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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问题“在中专/职高/技校教英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下，有不少人对此持负面评价。例如：

“以后要我去要饭我也不会去中专教学，中专简直就是一个毁人的地方，不只毁学生还毁老师。”

“我上课的日常就是讲单口相声，自问自答。教学水平倒退，演技倒磨练出来了。”

中职教师黄悦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她在苏州当地一所中职院校任教，担任班主任和电气工程学科任课老师的双重职务。

在她的课堂上，前三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接近普高学生，基本能够按照规定在课前将手机统一上交。分水岭出现在成人高考后，黄悦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大考后学生普遍开始松懈，一部分年满18周岁的学生甚至会产生更强大的逆反心理；二是之后几年的专业学习更偏实际操作，理论知识的考核趋于宽松。

在学历职业教育这片沃土中，永远不缺的是每年一批批涌入的学生。

他们或是中高考失利，被迫在各自人生的不同阶段走入职业教育的道路；或是在某一刻意识到自身文化课学习能力的短板，即使成绩能够进入一所普通高中，仍决定去职校探索人生版图里剩余的可能性……

职校已然成为一个小社会，无论是仍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三校生，还是稍年长的高职学生，他们被象牙塔“驱逐”，提前准备走入快速运转的高度工业化的现实世界。

而职校教师和辅导员，是这群年轻人真正踏入社会被锤炼前，最后的一口“良药”。

只是，“良药”有时也会动摇。

不是首选，却是最优解

现代中国的职业教育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中国开始效仿苏联，开启工业化进程。

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口，教育重心被放在了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

经过几年时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学校建立起来。1965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在校生人数占当时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3.2%。

这之后，历史的车轮被按下暂停键，职业教育也戛然而止，直到改革开放后再度恢复。1985年，发展职业教育被正式提上日程，中专、技校，以及新出现的职业高中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职业教育的主力军。

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大潮的裹席下，高等教育正在飞速发展，传统职业教育受到冲击。中等职业教育不足以撑起整片天，1999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的社会急需的专门人才。

此后十几年间，高等职业教育的数量从几十所增加到1400余所，与中等职业教育一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当代职业教育体系。

然而，纵观各个时期，职业教育在社会需要和个人选择之间，似乎总是存在错位。“低人一等”、“成绩差才去念”、“没出路”等偏见被打成标签贴于其上。

去职校教书，也成为一部分人的“妥协”。2009年夏天，黄悦硕士毕业，从小拥有一个教师梦的她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想进入企业上班，而想进入当地的高校，单凭一个硕士文凭还远远不够。

“当时想要进苏州当地的高校当老师，起码需要博士文凭了。”黄悦回忆，如果去教小初，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专业知识就等于是放弃了。

于是，职校成为了摆在黄悦面前的最优解。恰逢当时苏州市内一所中职院校在招人，学科方向也跟她所学专业接近，一番面试后，黄悦顺利得到了这份工作。当时的她也不会想到，这一待就是12年。

对于在南京一所大专院校工作的张娜而言，踏入职业教育更像是一个误打误撞的过程。

大学毕业后，张娜进入本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这份外人看来是“铁饭碗”的工作却让她感到厌倦。

需要上夜班的工作性质让张娜的生活作息变得紊乱，“受不了了，长期这么下去身体肯定吃不消。”经过一番思量，她提出了离职，经身边朋友介绍来到当地一所大专院校担任辅导员。

学生工作无小事，手机永远是开着的

张娜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适应这份工作。

她每天七点半前到校，去教室查早课，给学生点名。新人时期，张娜就带了三个班，一百来号人。

相比承担教学任务的职校教师，张娜更像是学生们的生活老师。日常学习、住宿生活、学生心理健康等，这份工作要求学生各个方面的情况她都要负责和处理。

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成为张娜的习惯。

“只要学生有事找我，不管多晚只要我没睡得很沉，听到电话都会接起来。”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曾经多少次在下班后又赶回学校处理突发状况，比如学生打架、生病等一系列需要辅导员出面解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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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提前给自己打了一剂强心剂，初来乍到时期的张娜偶尔也会陷入自我质疑，尤其在遇到听不进劝的执拗型学生时。

那一年，有个即将毕业的学生给张娜的辅导员工作带来了挑战。这位男生已经读到了大专最后一年，但一直跟学校提出自己要退学，当时的辅导员怎么问都问不出原因，离职交接时只告诉张娜，“这孩子太内向了，完全沟通不了。”

在这份工作的起点，张娜身上也有着一股执拗劲。“我得知道原因。刚当辅导员时这种责任感特别强。”她回忆，于是想方设法地去找这位学生聊天沟通，试图搞清楚他为何不能再坚持几个月拿到大专文凭。

经过一番沟通，未果，学生还是一副拒绝敞开心扉沟通的姿态。张娜决定，干脆就拖着不给他办理退学手续。几天后，学生的父亲打电话给学校，表示家里也同意让孩子退学。

因为这通电话，张娜找到了切入口：尝试和家长直接沟通。

“我以为一直有顾虑，怕自己直接找学生家长的话学生会不满。但这件事让我明白有时候直接找家长是个很高效的方式。”从男生父亲那里，张娜得知，他之所以想要退学，一是家庭经济比较贫困，二则是觉得一纸大专文凭毫无用处。

