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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PP评论（ID：IPP-REVIEW）

在儿童人格发展、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一向认为家庭和父母的作用至关重要，甚至认为父母是儿童生活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在《教养的迷思：父母的教养方式能否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1]一书中批判了这种“教养假说”，同时也详细阐述了儿童发展的群体社会化理论[2]。 

哈里斯认为，社会化是儿童适应所在社会环境并得到社会环境接受的过程，是通过模仿学习逐渐成为一个有明确行为、语言、技能、恰当的信念和态度的社会成员的过程。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同伴群体是儿童社会化发展的主要环境动因，儿童依据所在群体的行为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群体对照使他们采取与其他群体不同的行为。

此外，文化不是由父母个体传递给儿童个体的，而是由父母群体传递给儿童群体的。父母传递给儿童的文化要经过儿童同辈群体的过滤，只有同辈群体大多数接受认可了才可以传递。儿童通过选择和拒绝成人文化的不同方面以及自己的创造，创造自己同辈群体的文化。

一、同伴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动因

根据行为遗传学研究的结论，在人的个性特征差异中，遗传因素（基因和基因效应）占50%；环境因素占另外的50%。在环境因素方面，哈里斯认为，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特征没有长期影响，对儿童个性留下长远影响的是他们与同伴的共享环境，即儿童的同伴群体。

哈里斯通过研究和观察发现，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在一种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方式，以及与行为方式相关联的情感往往不会迁移到另一个社会情境中。同样，尽管儿童在家庭情境中习得的行为（及其与之相关联的认知和情感）可能会持续一生，但不一定会迁移到新情境中。有时，从父母处习得的行为适宜新情境，儿童就会保留它们，但更多时候在家庭中和在公众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要求等都是不同的，所以儿童就会放弃在家中习得的行为，重新学习新的适宜新情境的行为。

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有很多，比如Hoffman的研究表明在孩子家中观察其行为，家庭显示出较大影响；在实验室或教室让孩子报告自己的人格特征，则家庭的影响很小[3]；又如Kirby Deater-Deckard和同事做的研究发现，父母认为长子/女在家里比弟弟/妹妹更具有攻击性，但老师的评判却是：他们在学校的攻击性没有区别[4]。长子/女对弟弟/妹妹的支配行为，弟弟/妹妹对哥哥/姐姐的让步行为只发生在家里。在学校的操场上，他们的行为跟家里不一样，长子/女可能屈服于更大的孩子，而弟弟/妹妹可能是班上长得最高的孩子。

同时，由于儿童是与同辈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儿童在父母面前的行为表现没有在其他场合下的行为表现那么持久和重要。

因此，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特征没有长期影响，同伴群体才是塑造儿童行为和改造他们性格的地方，是决定他们长大以后成为什么样人的地方。尽管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千差万别，多数儿童最后还是得到了健康成长。因为无论是在什么社会，对儿童有重要而深远影响的环境主要不是家庭，而是儿童的同伴群体。正如非洲的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在一个村里，总是有一个儿童群体的，正是这个相同的群体养育了儿童[5]。 

相反，同伴缺失会对儿童造成严重、长远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比缺失父母的危害性更严重。哈里斯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没有玩伴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其中一个例子是神童威廉·詹姆士·席德思，由于天赋异禀被父母接回家中亲自教育，而远离同伴。威廉11岁就进入哈佛大学，才华让大家震惊不已。只可惜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长大之后找了一份不需要动脑、收入很低的工作，还与父母反目成仇，终身未婚，最后在孤单、一事无成、身无分文、最终也没有适应社会的悲苦之中死于中风。 

此外，遭到同伴排斥也会对儿童产生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负面的，比如让儿童变得自卑、内向，甚至反社会等。但哈里斯也指出，被同伴排斥并不能阻止孩子的社会化（虽然某个群体排斥你，但你还是认同它），也不一定会阻止孩子“成才”，只是当时对孩子来说很受伤，并且会留下永久的伤疤。

哈里斯小时候也有过四年被势利郊区的同伴排斥的经历，但“因祸得福”，转而与书为伴，四年后搬家成为新同学眼中“聪明的人”，但是仍然没有安全感，性格也由活泼、外向变得拘谨、害羞。那个势利郊区的孩子做了一件她父母没有做的事情——改变了她的人格。

二、同伴群体通过同化和分化机制，促进儿童社会性和个体性发展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Muzafer Sherif）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了罗伯斯山洞实验，实验结果被广为引用，即让一群男孩子形成群体认同感，然后让他们发现有另一个群体在与他们竞争他们自认为是自己的领地时，群体之间的敌意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要解决群体之间的冲突，需要创造超越两个群体的“超常目标”或“共同敌人”，当两个群体为达到超常目标或打败共同敌人而努力时，群体才会化内战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他们还对成年人做了一些实验，得到类似的结论。

