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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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环节有三：招生、培养以及答辩，这三个环节除了离不开学生的主观努力，导师的守责把关也是重中之重。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博士生导师已经达到11.5万人。但事实上，在担任博导职责这件事儿上，高校教师的“权利”实在是有限。就整体情况而言，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导师的角色以“被动”为常态，在夹缝中求生存。

博导，听起来光鲜亮丽，但其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博士生。

经费不足，博导也是“打工人”

在同样的评价体系内，一个科研成绩突出的老师相较于一个潜心教学的老师，前者无论是在职称晋升，还是在各种奖项的评定中，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作为科研项目的牵头人和直接参与者，身兼硕导、博导的教授们精力相对有限，权衡取舍下往往忽视了教学任务。

这种情况其实也与教学活动的“效益”甚微不无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公开的课时费等人员费用发放标准中，教授：不超过150元/课时；副教授：不超过100元/课时；其他人员：不超过80元/课时。

图源：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为了让导师回归课堂，只能从政策上动员。中南大学从2012起，严格执行“本科生教学工作一票否决制”，被称为史上最严“讲台令”。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出台政策，使“教”由传授变为传授+指导；使“学”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实现教学相长。

然而制度的规定，不如从根源上解决教学的软肋——调整评价机制以及出台奖励措施。浙江大学2011年起设立“心平奖教金”，其中杰出教学贡献奖为获奖的一线教师每人奖励100万元人民币；武汉大学也设立了“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用于奖励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

必须承认的是，课时标准、奖励措施在数量上仍是“杯水车薪”，与动辄百万级的科研项目经费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教学工作相较于科研、项目上的付出，不过是“雪上加霜”，毕竟申请项目经费本身就绝非易事。

此前，我国博士招生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少数优秀教授才可担任博导，并且以国务院名义任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而现在，我国大学的博、硕士点不断增加，但课题经费的发放，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分配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完善方面都存在问题。据调查，大学中至少超过50%的在职博导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

在有些学校，还实行博士津贴由博导提供的方案，加上外出开会、调研、发文章的版面费，基本都从博导的科研经费中开支。因此，很多博导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项目、申请课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经费保障博士出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让学生能顺利毕业，博导需要带领研究生不断地做实验、出结果、发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就曾呼吁：“导师有权向管理部门追问博士生的培养经费，要求公开其全部去向，以便大幅度地增加博士生培养经费的下拨比重，避免不合理的层层折扣。”

学生不靠谱，导师要“背锅”

这年头，博导招博士就像“拆盲盒”，多多少少有看走眼的时候。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导师对学生原本抱有学术上的期待，但学生则把读博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这种思想上的距离并不能产生美。

指导论文“死脑细胞”

虽然现在很多高校中，论文发表不再作为博士生的硬性指标，但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士就终究避免不了要与论文打交道。

“90后梗王”袁隆平曾表示“不带博士生了”，并因此登上热搜榜。“论文修改起来麻烦得很”“死脑细胞的”，这些应该是大多博士生导师共同诟病的。

图源：央视《面对面》

当主持人问袁老：“在这个团队中，您就是个大家长，您下面都是精英，好不好管啊？”袁老的反应也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

图源：央视《面对面》

博士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基本要件，选题、资料与论证则是决定论文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资料是基础，选题是关键，论证是保障，三者都不能含糊。对于博士生论文选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与论证的展开、导师都有义不容辞的指导之责。

但导师，其主要工作在于“导”，而不在于“教”。能够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条件是，有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招收到得力的博士生，是博导的“小确幸”，反之则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导师在关键时刻给出指导、指明方向，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成果，主要就靠学生自身了。

学生延毕，导师有苦难言

《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导师岗位权责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要切实保障和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理权。然而所谓评价权如何保障，也存在争议。

2020年9月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的答复，其中针对“制定法律界限明晰的导师权责规定”等建议，教育部表示“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等。

近年来，学界与社会舆论在讨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时，对导师的责任谈得较多，对相关权利却关注不够。导师在这方面其实很委屈，学生做得再差，也得让他毕业——大概率是，博士生培养在制度层面更偏向学生。学生被导师卡不毕业，可以向学术委员会申诉；但带的学生延毕太久，影响的反而是导师的招生资格。

近几个月以来，国内高校掀起清退超期研究生的浪潮，其中个别高校清退超期在籍博士生人数达到上百名。这些未能在规定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过度占用的他人资源和时间，导师又向谁诉苦呢！

最惨博导：“有实无名”

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开展“博士生教育提质行动”，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博士生规模，健全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营造更好的支撑环境。

博士生的数量决定了培养经费、导师口碑、甚至高校建设层次等，在博士生扩招的大趋势下，高校会通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量来界定博导的相关报酬。但博导数量和博士生数量的差异非常大，招收博士生并不与博导的“头衔”相对应。

现在博士招生大多采用“申请-考核”制，如果一名学生得到了博导的确认，读博也不一定就板上钉钉了，还要通过学校的审核关。高校会确定每个导师的最高限额，博士生指标每年是有规定的，一层层分下来，招多少人导师说了不算——这就造成博导徒有其名。

放眼国外，博导遴选一般要求符合三个条件：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研究课题以及科研经费；主导师需要有博士生指导经验。博导是一个流动的岗位而不是终身制，不带博士生就不能再称为博导。

而在我国，一套严格的、较为完善的博导遴选制度已经形成，主要包括对职称、学位、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的考核等。其中，博导与“职称”存在普遍的捆绑关系。

2015年的一份统计研究中发现，在全国研究生导师中，具有高级职称者比例为96％，中级职称者占比为4％，在博导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则会更高。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需要博导有高级职称，严格一些的甚至是要有正高级职称——即教授。大多高校中，由学校进行评审认定博导基本资格，每年组织一次。

图源：南京大学关于深化博士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意见

图源：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开展2019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工作的通知

图源：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与考核办法

众所周知，职称晋升存在着名额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限定教授才能当博导，一些有真才实学但“级别”不够的年轻人或许要错过搞科研、忙教学的黄金期。而与职称息息相关的，就是一名高校教师的晋升之路。

在部分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已经实际承担了博导的岗位职责，而迫于职称的硬性要求，没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他们只能“挂靠”别的博导。这就造成了“有的博导不带博士生、而带博士生的又无教授之实”的怪圈，对于带博士生的实干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了。

80年代初，我国博导制度初形成，博士生导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批。1995年，为扩大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各单位根据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经验、培养条件等因素自行确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

而在博导遴选的制度上，清北早已走上了改革道路——取消博导评聘制度。也有不少高校效仿。但是，放开博导评聘制度，也存在一定风险。副教授、讲师也能当博导，有高校会挖教授不成，改打副教授的主意，能不能保证博士毕业生的质量，又如何提升博士生导师的竞争力，这其中的平衡非一般可把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博士生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存在着差距。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建设博士生教育强国，导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2020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同时指出，要求切实保障同时严格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权利，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

强调博导的责任与义务，也应该保障博导的权利。

参考资料

[1]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009/t20200927_491838.html

[2]郭世佑：《博导的质量、责任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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