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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下跌危机?

来自上海的李燃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去年没上车。

去年8月，李燃瞄准了上海金桥板块的一套80平米的学区房总价550万。她左顾右盼迟迟下不了决心，结果不到半年涨了100万。今年4月，眼看再涨下去这辈子都买不起，李燃只能火急火燎以658万的价格把那套房子买了下来。虽然娃都还没出生,不过看着隔壁的静安板块半年能涨三四百万，她确实等不下去了。

作为一名从小镇走出来的上海新中产，李燃抢房子是源自于通过教育传承阶层的焦虑。为了将财富和社会阶层传承给下一代，最的有效途径就是：给他更好的装备(学区房)，和更好的弹药(补习)。很长一段时间,这套规则都行之有效地运行着。

然而2021年一切全变了。

今年4月，政府发动第一波攻势，学区新政横空出世——买了学区房也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入学。3个月后，第二波攻势强势来袭，双减政策下发，校外补习被团灭，中考改革普职率将达到50%。

装备没了，弹药也不准上了。北京妈妈瑟瑟发抖，上海妈妈人人自危。

两拨强攻之下，这场恐怖的教育军备竞赛看似被强行终止，实际上中产更焦虑了——万一孩子考不上大学，那不岂不是要去搬砖？

20年前的一场教育大分流，让许多像李燃这样的小镇做题家改变命运，实现阶层逆袭，成为一线城市中产。这场分流的巨大影响力让所有家长因教育而焦虑，关切教育政策的每次变动。

但是，中国教育背后的指挥棒，从来不是教育部和高校，而是身居庙堂的产业政策，是产业机遇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20年后的今天，轰轰烈烈的第二次教育大分流伴随着新的产业机遇，已呼啸而至。

第一次教育大分流：从工人到打工人

今年年初，一则腾讯35岁员工准备退休的帖子刷了屏。35岁就退休是因为他有三张底牌，1000万的股票+1000万的房产+300万的现金，相对于大部分打工人月薪不足6000的现状，这位仁兄已经秒杀了99%的同龄人，成功实现逆袭。

过去20年最强打工人:腾讯工程师

这不是个例，2020年，腾讯人均年薪达到81万元，十年的程序员，绝对能取得比平均80万高的年薪。此外深圳房价过去20年涨幅20倍，腾讯股价也在过去16年涨了700多倍。

因此，过去20年早早加入腾讯的打工人，事实上享受了三重杠杆：工资增值杠杆+股票增值杠杆+房地产增值杠杆。堪称宇宙最强打工人。

深圳的房价起到了财富放大器的作用

所以，才有了腾讯员工打拼10年就相当于别人打拼30年，甚至一辈子。但这种逆袭样本实际上已越来越难，甚至趋于消失。

这背后有一条逐年水涨船高的隐形门槛，就是高考筛选：过去20年，越来越多的人能上大学，但考上名校的比例却越来越低。

为了普及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扩招持续了20年，录取率到了2018年的81.13%，整整翻了2.4倍，但是代表名校标准的985院校，常年录取率却不到5%。

分母变大了，分子却变动很小。

按照这位腾讯打工人口述，他进入腾讯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2009年湖南女孩孙玲也参加了高考，她高考成绩为399分，没有达到当年湖南二本线，告别大学的孙玲南下深圳在电池厂上班，每天上12个小时的夜班，住月租400的郊区合租房，一年攒不下1万块钱。

学历金字塔,也是收入金字塔

高考是熔炉，结果一直惨烈。过去20年，名校是获得高薪职业的第一个敲门砖。成功了就可以去当腾讯码农，35岁退休，身价千万。失败了基本上就失去了跨越阶层的可能，进工厂当流水线工人。

这种被时代抛弃的焦虑感并不是少数人专有。2018年，中国高考人数920万，全国一本录取人数是114万人（6%），全国211高校录取人数约46万人（2.4%）。上不了名校，剩下800多万人都会面临一个就业恐慌，出路在哪？