对此，哈里斯提出五种基本的群体行为现象：(1)群内偏好。群体内的成员对自己所在群体的喜爱程度高于对其他群体喜爱程度，即使该群体是通过随机分组形成的也是如此。(2)群体间敌对。对其他群体采取敌对态度和行为，有时伴随群体内偏好出现。(3)群体间对比。群体之间各不相同，并且群体内成员的行为还趋向于加剧这种差异。(4)群体内同化。群体的成员遵循一定的准则，具有相似的行为。(5)群体间分化。群体内各个成员可能处于不同的地位层级，因而所享有的权利和优势不同。[6] 

研究者认为儿童的同伴群体也存在上述五种机制。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群体中的同化与分化同时起作用，共同影响着儿童人格的发展。同化是指儿童倾向于与同伴群体在衣着、言谈、举止等方面保持一致，并遵守各自群体的一般准则和行为规范。一旦某个成员不遵守这种群体准则和规范，他就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如排斥或歧视），直到他“改正”为止。这种因同伴群体的强制作用而产生的行为一致性对人格发展有长期影响。 

在没有外来威胁时，群体内部要进行“分化”，即群体成员根据能力、人缘等，会在群体内部有不同的等级地位，以各司其职，对群体有不同的贡献。同一群体中的儿童会通过与他人比较确定自己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其他同伴或成人也会对儿童进行社会比较，以确定儿童在群体中的定位。

这种社会比较与群体定位，加大了同一群体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差异，也对儿童今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比如，哈里斯预测，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群体中享有较高地位的人，在成年时期会更自信。但是群体内部的地位不等同于被群体的接受程度，与被同伴喜欢或不喜欢也不一样。

三、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群体社会化理论颠覆了父母对儿童至关重要的传统观念，用同伴群体解释文化的传递和儿童人格的变化，引来了一些批评，但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传媒的关注。批评者认为，群体社会化理论要得出同伴群体是儿童社会化发展的主要社会性动因的结论还需要更多更有力的证据；现在的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父母、同伴、学校、邻里和文化等都是儿童社会化的动因[7]。

然而，即使是哈里斯本身，也并不否认父母的重要作用，只是父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群体社会化理论有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更加重视发挥同伴群体的作用，对儿童产生正向引导和积极影响。

（一）对学校教育来说，要重视群体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班风、校风，使儿童形成积极向上的发展群体

首先，老师必须防止一个班的学生分裂为两个会产生坏处的对立群体，如喜欢上学和不喜欢上学、学得快和学得慢、好生和差生等对立的群体。

根据群体社会化理论，一旦孩子分裂成这样对立的群体，就会产生马太效应，群体间对比会使得强的会变得更强，一般的会变得更差。群体意识会使人们觉得自己所在的群体是最好的，学得慢的学生可能会承认自己学习能力不强，但他们会贬低学习的重要性，或采取讨厌学校的态度，认为学习好的人是书呆子，并嘲讽、取笑学习好的人。这种态度会使他们变得更笨，或者准确地说，会使他们回避去做可以使他们变得聪明的事，从而导致智力发展的恶性循环。而一旦孩子分裂成这样对立的群体，就很难再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在这种分裂的氛围下，群体间剑拔弩张，班风会遭到破坏，最终班集体的每个人都会受到不良影响。

哈里斯发现，对学生群体产生了积极和长久影响的班级的一个特征是，学生以同舟共济的态度对待差生，他们为差生鼓劲加油，而不是嘲笑差生。如某个男孩有阅读问题，当他取得进步时，全班同学都为他喝彩[8]。当教室里没有人采取敌视学校、敌视知识的态度，每一个孩子最大限度地刻苦学习，老师就能蹭蹭地走在前面，带领学生取得进步。

哈里斯在书中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比如A小姐是一所“声名狼藉”的学校的一年级老师，这所小学只有一小部分毕业生上了大学，大部分学生连高中都念不下去。但除了A小姐的学生。A小姐教过的学生长大成人之后的表现，比其他老师教的学生都要好；就职务提升而言，他们比其他校友快得多。据A小姐以前的学生说，A小姐从不发脾气，总是在放学后还留在学校帮助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虽然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但在A小姐的帮助下，都学会了读书。而据哈里斯分析，A小组最重要的作用是：阻止班上的学生四分五裂，将全班同学凝练成“我们”——把自己当作学者的“我们”，把自己当做能干、勤奋的“我们”[9]。

可见，对于班级的孩子来说，因为老师能影响整个学生群体，所以老师有很大的权利和责任，老师应热爱学生，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形成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班风，促进学生的共同发展。在这方面，老师可以给学生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让全班同学跨越分歧、文化差异，凝聚起来。

