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在中国，自然教育刚刚起步，行业还在形成中。”自然教育机构闻啼鸟的创始人胡文珏告诉芥末堆。

通俗来讲，自然教育就是让孩子在了解自然知识、参与自然活动的过程中建立起对自然、对他人、对自我的正确认识。但在官方层面，自然教育还缺乏明确定义。

2010年前后，理查德·洛夫的《林间最后的小孩》等一批经典专著中文版在国内发行，让“去自然化”的生活和“自然缺失症”变成广为讨论的话题。人们由此开始反思重建人与自然连接的重要性，自然教育机构也开始陆续进入公众的视野。

由全国自然教育网络行业研究专业委员会发起的《2018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显示，自2010年起，内地新增自然教育机构数量明显增加，至2018年，内地已有418家自然教育机构。在所有调研机构中，工商注册属性超过半数达54%。

即便自然教育在近10年来有一定发展，但和其他类型的教育相比，大众对自然教育的认知程度依旧较低。“在很多人眼里，自然教育就是一次乡村游、一次亲子游或一次动植物科普。”胡文珏表示，自然教育行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人们的认知度和行业当下能够提供的服务是相匹配的。

定义、规范不明晰，摸索前进中的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行业的市场规模有多大？至今，这一问题仍没有准确答案。不过，在计算市场规模之前，首先需要探讨的是什么才算自然教育。

2019年4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 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这是第一个国家政府机构部署全国自然教育的文件。文件中把“自然教育”定义为推进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

用自然教育的方式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同样也是很多自然教育机构的理念之一。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创始人赖芸曾向芥末堆表示，鸟兽虫木的定位是引导公众关心生物多样性，用自然教育推动生态保育。

“自然教育的从业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环保领域，环境保护本身就与自然教育密切相关。可单纯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并不完全算是自然教育。”胡文珏称，“自然教育”中的“教育”二字很关键，教育更多强调得是教学过程对个人成长的影响。“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机构要么对自然缺乏足够的理解，要么在教育上经验不足，真正好的自然教育机构应该是在教育观和生态观上都具备比较专业的认知。”

盖娅自然学校的校长张萌对自然教育的定义则更为宽泛，她较倾向从能否达成目标的角度来认识自然教育。“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割裂关系，弥补人对自然认识的缺失以及帮助人们找到自我在自然中的位置，能达到这些目的的教育就是自然教育。而自然教育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自然教育的不同理解也直接影响各类自然教育机构的商业模式和课程设置。

在胡文珏看来，自然教育课程必须要在自然空间中进行，如果没有对大自然的切身感受，课程将失去意义。在此基础上，闻啼鸟采用To C高客单价模式，面向4—12岁年龄群体，周末的主题自然课和寒暑假的生态旅行是其主要营收来源。

除直接服务于个体客户，一些自然教育机构，如大地之野、树行途等还研发标准化课程内容，与中小学开展合作，开拓进校业务。树行途创始人王旭此前接受蓝鲸教育专访时谈到，“脱离人的不可控和不可复制性，做可控和可复制的知识”是树行途成立伊始就确定的思路。

据2018年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对自然教育行业的调研结果，自然教育机构针对政府、学校、企业等B段客户提供的服务主要为承接自然教育类活动，其次是提供项目设计、课程开发等服务，面向公众则主要提供自然教育体验活动和自然教育相关旅行方面的服务，受众以中小学学生为主。

目前，自然教育类课程种类颇多，有以冬令营、夏令营形式开展的亲子旅行，有包括环境保护、农耕实践等在内的户外自然体验课程，还有讲解自然知识的室内自然教育课。活动场地从国内动物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拓展到国外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园等生态场所。

丰富多元的活动表象之下是行业规范未建立，行业准则缺失带来的机构资质良莠不齐、从业人员素质及课程体系质量参差不齐等多种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除国家林草局印发的通知以及中国林学会于2019年发布的《森林类自然教育基地建设导则》、《自然教育标识设置规范》两项标准外，我国尚未有关于“自然教育”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标准。

自然教育能否打破“小而美”？

2020年10月，由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发布的《新冠疫情对中国自然教育行业影响调查报告I I》显示，将近70%的自然教育机构运营年限在5年以内，机构规模普遍较小，“小而美”型的自然教育机构仍占多数。

造成自然教育机构“小而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课程内容难以标准化，复制难度大；二是行业人才紧缺，教师培养周期长。

胡文珏告诉芥末堆，课程内容难以标准化主要源于自然本身的不确定性。“例如我们的落叶课，也许去年11月初的落叶情况最适合上落叶课，但由于天气原因，今年11初的落叶课没法进行。同样在观鸟课上，候鸟归来和离去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精确，在户外课堂上会遇见哪一种鸟也是未知数。可以说，大自然本身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产品不可能在诸多细节上实现标准化。”