考不上名校，基本上意味着跟高收入告别。中国最赚钱的三个行业，IT、金融、房地产平均月薪过万，16年前只有750人的百度上市，一夜之间造就了7个亿万富翁、51个千万富翁和240多个百万富翁,但事实上，2020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刚超过2万元。

“财富=读名校=选高薪行业”，打工人和工人中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收入差距鸿沟，同时这个鸿沟缺乏有效的中间收入的就业缓冲带。

这背后有深层次的产业逻辑支撑: 先是在传统制造业，中国有严重的后发劣势，在三来一补，或者苹果模式年代，其实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了两个角色：劳动的组织者和大规模劳动的实施者。

大学生，或者更高水平的211、985毕业生就可以成为组织劳动的人，上不了大学，就变成技术含量较低（三和大神也可以胜任）的流水线工人。

这种代工模式下，高积累的技术工人是缺位的，事实上本身也不需要，比如一个高价的照相机，组装在中国，但最高昂贵研磨镜头在德国。

同时作为过去二十年最大的风口，任何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大学毕业生，都享受了比当工人更高的行业红利，产品经理年薪百万，外卖小哥月薪过万。

教育的这场大分流，分成了高收入的打工人（互联网，金融等）和低收入的制造业工人两个二元分化的群体，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收入金字塔。

留在塔尖上的小镇做题家们为了下一代阶层不滑落，开始疯狂内卷，拉开了恐怖的教育军备竞赛。

直到2021年这个拐点降临. 教育的第二次大分流已经正式开启。毕业进大厂，不如进工厂，是不是会真的上演？

新的分流：从工程师红利走向工匠红利

2019年，自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印度军工业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花费1.71亿美元的“海洋帝王号”潜艇在焊接过程中被一名电焊工给点着了。失误导致了潜艇失火，最后只能延迟一个月服役。

看来印度造航母不行，不仅是因为芯片不行，焊接工人不行也白搭。

建造一艘航母约需要2400名顶级焊工，焊工听起来很low，但事实上作为组装工艺之一，对产品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在全世界大型结构，火箭也好、航母也好，绝大多数都还是人工焊。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就是一位国宝级焊工,被西方评价至少替中国省下500亿经费。

虽说这方面中国比印度强，但我们也同样面临困境。

过去二十年，码农、土木工程师、金融民工的数量大规模增长,这种工程师红利再搭配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成就了互联网、大基建和金融业的繁荣发展，是信息流，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的快速融合与高效转动打造了中国直接弯道超车欧美的成就。

但这种工程师红利正在衰退。

20年前，只要搭上风口，打工人也可以逆天改命，一朝上市天下我有。而如今,抢菜农生意，鼓励卷狗文化，陪酒风气盛行。很多大学生万里挑一进入大厂，加入了最精英的团队，成为令人羡慕的工程师，最后可能就设计了一个表情包。

互联网吸收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却妄图安排这些人才都变成为大厂卖命的打工人。

清华毕业,开发炸屎功能

与此同时,国家的优先战略已经在悄悄发生转变。

一方面,随着人力,土地等各方成本大幅提升,低端代工黄金时期正在成为过去。另一方面,国家安全与自主性对精密制造能力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必须慢慢摒弃过去的输入精密零件，中国负责外围零件组装代工出售的模式。

产业结构升级的背后，是对大量高素质制造业人才的需求。

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在关键技术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卡脖子”的问题，高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转化成果行业应用、生产服务一线的技术性人才严重缺乏。

新时代的就业风口

比如，我们经常讲的集成电路、大飞机. 汽车及其零部件、显示面板、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等中高端制造业，每年从欧美的进口额都在1000亿以上。

再比如，我们自主设计的歼-10飞机，主起落架主承力结构的整个金属部件却需要委托国外制造。但造完之后，起落架的收放出现问题，有5毫米的误差，只好重新订货制造。仅仅是这一点点的误差，影响了歼-10首飞推迟了八九个月。

国家要产业转型，这就需要大量人才在高端制造业里卷，赶上这次的风口，我们普通人也将迎来一场从工程师红利，走向工匠红利的第二次收入大分流。

乍一听,这个饼又大又圆，但想让大学生，职高生进工厂，根源上还是要解决2个问题： 高收入，高社会地位。

新的机遇：即将缩小的收入剪刀差

上海券商研究员王强最近彻底蔫了，本来在上海已经有车有房有户口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但他突然发现再努力，也追不上曾经的下铺兄弟.