其次，在教育工作中，老师应重视同伴教育的作用，同时要融入学生群体。能融入学生群体、与学生交朋友的老师，会更容易被学生当成自己的一份子，加上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自然容易在学生心目中形成威信，成为学生群体的“头儿”。这样的教师会对学生群体风气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让学生群体的行为规范变好。此外，老师也可以吸收那些责任心强，具有较强亲和力、良好人际关系和健康的人生价值观的学生做学生干部，再由这些学生干部来影响其他学生，建立同辈辅导的教育模式，形成良好的同伴群体支持和互助氛围。

（二）对家庭教育来说，适时放手让儿童融入同伴群体，充分发挥同伴群体的作用

第一，家长要适时放手让儿童尽早走出家庭，融入同伴群体，让孩子在与同伴交往中不断认识自己、完善自己，从而得到社会化。有学者提出，中国家庭教育的显著特点是父母包办的太多，对孩子束缚太多，孩子失去了自由，等到孩子成人后缺乏对环境的适应和独立[10]。

不少父母或者祖父母不但陪孩子学习，还陪孩子玩耍，很多城市儿童在上小学以后，尤其是小学高年级以后，在学校是学习，回到家就是做作业，或者上各种兴趣班和辅导班，很少有和同伴在外面交往和互动的时间。从群体社会化理论来看，其弊端不言而喻。如果孩子没有和同伴群体一起相处的时间，他们就会错过与其他同龄孩子建立正常关系的机会，没有同伴的孩子很容易变得古怪异常，甚至产生心理问题。在学校，孩子有没有同伴也至关重要，没有同伴的认同和心理支持，孩子在学校很容易会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难以坚持，甚至出现逃学或拒学现象。

因而，家庭教育应适当“解放”孩子，让孩子在同伴群体中学习，毕竟，孩子的未来不取决于父母有多么爱他们，而取决于他们与集体中与其他成员能否和谐相处，尤其是与同辈人的相处。同辈人才是孩子要与之度过一生的群体。而童年中期到青少年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错过了，孩子的社会化就会很吃力甚至得不到正常发展。 

第二，家长要积极发挥同伴群体的作用。首先，为孩子选择同伴，远离不良同伴群体的影响。这一点无须多言，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同伴的影响是深远的。古有“孟母三迁”，今有“学区房热”，都说明同伴的重要性。总体而言，孩子在聪明孩子、用功学生多的学校学到的东西会多一些，在人们和谐相处的社区不大会惹是生非。家长应该对这一点有现实的认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为孩子选择有良好同伴的学校和社区。而一旦孩子受到不良同伴影响，苦口婆心往往不起作用，让孩子主动远离这些同伴也不现实，甚至可能激发孩子的叛逆心理，唯一可行的方法也许就是换一个环境。

其次，充分利用同伴群体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进行积极的干预和良好影响。一是利用同伴压力，这在童年时期尤其有效。比如让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吃自己不爱吃但又有利于健康的食物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放在一桌喜欢吃这种食物的孩子当中。又比如辅导作业，父母辅导自己孩子的作业往往既花费时间、精力又容易动怒，可以尝试让多个孩子组成学习小组，由各自父母轮流辅导或孩子们互帮互助完成。二是发挥同伴群体中的榜样示范作用。比如如果要孩子吃苦耐劳，可以带他去贫困地区和农村孩子一起劳作、学习一段时间，体验艰辛；等等。

综上所述，根据哈里斯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儿童社会化发展主要是在同伴群体中进行的。同伴群体对儿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为儿童创造条件，使他们处在同伴群体之中，接受同伴群体的调适，形成良好的社会性，健康成长。同时，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发挥同伴群体的积极作用，会对儿童的正面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和注释：

[1][美] 朱迪斯·哈里斯. 教养的迷思：父母的教养方式能否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2]1995 年, 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在《儿童的环境在哪里？——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Harris , J .R.(1995). Where is the child’senvironment ?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 J] .Psychology Review, 102, 458-489）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儿童发展的群体社会化理论。1998年，哈里斯因这篇论文获得了颇有声望的美国心理学会George A .Miller 奖。

[3]Hoffman, L. (1998, November 30).A seductively simplistic theory[M]. New Leader, 81, pp.16-18 

[4][美] 朱迪斯·哈里斯. 教养的迷思：父母的教养方式能否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444.

[5]王正中. 群体社会化理论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J]. 学术纵横，2014(12)：94-95.

[6]包春飞.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教养说之比较[J]. 教育研究，2007(11)：157-158.

[7]李萌, 周宗奎. 儿童发展研究中的群体社会化之争[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42-46.

[8] [美] 朱迪斯·哈里斯. 教养的迷思：父母的教养方式能否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286.

[9] 同上：285.

[10]包春飞.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教养说之比较[J]. 教育研究，2007(11)：157-158.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作者李彩霞，编辑IPP传播。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