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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培校长参考，作者王慧

“生1个孩子奖励100万。”

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提议道。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正当主流媒体和大众网民为我国人口数据点赞称好之时，独立思考的专家学者们，泼了盆冷水。

我们还应从人口普查数据结果中看到：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200万人，相比2019年的1465万人减少了265万人，降幅约18%。自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创下小高峰后，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连续“四连降”（2017-2020年）。

梁建章认为，扣除二孩的堆积效应，近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差不多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被认为是超低生育率的日本是1.3-1.4的水平，发达国家平均是1.6的水平，而正常的更替水平要到2.1。

这个生育水平接近世界最低水平，比日本和南欧国家等典型的低生育率国家还要低很多！

如何解决目前中国面临的低生育问题？

梁建章提议，生1个孩子奖励100万。增加家庭补贴，用真金白银给有小孩的家庭更多福利，才能起到更快的效果。此外他还提到：鼓励生育是非常复杂的综合社会工程，涉及教育改革或房地产政策改革。

联想我国的教育改革与房地产改革，从双减政策（减轻校内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引发的校外培训机构整顿治理，到最早的“房住不炒”政策再到学区房改革……

本文主要探讨四点：

1. “二孩政策”失灵了，年轻人“生不起了”

2.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成本会这么高？

3. 亡羊补牢：对培训机构和学区房下手

4. 恶性循环：教育和培训行业怎么办？

“二孩政策”失灵了，年轻人“生不起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最少的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1年。那一年，新生儿数量为1187万，比2020年只少13万。

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前，有外国媒体预言，中国人口会首次出现下降。最后的结果显示，人口依然实现了增长。不过，从出生人口来看，中国人确实已经越来越不愿意生了。

2013年12月，“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政策规定，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子女。这意味着，持续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了松动。

然而，公众的生育意愿却没有随着政策的放开而增强，2013-2015年，国内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效果不及预期。

全面放开的脚步比想象中更快，2015年，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所有夫妻均可生育两个子女。次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达到21世纪峰值。但接下来四年，出生人口连续下降。

鼓励政策的失灵，表明了生育意愿的低迷。虽然计划生育依然是我国国策，但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再是绝对的政策导向，而是经济社会下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教育作为养育的一部分，在其中影响重大。

如今的教育之所以导向了低生育率，主要原因就是教育成本的不断攀升。

《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数据显示，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消费额度已经主要集中在12,000-24,000元和24,000-36,000元两个范围内，占比分别为22.4%和21.7%。2020年，全国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一年的教育支出，已经可以占到父母一方可支配收入的绝大部分。

在一线城市，支出只会更高。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在上海，将孩子养到上初中要付出约80万元，和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持平，但中国一线城市的白领工资不及发达国家的1/3，可见城市父母承受的教育压力之大。

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主要有三个方向：购买学区房、课外辅导与出国留学。如果要在一线城市购买学区房，教育成本将飙升至数百万元。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是演说家》全国冠军储殷曾经说过3段话，然后得出1个惊人但又真实的结论！

第一段话：“教育对于我们这些中等家庭而言，就是通关！考二代为什么会那么累？因为所有的考一代都知道：考试是硬道理！”

第二段话：“我知道孩子考不上重点中学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我知道我的孩子如果考不上重点大学会面临什么结果，在我存在这么重大的压力之下，你跟我讲情怀，我怎么能够接受？我怎么可以接受？！”

第三段话：“我问问大家，设想一个每天工作10个小时的人（这是北京的常态），每个月的房租或者是按揭占到他工资的40%左右，他还有父母要养，他还有妻子要养，他每天在地铁上、公交车上……试问，对这样的人，我们的教育到底提供了什么？”

最后储殷教授无奈地说：“这样的人群只有一个结果：不生孩子了！我们的教育是最好的避孕药，生不起了！”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成本会这么高？

