面的交流，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有人情味儿的东西。”

“创造出来了新的东西，下一步该教给谁？”周馨和伙伴们开始接触艺术培训，在工作室里加入了艺术游学。“经历了受教育之后再想要传达的时候，我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功课或者努力？”

在做陶艺培训时，周馨发现成人的目的感会比较强。“要么回去开陶吧，或者是大城市的中小学老师需要完成非遗的教学任务而来我们这里学习。他们在短期内要有一个成果，后来才会慢慢的进入一个专业体系。”小朋友们则会通过艺术研学的项目从全国各地来到景德镇，体验传统手艺，或者去做实地调查。

由于疫情，工作室今年的培训明显减少。“不过也可以反观这个是以后的必然趋势”，周馨和伙伴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设计一些详细的视频课程，“学好理论知识再去上手，会有很大提升的。所以说互联网对于这种实践性的教育，或者说手艺来说，影响是还待开发的。”

“我很期待中国教育的变化”

渡边直子|长居北京的日本妈妈

渡边直子的一天，从清晨六点开始。

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她，另一个身份是两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的母亲。17岁的大女儿现在在日本读高中，她和丈夫一起在北京生活，照顾13岁的小儿子。

如果儿子在家吃早餐的话，六点五十要出门上课；去学校吃早餐的话，要更早一点，差不多六点半就要出门，初中生的时间表一向精准。

白天的时间是属于渡边自己的，上午的安排一般是居家办公，下午的选择更多样，化个妆好好打扮一下，出门和朋友聊聊天，或者是找个咖啡馆继续工作。下午五、六点，儿子放学，她也回家准备晚饭，然后一家人分别完成自己的作业和工作。

但在2020年上半年，这样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了。

“我看着他天天在家里也闷，然后他也不高兴了，整天玩游戏抱着iPad，我对他这个行为也不高兴……”渡边说道。

母子俩突然有了大段大段的共处时间。疫情期间，家长们抱怨的“家有神兽”，渡边也并不能感同身受，13岁的男孩不需要家长时时照看，也不喜欢家长跟在身边，她试着理解他的情绪。

和北京151万中小学生一样，网课一度是连接家庭与学校的唯一场景。比起学习成果，渡边觉得，每周固定地和老师同学在线上上课，给了孩子们在家学习的氛围和框架。她担心的是，手机和电脑对孩子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同时又觉得“很多大人都控制不了的事，孩子控制不了是太自然的一件事”。

控制不了的事，就顺其自然好了。她形容自己和丈夫是非典型的家长，“我想尊重孩子独立人格的发展，我不觉得他是我的一部分，也不是我的成就，我想让他自己健康的发展自己的性格、人格。”她说，“所以当然学习好是最好的事，但是这并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渡边来说，2020的关键词或许是“期待”。这两年来，中国教育理念的发展带给了渡边很多惊喜。尽管还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比起大女儿上学的时候，“没有质量的作业”变得越来越少了，重视劳动、重视人格，这些变化让她非常期待。

（文中部分收集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