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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国的人口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终于在 2021 年进入了”全面三孩“的新时代。

5 月 31 日，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时，会议强调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而此前不久，5 月 11 日，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大陆地区人口总体规模达到 14.1 亿人，相较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加 7205 万人，其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200 万人，比 2019 年下降了 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 2016 年下降了 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

从”限购育儿“到放开育儿，政策演变不过数载，呼应着七普所凸显的最低出生率，国家放开三胎属实迫在眉睫。那三胎政策出台之后，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教培行业，又将迎来何种变化？

三胎政策下，人口红利有多大？

在讨论三胎政策对教培行业的影响之前，需先讨论一个问题，即三胎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有多大？换言之，有多少家庭以及何种家庭会响应国家政策生三胎？

以史为鉴可知，自 2016 年 1 月，”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当年新出生人口达到 1786 万人，比上一年多出 131 万人，创 2000 年以来新高。但此后出生人口数逐年下跌，中国新出生人口虽迎来短暂回升，总体下降趋势却没有改变。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 2016 - 2020 年的新生人口数据和二孩以及以上孩次的占比数据可知，五年来，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并非逐年提高，而是有升有落。2020 年，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为 50%，老二及老三数量为 600 万。

什么样的家庭会要三胎？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2020 二胎家庭居住需求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各省际二孩生育存在差异，以山东、安徽、湖南和河南为代表的人口大省以及如广西、青海、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集中聚集地，育龄夫妇生育二孩意愿较高；而以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和如北京和上海等发达区域二孩生育意愿普遍偏低。总结来说，二孩家庭生育意愿不足 3 成，80 后、男性、高收入群体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经济因素是影响二孩生育率的首要阻碍。

以经济能力细论，则可粗略估算，愿意响应国家政策生三胎的家庭是少数不差钱的富裕家庭和多数差着钱的适龄家庭，而中间的小康家庭大概率会望而止步。为什么？因为不差钱的富裕家庭，不论一个孩子还是三个孩子都养得起，且能承担起相应的教育成本。至于经济稍差的家庭则会觉得，穷养富养都是养，孩子未必那样花钱。而中间的小康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绝对关心，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既不能像富裕家庭那样不计金钱，也不能像普通家庭那样不思教育。残酷地说，绝大部分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接受很好的教育，从而实现家族使命。区别在于不差钱的家庭能砸钱培养，而经济能力一般的家庭则听天由命赌概率。

一言以蔽之，不确定能延续多久、多大规模的人口红利叠加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及经济能力和教育投入程度，三胎政策对教培行业是否普遍利好，尚需打上一个问号。

但逻辑推导来看，确有某些教培行业的细分赛道，如包括托育、幼教在内的母婴童赛道将从中受益。随着三胎政策的实施，即使网络上一片哗然，但仍有选择三胎的家庭。人口增加，必然会使国家进一步落实教育配套设施，尤其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随着孩子多了之后，家庭对于孩子的照看能力也会相应减弱，孩子的培养就需要借助更多外力。同理，按现在的人口增速，三年以后，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幼儿园要面临倒闭。而三胎政策落地，则能够随之减少幼儿园的倒闭率。

春江水暖鸭先知。三胎政策刚刚公布，如医疗、婴幼等“三胎”概念股集体拉升，童车公司好孩子国际收盘涨 30.89%，母婴健康管理公司爱帝宫收盘涨 21.67%，医疗器械公司贝康医疗收盘涨 15.1%。

三胎配套措施下，教培发展受限？

对于家长们而言，教育是最长线且最大的投入，这也就是教培行业的发展契机。而国家鼓励生育本应成为教培行业当下困境破局的切入点。但不容忽视的是此次三胎政策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上也申明一句与教培行业息息相关的话，即“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支出”。

为何严词申明？根据央视《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2020 年家庭花钱排行榜显示，排名第一的家庭消费支出是教育培训，占比 32.44%。当教育培训成为家庭消费最大的支出，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不敢生“、”生不起“，鼓励三胎生育政策和大力监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可谓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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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三年前，教育部等四部门对教培行业整顿之时，就已经明确要求要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强调预收费不得超过三个月、规范教师资质、明确禁止公办校老师兼职、细化消防通道、课程大纲等要点。而今，种种迹象表明，更大的教培行业监管风暴已然到来。