这与中国公办与民办教育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分两个阶段来看：

在学前教育阶段，中国的幼儿园主要分为公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上世纪90年代，公办幼儿园更加主流，在园人数占比可以达到90%以上。而伴随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园的放开，民办幼儿园迎头赶上，在园人数占比不断攀升，现在，中国大约一半儿童的学前教育，都需要依靠民办幼儿园完成。

相较于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招生方式更为灵活，服务也更多样，但相应地，收费也更高。一部分更有财力优势的家庭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更是助推了高端民办幼儿园的发展。

上海各级公办、民办幼儿园收费对比（数据来源：知乎@百智诚教育）

如上图所示，选一个二级中等水平中收费最低的幼儿园——杨浦区延吉紫罗兰幼儿园，也要每月交3600元。假如一名年轻父亲的月薪为两万元，光幼儿园这一项支出已经占到这名父亲收入的五分之一。

既然如此，为什么仍然有一半家长选择民办幼儿园？且不说公办园学位紧张，名额有限，单从两者的教学内容来看，相当一部分家长也不会“甘心”选择公办园。

公办园一般遵循国家教学大纲《3-6岁儿童成长指南》，倡导快乐教育为主，知识教育为辅。而民办园会提前帮助孩子规划超前的学习内容，以便孩子顺利渡过幼升小阶段。如果因为上了公立园，让孩子在上小学时就落后于他人，恐怕家长们难免会自责，自己没有帮孩子把第一步迈好。

更为现实、直接的一个制约因素在于，在学前阶段，中国托儿所的供应严重短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前，兴建托儿所的任务主要由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承担，这属于当时职工福利的一部分。1997年之后，国企改革步入深水区，集体经济萎缩，企事业单位剥离社会职能，托育服务亦随之消解。

如今，托儿所更可以说是处于“奇缺”状态。根据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社会发展之下，越来越多老人未必愿意把退休后的精力都放在照顾孙辈上，如果父母任意一方也不愿意辞职在家育儿，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这同样是一笔大额支出。

而进入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父母和孩子更是开启了“长征”。对大多数普通孩子而言，这段征程的目的地都是一所好大学。升大学的需求向下压缩到升重点高中、重点初中和重点小学，一步也不能松懈。

正是“重点”两字，让学业竞赛，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家庭财力竞赛。

正如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所言，我们正走在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的道路上，这促使了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中国当前生育与教育存在超低生育率形成与低生育率陷阱、教育发展成就与问题并存的现状。

“重点”意味着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争抢到，家长们只能开始比拼谁更能“砸钱”。所以，购买学区房、上课外补习班才如此火热。据相关报道，一个学生每年在课外补习班上花费数万元并不少见，部分家庭的支出甚至达到几十万元。

问题是，教育消费与其他消费不同，教育的顶级资源注定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得到，大多数人只是“陪跑”。家长们看似对教育投入毫不吝啬，实则是被迫参与着这场“患得患失、忧心忡忡”的竞赛。如此，精神压力甚至超过了物质压力，成为套在年轻父母身上的又一层枷锁。

亡羊补牢：对培训机构和学区房下手

生育鼓励政策失灵，不止在中国出现。

早就显露出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日本一直试图摆脱人口低增长泥潭，除了补助孕检和医院分娩费用，针对育儿家庭面对的财力、精力压力，日本也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1、直到孩子初中毕业前，持续为孩子提供补助：0～满3岁前每月1万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满3岁～小学毕业前每月1万日元（第三个孩子起每月1万5000日元），初中生每月1万日元；

2、给予女性产假和育儿假补贴，且产假和育儿假期间，企业和个人无需交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但即便补贴如此丰厚，日本2020年新生儿出生数量仍然不足85万，创下历史最低记录。

中国的二孩政策放开后，并没有如预想中实现新生儿的井喷，显出疲态的人口增长率仿佛步上了日本的后尘。中国人口的下降趋势，也无法逆转了吗？

近几年，政府频出组合拳推动教育改革。相较于育儿补助，这也许更能从结构上改善低生育率。

今年以来，教育话题的热度一再升高。这源于国家在整治学区房和校外培训上显露出的决心。

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罕见点名学区房，提出“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事实上，今年面向学区房的整治措施已经陆续出台。