王强几年前毕业于武汉某著名211高校的材料专业，当时材料专业并不好就业，王强选择了出国攻读金融硕士，出国两年学费+生活费,家里支持了接近200万，不过王强觉得这钱花得值——转行如转运，换了一个赛道，人生也会走上坦途。

毕业一回国，王强立马就对各大银行、券商、基金、私募递上简历，经历了3考3面后，最终得到了某券商的offer。能进金融行业用钱生钱，谁还要苦哈哈地直接干材料？

直到有天写研报加班到吐血的王强微信看了下同学群，才知道睡在下铺的兄弟一毕业就随便找了一家福建小电池厂。

只不过那家小电池厂叫宁德时代，而兄弟手里持有的股票，早已让他成为千万富翁。

宁德时代是新崛起的全球电池龙头，短短5年时间市值涨至1万亿，创始人曾毓群身价超过马云。宁德的崛起也让一批学材料、学化学的大国工匠翻了身。公司催生了9位亿万富豪，比谷歌和Facebook的造富能力还要强(8位)，千万、百万富翁更是不计其数。

新时代的造富机

戏剧化的个人命运转折背后是一个被公众广泛忽略的事实：最近5年最强打工人财富制造机不是互联网金融和地产了，而是来自先进制造行业。

在公众的印象中进工厂还等于当工人，当工人等于没钱没地位没保障。但其实现在的先进制造业早已今非昔比。

进工厂分为两类，普工和技工。普工基本上就是流水线组装、拧螺丝、上开关、焊电线、贴图案等。而技工就需要跟师傅学技术，比如磨机床、磨镜头，是长时间进行工艺上(know-how)的积累。技工的收入并不低,很多能过万，但需要长时期坐冷板凳，需要日复一日踏踏实实的积累。

在不远的未来，普工会随着低端代工慢慢离开中国，而国内将要力争的是中高端产业升级。高端制造背后则是材料、设备、加工工艺等多种高技术门槛的结合。

简单说，国内需要大量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这种大国工匠，既可以来自专业高校，也可以来自职业院校。

未来,制造业和互联网行业的收入剪刀差会越来越小。科创板上市两周年来，上市企业逾300家，市值已近5万亿，已经诞生了7家千亿级别公司。

但这只是个开始。

随着收入剪刀差的缩小，制造强国德国的各阶层收入分布将成为值得我们参考的对象。

在德国，一个高级技工跟中层管理者收入差不多。德国世界500强的某公司电焊工，除掉保险和税收，工资3000多欧元，这在当地就可以过上非常体面的生活。如果租个一百平的房子，大概也只需四五百欧元。

相当于如果你在上海当焊工月入5万，你当然也舍得花1万在内环租个两室一厅。

德国的各工种并没有断崖式差距

一位旅德网友曾经发出慨叹：德国316L不锈钢管道电焊工，“住的是星级酒店（每天专车接送）/工作服都是洗衣店给洗、熨烫的，现场休息室冰箱内常备水果饮料，平时穿的彪马和阿迪达斯都是几十欧的，这个工资足以过上严重的小康生活。”

如果中国未来转型的方向是学习德国,其实现在就算万一考不上重点大学当码农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家长们掐指一算，就算当航母焊工可以月入5万，在北上广还是买不起房子，这可怎么办？