找到退学的症结所在后，张娜开始有针对性地去解决，尤其是对于“大专文凭没用”这个认识上，她开导这位男生，有无文凭在社会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系里安排的实习工作不喜欢，辅导员和学校就业指导处可以帮助解决，尽量提供一份更符合本人兴趣的实习。

在一番努力下，这位男生最后顺利拿到了毕业证，离校前，他找到张娜，表示自己也意识到了学历的重要性，感谢她这段时间来的付出，让自己能够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读了职校，文凭还重要吗？

职业教育下的文凭到底有几分重量，也成为黄悦在面对学生时，一个无法避免的话题。

在全国不少省份中，普高录取率在50%左右，部分省份甚至在个别年份低于这个数字，江苏就是其一。也就是说，经过中考分流，江苏省只有一半不到的学生能够上普高，剩下的学生只能进入职高念书。

2017年各省普高录取率图源网络

在黄悦任教的这所中职学校，约有80%的学生来自中考失利没有被普高录取的初中毕业生，这其中，也包括个别达到普高线但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了职业教育的学生。

目前，学校开设五年制大专项目和七年制专升本项目。三年制职高项目则因为分数太低导致入学学生整体素质较差，于去年起不再开设。

每当看到学生只想混日子，对考试、拿文凭没有兴趣时，黄悦既心痛又着急，一有机会就会给这些孩子“洗脑”，她想让他们明白，在当今的社会，即使现在读的是职校，但学习生涯并未由此画上句号。

开展主题班会（收集对象供图）

“有些学生，包括他们的家长也会觉得，大专学历根本没用，即使考了专升本，这张证书很多企业也不承认。”黄悦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导致了一部分学生学习懈怠。“学历是一块敲门砖，也是进入职场后升职的必备硬件。即使是专升本的文凭也比什么都没有好。”

在黄悦看来，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入校后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对他们接下去几年的发展意义重大。

她会反复和学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在今年带的班级里，46个学生中，有80%的学生参加了专升本考试。

黄悦的学生在一堂英语公开课上（收集对象供图）

“我会告诉我的学生，趁现在你们还在学校，还学的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学历做个提升，专升本的考试一定要参加。”

职校，教师的修罗场？

网络上，关于职校课堂氛围的讨论，很难找到正面的评价。学生上课只盯着手机刷短视频、聊天、甚至打游戏，老师在讲堂上唱独角戏，似乎已经成了职校课堂的常态。

社交媒体的逐渐低龄化让这群十几岁的孩子几乎永远处于手机不离身的状态。如何让学生对课堂产生兴趣成为中职教师黄悦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电子设备的管理上，学校也采取了措施。每个教室都配备了一个临时放置全体学生手机的保管箱，按规定，学生需要在上课前将手机统一上交，下课后可自行领取。

冲突在这个环节时常发生。

个别学生不愿意上交手机，认为手机是自己的私人财物，老师无权干涉；或是交了手机后下次去拿，发现不见了，教室没有监控，即使有怀疑的对象，也没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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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部分主动在课前上交了手机的学生，在课堂上也会因为后期跟不上授课进度而选择放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在课堂上睡觉。

在辅导员张娜看来，想要尽可能减少学生对教职人员的抵触情绪，建立相互信任是基础。学生对辅导员有了信任后，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是和教学老师发生矛盾，都会主动来找辅导员交流。

在四年的辅导员生涯中，张娜认为学生和自己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有时，异地恋的情侣因为另一半来当地看望，如实和张娜请假，张娜会根据情况来判断是否批准。

通常情况下，作为过来人，张娜能够理解少男少女这些情愫，只要不撒谎，她通常会批准这类请假，嘱咐学生落下的课和作业要尽快补上。

“其实只要你信任他们，他们也会信任你，从而会和你交心的去沟通。”

围城还是舒适区？

身处职校这座修罗场中，离开的念头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最强烈想要逃离的阶段是在头两年。尽管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信念，但遇上叛逆学生将原本一件易处理的纠纷升级为棘手事件时，张娜心里会闪过“不管了，随他们去吧，我辞职”的念头。

“冷静下来，我清楚自己是热爱这份工作的。大多数时候我享受和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一步步引领他们朝正确的方向成长，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张娜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生涯。

作为辅导员带来的成就和使命感让张娜选择继续留下。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照顾家庭的需要，四年前，她从一线辅导员转到更偏行政的管理岗，用张娜自己的话说，“像是一个中转站”，连接辅导员和领导层。虽然不直接接触学生了，但心系这群年轻人的心从未变过。

对黄悦而言，研究生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所中职任教，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还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她对这份工作的评价。“但也并不是外界想的那样安逸，中职教师队伍里也存在晋升和竞争，也会有教研、发表论文的压力。”

过去几年，黄悦的丈夫曾劝她换个更好的学校，教素质更高的学生。黄悦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当时正赶上评职称，“如果跳出去的话，可能一切要从头再来。”

她也感慨，“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是人越来越多，编制越来越少了。”

（*文中黄悦、张娜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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