3 月 31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就义务教育阶段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简称「双减」）的问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回应，称”今年教育部把这项工作列入重点工作任务，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工作思路，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力度。“

5 月 14 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正式通过中国政府网公布，且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民促法新条例出台，意味着民办教育规范化和监管趋严。作为一份提纲挈领的法律文件，过去民办教育中没有法律依据的监管政策被进一步在法律上明确，更意味着给各地教委或相关机构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许早已准备好的一系列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跨部门联合执法成为可行，一系列蓄势待发的市场监管手段将得以更顺利地实施推进。

6 月 1 日，因存在虚假宣传或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包括好未来、新东方等上市公司以及作业帮、猿辅导等头部机构在内的 15 家教培机构被市场监管部门处以顶格处罚，合计罚款 3650 万元。

以房地产行业发展来类比，中央强调”房住不炒“已有多年。住房普惠化的下一步即是教培行业的普惠化。对教培行业的大力监管态度是三胎生育政策的隐形配套措施之一，被强调作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有益补充的教培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将进一步受限。

教育内卷，一个供需矛盾问题

自 2018 年至今，从设限合规到治理、监管，政府部门频频出手规范教培行业，一方面是强调公平教育，维护教育生态，另一方面便是遏制日益蔓延的教育焦虑、日益加重的教育”内卷”。

关于教育内卷，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曾评述称教育内卷已经给社会带来巨大代价，无效的应试教育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据估计，中国家庭每年用于补课的直接花费超过 6000 亿，而这还只是部分的直接财务支出。至于间接的支出，还包括每个孩子在应付高考和中考等各种考试上花费的时间，以及家长所花的时间，这些浪费都是天文数字。据世界银行和国际经合组织的数据，中国学生平均每周学习的时间，比发达国家多了十几个小时。相比上一代人，现在进入高考考场的 18 岁学生多花了几千小时的学习时间，但学生的所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却并没有提高，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还可能下降了。这可以说是现行高考制度直接造成的后果。”梁建章同时强调，“但要想改变这种现象，绝对不是靠大家呼吁禁止应试教育或者禁止补课就能解决的。”

为何？因为教育内卷并不能单一归因于校外培训机构，更源自当下中国教育的供需矛盾问题。而大力监管乃至打压校外教培行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问题。

以房地产行业来类比，为何中国房价高企不下？核心原因即土地贵。土地为什么贵？主要原因是供需矛盾。近年来，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之下，以北京为例的大城市供地不足，供给被限制，而大城市购房刚需仍在，最终种种因素下，推高房价。

教培行业同理。在校内优质且低廉的教育供给不足的前提下，在高考指挥棒不变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只能把目光投向校外培训机构，以此满足寻求优质教育供给的需求，最终陷入一场没有赢家的教育内卷。

解决整个社会的教育内卷问题，治标可大力监管教育培训机构，但治本只能解决教育供需矛盾问题。如何解？教育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处仅抛砖引玉。

从供给端看，往近了说，新高考改革之下，学校应加大师资建设改革、课程建设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丰富优化校内教育供给。在此过程中，校外培训机构作为社会力量应积极参与，涉及艺术类及课后三点半进校产品的教育机构、科创类企业及辅助公立校的在线技术平台类企业大有可为；往远了说，梁建章建议，应取消高考，普及本科教育，让本科教育成为通识教育，如此一可提升人口素质，二可减少家长对中高考的应试焦虑。

从需求端看，家长也应改变观念，辩证看待学业与就业乃至人生的关系。学历只是一介证书，孩子的就业和人生不会也不应被学历束缚。教育是为了成为人中人，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对每个孩子而言，人生从来不止高考这一道窄门。

不论一胎二胎还是三胎，教育的成本、教育的机会，都是父母关心的焦点，也是未来教培行业乃至整个教育系统改革的关键点。让更多的人轻松养娃，让更多娃接受更好教育，也许我们的三胎之路才能走得更远。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多鲸”（ID：DJEDUINNO），作者李佳蔓。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