课程标准化难度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然教育行业人才的匮乏。以盖娅自然学校为例，张萌称，盖娅的所有课程都是“长”出来的，起初并没有人为的安排和规划。“团队里某个成员对哪一领域的感兴趣，他就可以尝试把兴趣变成能实施的课程方案。我们的课程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越‘长’越多”。

由于国内自然教育领域人才稀缺，很多自然教育机构的课程研发周期较长，课程体系也在缓慢构建中逐步走向完整。

为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中国林学会以及业内很多机构开设了各种类型的培训课程，如中国林学会定期开展的自然教育师培训，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开设的自然解说员培训课程，盖娅自然学校研发的自然体验师培训课程。

然而，张萌称，“来盖娅参加课程的人不少，培训通过的人也不少，可很多人最终并没有待在自然教育行业。”其原因在于“很多人做了一两年后，发觉自己无法在这一领域达到社会主流的成功，也就放弃了”。

胡文珏告诉芥末堆，闻啼鸟几年来都没有招老师，现有的老师都是团队自己培养起来的。和闻啼鸟类似，赖芸曾向芥末堆表示，鸟兽虫木中的很多老师之前是来参加活动的家长，“家长慢慢地不满足于只参加活动，也会来机构帮忙当助教，甚至成为导师。”

“一名合格的自然教育老师需要具备正确的自然知识、一定的自然体验，以及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友好的自然观。”胡文珏讲道，很多生物学、地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在自然知识方面储备充足，但非常缺乏自然经验，“他们在讲课的时候很难把对自然的直接感知和热情传递给学生”。又或者，“他们的知识、经验都很丰富，但传达知识的方式方法、理念反倒有可能给大自然带来负面影响、给孩子带来误导。”

据了解，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均没有确立自然教育相关内容，从事自然教育研究的高端人才寥寥无几。而解决不了课程标准化、可复制和人才缺失问题，自然教育机构也很难短期内打破“小而美”的发展状态。

自然教育注定小众？行业发展需要时间

其实，在“自然教育”一词进入大众的视线、引起广泛关注以前，我国相关政策的主要落点在环境教育。

1996年，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宣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印发《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提出建设环境教育机构和环境宣传教育基地；2012年环境保护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建立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通知》指出，应充分认识到建立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重要意义。

21世纪初，我国推行基础教育改革，并把环境教育作为跨学科主题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2003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的通知。其中指出，教育部决定将环境教育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并建议中小学组织参观自然保护区等活动。

不过，据贵州大学和贵州大道风景园林研究院老师胡毛、吕徐等的研究结果，目前国内中小学校对自然教育都只停留在书面的理论上，学生普遍缺乏近自然学习。此外，和自然教育相关的学习营、夏令营、国际游学等活动也只有一小部分家庭参与其中。

与中国不同，欧洲等国的自然教育起步较早、形式多样。例如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幼儿教育时期就引入自然教育，德国森林幼儿园的数量至今超过千家。而北美的自然教育则更加偏向以探索未知为目的的野外生存。美国大多数学校都在中小学设置了自然课堂，课程以森林探险、露宿营地的方式展开，自然教育的主题还融入到K12阶段的教学当中，和科学类课程、人文类课程结合。

单靠“小而美”的自然教育机构的单打独斗，很难让“自然教育”破圈从而被主流大众所接受。科学史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曾在“首届中国自然教育大家谈圆桌会议”中表示，自然教育只有得到教育局的支持，有具体政策支持，比如将其纳入学分或必修课，才能避免边缘化。

全国自然教育论坛曾发起过一个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3-15岁人群。调查结果显示，51.09%的被调查者没有参与过自然教育活动；4.98%的被调查者经常参与；21.5%的被调查者参加过两次以上的自然教育。由此可见，自然教育在我国目前的普及程度还相对较低。

对于较低的市场需求，胡文珏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地开辟市场，因为自然教育行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人们的认知和行业当下能够提供的服务是相匹配的。

“其实从我们的小长假、周末的公园以及景区的人流量就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家庭而言，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的需求非常强，自然教育潜在市场非常大。”胡文珏认为，这一部分人都可以转化成自然教育机构的客户，但是目前的转化率还不是非常高。

谈及自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张萌告诉芥末堆，小众还是大众，不是自然教育机构本身能够决定的。“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自然教育比起10年前已经很大众了，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概念，愿意了解这方面的事情。事情的发展有其规律，我们是急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