分流后的下沉：从北上深到新三线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顶着压力做了个重大战略决策，进行三线建设。“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三线建设让内陆地区兴起了一大批工业重镇，比如川西南小镇攀枝花一跃成为全国主要的钢铁基地。

三线建设中的攀枝花

然而这些基础重工业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没落。如今中国将会再次掀起一场规模庞大的新三线城市运动，这场新运动会带来产业的升级，也将会影响一代人未来的工作，生活选择。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近两年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行业。

最近安庆人李乐乐在拿到合肥国轩高科的offer后，离开了奔波两年多的上海。离开原因简单而无力：在上海没有生活只是在流浪,工作压力大，通勤时间长，为了见客户，单程坐1个小时地铁，内环动辄10万一平的房价让人望而却步，外地女友感情告急。

李乐乐的选择不是个案。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全国各地的下沉开花，一批年轻人选择离开北上广回到新三线城市定居。合肥政府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仅半年时间合肥新增户籍人口12.3万，大部分都是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

相比之下，新三线城市对这些大国工匠们要友好太多。回到合肥后，李乐乐买了车，在公司附近租了房，通勤时间也骤降到10分钟左右。

三线城市的制造业高收入

未来汽车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详细叙述了这些回潮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在合肥不少造车新势力对高级工匠开出了1万-5万元的月薪，远超当地平均薪资，即便在上海这也已算是高薪。

不仅是蔚来，其他造车新势力下沉趋势也很明显，比如小鹏汽车在广东肇庆新建了工厂，回头立马又选定了武汉；理想汽车收购位于常州的工厂；威马的产业园在湖北黄冈和浙江温州。

中国不可能让数量庞大的大国工匠人均北上广深学区房，所以学习德国的产业小镇模式或者美国的科研大学城，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

目前中国中高端产业和工作机会仍集中在3+7个城市里：也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武汉、苏州、杭州、南京、重庆、天津。这11个城市也是中国城市GDP排行榜的前11位。同时其他城市正在快速赶超，最为典型的就是西安、郑州、合肥、东莞。

但只有15个城市还远远不够。逃离一线,拥抱新三线将会成为大势所趋。前有华为因为高房价逃离深圳入驻东莞,现有新能源汽车集体下沉。这根指挥棒下，未来新三线将会形成一批中型城市群，也会形成新的高端特色产业中心.

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未来好工作的标准不是坐在五环内还是五环外，名片上印着的是副总裁还是电焊工。而是一份可以持续终身的工作，一份可以支持一个人独立在城市体面活着的工作。

教育改革 VS 收入分配

为什么全社会有这么强的教育焦虑?

因为过去20年，整个社会在学历和收入上都形成了一个强金字塔分配模型。 如果当不上塔尖，作为塔基的社会底层各个方面都会被塔尖吊打，这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收入差距悬殊，整个社会有分化的危险。

未来十年，收入结构的改造将成为一项重中之重，我们需要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型进行结构化转变。

这个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二次分配，会造成较高的中间成本，这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真正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让能够容纳大批量中等收入阶层的先进制造业崛起，在首次收入分配阶段就加速巩固橄榄型收入分配社会的塑造。

所谓的收入改革和产业转型其实是一体两面。而教育改革不过是浮在这表面上的风向标而已。

这一场从金字塔到橄榄型社会的巨大变革，既是一场产业转型之战，也是一场社会阶层重塑的战役。

前三十年，大量的财富涌向了少数行业和少数几个大城市。而这次，会从一线到六线,从五环内到五环外，从互联网到先进制造，从先富再到共同富裕。

所以永远是产业决定人才流向和教育选择，教育反过来可以成为一个风向标，当一代打工人的超额红利之门关上时，就是另一代人新风口的开启。

最终，五环外的活力会和职业教育，高端制造的崛起互相交错上升，成为下一个十年的动力，一个稳定，认真研究本行业的中国劳动者，会在五环外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五环外“（ID：wuhuanoutside），作者张真真，编辑车卯卯。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