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显然，促进共同富裕，离不开扩大教育公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收集时表示，“共同富裕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先实现教育的公平。”他认为，实现教育公平的最大的障碍与我们的文化有关。“比如，放任超级中学的做法，深层次上就与我们的文化心理有关。中国人从心底里就认可精英主义文化或是贤能主义。中国人心里头实际上没有多少共同体的概念，骨子里就相信只有自身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澎拜新闻8月23日)

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分析我国社会的教育公平观，还主要是“精英教育”教育公平观，而非“人人有人生出彩机会”的教育公平观。而“精英教育”教育公平观，正阻碍我国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阻碍破除当前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的教育评价改革。

比如，谈到破除当前社会的“唯名校论”，要求用人单位不能在招聘时搞学历歧视，提出非“双一流”院校、985院校不招的招聘标准时，有很多人反对称，进“双一流”、985院校需要更高的分数，毕业时获得的待遇当然应该不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大家还拼命上“双一流”、985院校干什么？

对于当前的高考公平，社会舆论支持的是“分数公平”，即按高考分数来配置教育资源。而鲜有人支持真正的“结果公平”与“过程公平”。对于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拥有更多的国家教育资源（生均教育经费），高等教育存在的“质量与学费倒挂”（上北大清华等高校学费最低，上民办高职院校反而学费更高），社会是普遍接受的。这就是“等级化”公平观，即不是反思等级存在是否合理，而是沿着“等级化”思维，追求“如何维持等级秩序”的公平。按照大部分社会舆论的观点，高分考进名校，获得更多国家资源，这是天经地义的，也符合传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成功价值观。

在这种“等级化”思维中，破除唯名校论，就困难重重。破除唯名校论，说到底，就是要重新配置教育资源，在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层面，必须按“均等化”思维保障每所学校有一样的生均拨款，而不是搞等级差异。可对于这种调整，很多人都不接受：这不是吃大锅饭吗？如何激励学校竞争？这是把国家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与学校的自主办学混为一谈的了。而且，也滞后于我国教育的发展形势，“精英教育”思维符合教育资源匮乏年代，在各级各类教育已经普及之后，再用这一思维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就会出现严重不适应症状。

不要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各校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我国基础教育资源，当前也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存在以“锦标主义”“精英教育”思维配置教育资源的顽固观念。在高中教育阶段，近年来，在传统的重点高中基础上，超级高中“崛起”，对于治理超级高中，舆论并不积极，很多家长想的是，我的孩子要是能进入超级高中就好了。破坏地方教育生态，让县中塌陷的超级高中，还被粉饰为促进教育公平，给乡村孩子创造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之下，职业教育就成为“重灾区”。吊诡的是，家长不反对超级高中，却要求取消中职。试问，这两者怎么协调？取消中职之后，继续有超级高中，普高还不是被分为三六九等吗？而只要普高分为三六九等，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就连《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举办重点校、重点班的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各地到现在还有各种变相的名校、强校，如“新优质校”、“明星校”等。各地大张旗鼓搞“名校集团”，更是打着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旗号，强化“名校”，由此可见，有的地方教育官员的骨子里，是不愿意推进义务教育真正均衡发展，还是有“名校情结”的。

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捐赠，在教育领域，也存在“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问题，如高等教育领域的捐赠，主要集中在北大清华等名校，而那些生均经费只有1万到2万元的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却很难获得社会捐赠。这是拉开教育差距，强化“名校情结”，还是缩小教育差距，淡化“名校情结”？在基础教育领域，虽然有一些企业关注乡村教育、乡村教师和学生，但更多企业家关注更多的也是名校。

促进“共同富裕”，要求有新的教育公平观。这一教育公平观，不再是“升学公平”，而是“成才公平”，即一名学生在高中毕业后，不管进综合性院校，还是高职高专，他应该获得基本一样的国家教育经费，不存在高低之分；一名学生不管是学术人才，还是技能人才，他的社会地位也是一样的，不存在尊卑之别。新的教育公平观，不是引导学生公平竞争，做“人上人”，而应是发展自我，做“人中人”，通过关注学生个性和兴趣培养，激励学生做最好的自己，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教育思想网“（ID：eduthought），作者熊丙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