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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不久,给衡水中学自贡横川实验学校的新教师做培训,谈到“做一个好老师难不难”这个问题时,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应该是很难。你们想,一个好老师,必须有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全面的能力,等等。具备这一切,需要不断努力,持续提升,终身学习。所以很难。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难。为什么呢?只要经常想想两个问题:“假如我是孩子,我希望遇到着怎样的老师?或者,假如是我的孩子,我愿意把他送给怎样的老师?”那你就努力去做这样的老师。如果有这样的设身处地,自然会心甘情愿地去努力,去提升,去学习,做这一切你都不会觉得很难。
苏霍姆林斯基一句话,朴素、感人而深刻,大意是:“一个优秀的老师,一刻也不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孩子!”在座的年轻老师,几年前还是学生,你们想想,你遇到过哪些好老师?你就去做那样的老师。你遇到过哪些你讨厌的老师?你就千万要避免成为那样的老师。你们读小学、读中学时一定遇到过许多有爱心的老师,那么你们现在就把自己曾经承受过的爱献给你现在的学生。当然,也许你们还曾经遇到过没有爱的老师,歧视你,冤枉你,辱骂你,那你现在千万不要把这一切也加在你的学生身上。
二
我问大家对我这个说法有什么想法,让大家互动讨论一下。
结果前排一位漂亮的女孩一下就举起了手要求发言。于是我请她先说。
可是,她站起来后,迟迟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睛里蓄满了泪水,慢慢地泪水夺眶而出。
沉默了一会儿,她一边用手擦着眼泪,一边带着忍不住的哭腔说:“李老师刚才说的,让我想到了我的中学时代……”
她又说不下去了,平息了一会情绪,她讲述了她中学时代的一段遭遇——她遇到一位很势利的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只看分数,并以此决定和学生的亲疏,因为她的成绩当时不算好,便被白眼,被歧视,被冷落,甚至被羞辱……
她在倾诉的时候,一直在流泪。
三
她说完之后,我评论道:谢谢这位老师对我的信任!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这位老师,可见她给你的记忆有多么深刻,而这些记忆对你来说是痛苦的,不堪回首的。我相信,因为你有这段经历,你一定会设身处地为你的学生着想,更理解他们,更爱他们。若干年后,他们想起你的时候,一定有许多温馨的记忆。
但我要说,这位老师也许并不是一个坏老师,虽然面对你她很凶,或很冷漠,但换个角度,她也许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位温柔的妻子,一位孝顺的女儿,一位友善的同事……但当她站在讲台上时,便被现行教育体制“格式化”为应试教育冷漠甚至冷酷的助纣为虐者。
是的,站在她的角度,她的功利、势利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冷酷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上面要用分数考评她,这个考评可能会决定她的期末绩效或年终奖,可能将决定她是否能够通过即将到来的职称晋升,当然,还关系到了她在学校的尊严——一个所教班级成绩排名靠后的老师,在同事面前是抬不起头的。
我不敢说,这位老师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老师在当今中国绝非个别。很多善良的老师,在应试教育的逼迫下,变得心肠坚硬,语言尖刻。也许他们也有心肠柔软的时候,也同情体谅过孩子,也为自己“逼迫”孩子有过纠结,甚至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也内疚过。但最终他们找到了“解脱”的理由:我没办法,整个教育制度都是这样的,我同情学生,谁来同情我?校长可不会因为我有“爱心”而不用分数来考核我——少一分都不行!所以,他们在硬下心肠对孩子“精神施虐”时,会在心里说:孩子,别怪我无情,我实在是没办法,要怪就怪这个教育体制吧!
从此以后,他们对孩子们的斥责、辱骂甚至“动手”,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我曾经激愤地用“逼良为娼”一词,来解释在目前教育体制下许多曾经心怀纯真的老师迅速同流合污甚至“堕落”的原因,所谓“环境改变人”。但我同时又想,难道我们每一个老师真的已经被逼到了死角,没有一点点富有弹性的空间了吗?