教培参考此前整理的学区房新政

教培行业的整顿风暴则来得更为激烈，在办学资质、资金监管、超前教学等8个方向，相关部门都出台了具体的规范措施。至今，北京仍有教培机构尚未复课。

这一轮面向教培机构的整治，主要针对K12领域。其实，它早有前车之鉴。

2018年，《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发布，其中一条重磅规定为“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这意味着，虽然民办幼儿园可以作为营利性机构，但它谋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同时，意见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普惠性幼儿园的收费必须依照公办园的定价标准，并且由政府进行专项经费补贴，从而维持其非营利性运营。

今年，教育的“公益”属性屡屡被提及，在公益性上，学前教育做得更彻底，K12虽然不会完全消灭“教育市场化”，但肯定也会不断向“公益”靠拢。

教育分层引起的低生育率，最终要靠教育公平来解决。

恶性循环：教育和培训行业怎么办？

被“嫌弃”的教培机构，在未来5到10年会面临怎样的境遇？

市场化是对教学质量的一种保障，教培行业本就是教育体系的有益补充，不应被否定。但就现实情况来看，教培行业的发展确实不容乐观。

除了政策的收紧，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必然导致教培潜在客户的减少。

未来10年，适龄生育人群主要由90后、00后组成。这部分人的生育意愿如何？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透露的数据显示，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还是高于40%。也就是说，2014-2017年出生的一胎宝宝大约只有850万，这些孩子的父母主要就是最早一批90后。可见，90后生育意愿并不强。

2018年开始，二胎政策的影响已经消退，95后、00后的生育又跟不上，未来十年，新生儿数量几乎可以断定仍将保持下降趋势。2010到2020年，全国新生儿数量下降了大约24.4%。以这个数据乐观估计，到2030年，全国新生儿数量大约只有900万，约为2016年人口出生高峰的一半。

受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学前教育领域。今年，2016年出生的孩子正好5岁，学前教育的客户基数为大约1800万；待2035年，2030年出生的孩子5岁时，客户基数只有900万。

2020年，全国普通小学招生1808.1万人，比2019年减少了60多万。2020年入学的小学生主要在2014年出生，这一年的出生人数其实比2013年增长了47万，即便如此，小学生入学人数依然在下降。参考近几年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6年后，小学生入学人数的下降几乎是必然。小学生少了，升入初中、高中的人数自然也会减少。

这是每个教培从业者都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数据来源：21人口论

世界范围来看，当出生率出现明显持续下跌后，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让生育率回归增长。这大致符合“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即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对于人口不可抑制的下滑，舆论笼罩着一种悲观氛围。人们担心，人口的增长乏力，会造成经济萎缩，个体生活质量下滑。

其实，人口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问题。在大约60年前，引起人们恐慌的，还是“人口爆炸论”，这一言论认为，现代世界人口增长已超过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力。基于这一理论，当时西方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活动方面作出努力。

“人口爆炸论”的基础，是“马尔萨斯陷阱”，它由马尔萨斯在1798年提出。马尔萨斯认为：

“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当人口增长超过了生存资源的承载力，多增加的人口总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饥荒、战争或者瘟疫等），人口不能超出农业发展的水平。”

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尔萨斯陷阱”的说法十分流行。

而仅仅在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个推论就被推翻。最终把社会拉出“马尔萨斯陷阱”泥潭的，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与技术的革新，提供了更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生活资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地关系的限制。

如今让我们感到“惊恐”的人口下滑，也许也会被下一次技术变革扭转。

而技术的进步，背后一定指向教育的发展。

一切都是个循环。

参考文章：

【1】任泽平谈中国人口报告：多地出生人口减少10%-30%

【2】普惠后，民办园将要面临怎样的处境？

【3】超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吗？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教培校长参考”（ID：jpxzck），作者王慧。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