四
今年一月,我去了原东德的柏林墙遗址,感慨万千。
德国柏林墙倒塌的前两年,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射杀一位企图翻墙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德国统一后,他在1992年2月受到了审判。
格·亨里奇在受审时申辩:“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也没有办法,除了执行上级的命令,我别无选择。”他的律师也以这个理由为他辩护。
法官却说:“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所谓“一厘米主权”的说法由此而来。
那么,我们老师有没有自己的“一厘米主权”呢?当然有的。在应试压力下,我们无法改变教材,改变考试,改变评价,但我们至少不要变本加厉,相反我们应该尽量通过自己的教育智慧,适当给孩子减轻点来自学习的恐惧,用我们成人的肩膀为孩子承受住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在课堂上开心一些,在班级里快乐一些,对他们说话柔和一些,对他们的眼光温暖一些……这就是我们的“枪口抬高一厘米”。
讲到这里,老师们都为我这话鼓掌,这掌声表明这群年轻人已经和我产生了共鸣。
五
因为时间原因,我还有很多想对他们说的话没说完。
我想给他们推荐苏霍姆林斯基这段话:“尊敬的教育者们,请时刻都不要忘记:有一样东西是任何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任何教学方式都没有作出规定的,这就是儿童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
而现在的教育,恰恰是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统一标准,这是许多学生(还不仅仅是“后进生”)根本没有“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显然是不可能享受教育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
写到这里,我估计有人又会说了:“您这个专家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纸上谈兵谁都会,您来带个班试试?”这是一些所谓“一线老师”抵御所有先进教育思想的富有“杀伤力”的“武器”。不过对我没用,因为我几十年的教育经历,我有带“后进生”丰富的实践,因而我有资格这样说!
是的,不要说这是做不到的,我曾经担任过集中了几十个全年级最差学生的“差班”的班主任,在这个班,我严厉批评过学生(教育不能仅仅是和颜悦色,严厉也是批评也是爱的一种体现),但没有辱骂过任何一个孩子;我严厉处罚过学生(教育不能没有处罚,没有处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但没有体罚过任何一个孩子。
这些顽童不止一次把我气得发抖,但我依然想法设法走进他们的心灵。顽童们只要有了一点点进步,我都带他们去公园玩,和他们一起摔跤斗鸡,摸爬滚打,请他们吃火锅……其实最后他们中也有人并没有考上高中,但在我班上的日子里,他们知道了“居然还有不打我的老师”(这是一个学生的原话),享受了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尊重,并获得了人的尊严和受教育的快乐。
我们许多老师都学过驾照,可能和我有过类似的体验:学习驾驶的过程,就是当“后进生”的过程,觉得自己笨,很自卑,因为很简单的操作都老出错,于是被师傅骂,自己还不敢还嘴……我很自然就想到我班上的“后进生”了。
’所以善待“后进生”,首先是要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中的一员,进而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我听不懂课也做不起作业,会有怎样的心理?实践告诉我,要让这些看似“无可救药”的学生拥有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必须从每一位“后进生”独特的精神需要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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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对,就从这里入手。
平时上课老坐不住的陈元兵,有一次课堂上居然偷偷地在抽屉里“研制”炸药,结果引燃了书包,差点儿造成恶性事故。我严肃批评教育他后,主动给他介绍一位化学老师,让陈元兵“好好从基础学起”,结果他不但课堂“老实”多了,而且居然逐渐迷上了化学。
伍锐课堂上耍蛇,吓得得全班同学不敢进教室;我介绍他与生物老师交朋友,后来生物老师叫他当科代表,还让他参加了生物课外兴趣小组。文建国上课从来不听讲,说是“听不懂”,但他对小制作特别入迷,所有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车模零配件,于是,我专门嘱咐物理老师,叫他指导文建国搞各种小制作,并让其参加各种小制作比赛。
万同一上课便睡觉,我也看不出他有啥兴趣爱好,于是,我给他推荐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精彩情节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叫他在课堂上抄这部小说——现在我家里都还珍藏着他当年毕业时送我的《烈火金刚》手抄本。
……
曾有同事对我的这些做法不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本来就够差的了,你还如此迁就他们,毕业考试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不这样做,他们仍然毕不了业;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发展其爱好,这不但能使他们或多或少学点知识,而且还能引导他们的做人之道。”
这当然需要勇气,这个勇气就是“无视”或者说“超越”学校以及上级包括社会某些功利的“评价”。无所谓——不就是影响我评职称吗?(后来我果真很晚才评上高级)不就是不给我评先进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确没有啥荣誉)不就是不给我提干吗?(所以我年轻时连教研组长都没当过,46岁那年直接由普通教师当校长)不就是不发展我入党吗?(所以我至今还是“群众”)……
教育的良知就在于此。这就是我坚守的教育的“一厘米主权”。
七
我再次想到了伟大的苏霍姆林斯基的精辟论述:
“我在学校里对儿童、少年和青年的几十年工作,使我得到一条深刻的信念:人的天赋、可能性、能力和爱好确实是无可限量的,而每一个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又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界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有权利说他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行’的人。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
还是回到那两个朴素的“假如”: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
2019年7月8日于成都飞温州的航班上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ID:zhenxichaguan),作者李镇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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