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磊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2月4日-12月5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举行第八届年会，主题为“中国教育大变革”。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在“普职分流论坛”上做了题为《中职发展的国际经验和国内政策》的报告，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谢谢杨老师，很高兴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各位交流普职分流的问题。

刚才几位前辈学者给出了一些清晰的判断、建议，很多都是有共识的，我也很认同。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说有两位教授对他影响很深，与第一位交谈总能思路清晰，而另一位则让人糊涂。有可能我今天的分享会让大家糊涂一点，但或许糊涂之后会对普职分流的问题有更多的理解。

我分这几个方面，一是谈谈我国中职教育发展的若干事实和基本框架，二是关于职业教育的几点分歧，三是发展主义视角下的普职分流。

简单给一个历史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辉煌、滑坡、与重塑三个阶段。1997年是个特别特别重大的转变，出现了滑坡，生源减少，学生与就业联动下降。2002-2005年全国职教工作大会三次召开，各方共识凝聚，首次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加投入、建立学生资助体系等，可以称之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1.0阶段。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颁布，提出1+X证书、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学分银行、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等制度安排，一个更系统、更精细化的制度体系逐渐成型，我称之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2.0阶段。限于时间，我不具体展开。

这是一个趋势图，但没呈现出来，我简单说一下。上世纪90年代末职业教育的滑坡，除了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的原因外，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职业教育未能跟上其他教育类别体系建设的步伐，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公共投入相对不足，教育质量相对下滑，逐渐沦为“劣质品”。

是不是全国都出现这个情况呢？虽然整体上是，但是在发达地区，在珠三角、长三角很多地方不是这样的，这是他们职业教育发展很好的时候，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并与产业的互动增强。所以说，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异质性。

理解职业教育发展的异质性，我们先要理解现实中中职教育家庭需求的三种类型。首先，技术技能教育的需求，这在珠三角特别明显的，亿万富翁的孩子也在读中职学校，有的好学校可以收到重点分数线以上的孩子。然后是升学教育，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很难做到跟本地产业紧密联系，而且它是零和博弈，容易产生内卷。最后是看护教育，在结束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后，有些孩子还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来矫正行为、平稳度过青春期。

几个主要因素决定着区域职业教育可以在哪种模式下持续发展。居民的收入越高，对升学教育需求增加，对技术技能教育需求下降；区域产业越发达、能为中职教育毕业生提供适宜的岗位，会有更多对技术技能教育的需求。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够，公办中职一般无法以技能教育为主。这个时候就看能不能制度上有些突破，比如混合所有制、立交桥的宽度，会决定升学导向和就业导向的程度。在不同的省，立交桥的宽度差异非常大。这些因素决定了当前不同区域职业教育的形态很不一样，而形态的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对于职业教育的看法以及他们的选择。

刚才我说的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深入介入职业教育发展之前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快速建设，中职教育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呢？这是2020年最新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升学的情况怎么样。中职毕业生中升学的比例已经到了三分之二，东中西部都是如此，虽然具体的形式会不一样。不同的专业区别很大。由于在校生升学意愿更强，有四分之三的学生打算升学，可能未来升学比例会继续增加。

而我们就业的三分之一的孩子，他们的就业是什么情况呢？左图是指本地市的就业情况，在20%-40%，也就是说基本很少有超过一半是在本地，这个本地是地级市的概念。如果只看中西部省份，留在本省的可能都不会超过一半。毕业之后收入平均是2700，东部略高，中部略低一点，西部更低一点，这也符合我们的常识。不同专业的区别也很大。

孩子们现在选择中职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中职是免费的，但现在孩子们选择中职不是因为免费，以前是为了学技术、学技能，找到工作有收入，现在更主要的原因是父母的要求，和中职有好朋友。同伴的影响很重要，家长要求他继续读书也很重要，孩子们很多并不是要在中职学校学一技之长了。未来怎么样，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清晰的。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关于中职教育的几点分歧。

质量究竟如何？现在中产阶级很焦虑，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分流到中职教育里去了，就会打上差生的标签，未来是灰暗的，或许只能去工厂进行重复性的劳动。此前财新有一篇很有名的报道《误了百万中职生》，说学生进入中职学校后，成绩是下降的。所以中职学校不用办了，只办高中就好。我觉得从评价指标和样本代表性上看，这个结论有很大问题。但这篇文章能够广泛传播，源于触动了家长们的焦虑。

普职比要不要坚持？这个分歧非常大，职教的学者很多认为应该坚持，还有很多人认为不要坚持了，应该放开，给家长更多的选择。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去思考呢？刚才也谈了很多，我们应该给家长赋权，让孩子们自由选择，但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在的选择可能是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并没有觉得职业教育是劣质品，那时候中专很吃香。底层逻辑上，回答职普比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特定产业特定技术水平下工作任务在“人--机”间的分配。在十九世纪，许多主要的技术进步让物质资本与原材料和低技能劳动力一起替代了高技能劳动力。例如，在枪支生产中，批量生产促使木条的价格下降并在枪支中广泛运用，从而使枪托生产不再需要熟练木匠的参与。随着电力取代蒸汽动力，生产从1880年前的手工作坊转向工厂和流水线（更近期则是自动化生产线）。这时生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机械设备的安装和维护环节；生产和装配环节。后者主要是简单重复任务，故大量被机械和能源的组和替代，低技能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大量减少；但是，在机械的安装和维护环节，由于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分析性的、非简单重复任务增加，对机械安装工和维修工等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因此而增加。

再比如说我们的平台经济，送外卖。以前是打个电话餐厅派人送过来。平台经济出现后，它对这一行业的影响就比较复杂了，我们的骑手需要会使用这个软件，然后会有人专门从事程序开发，程序来决定资源的配置。所以技术进步对于工作任务在人与机器、不同岗位间的分配，影响是复杂的。甚至德国的汽车公司在德国和美国用的生产组织方式都不同，它在德国更多的用到高技能的工人，而在美国更多的依靠设备、降低对工人的技能要求。

刚才和震老师也提到了，当前世界上高中阶段主要有综合性教育体系和分轨性教育体系。选择何种体系，其实和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但和该国产业结构及主要产业中的生产组织方式有较大关系。比如说英国、美国、新西兰等等这些是综合性教育体系，德国、奥地利是分轨性教育体系。

我们要想想中国当前主要的产业什么样，我们未来还会以哪些产业为主，我们要继续保持哪些产业的竞争力，这样再来思考我们教育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不同的经济发达水平国家，中职教育份额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关系。但是有一点是共性的，在东亚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职教育在高中阶段的占比普遍下降，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我称之为东亚模式的中职困境。下面，我简单的介绍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形成了以“学校职业教育叠加企业内训练”为特征的职业教育体系，一度发展的很好，受到企业的欢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先后在1952年、1956年、1961年、1965年发表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有关报告。196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后期中等教育的扩充与准备》中提出了扩充职业教育的意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早期，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占比稳定在40%以上。

但是，到了70年代，开始出现批评的声音，认为职业高中的入学者实际并不是本人意愿，是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分流，学生们有劣等感，这造成教学非常困难。即便学生有学习意愿，因为职业教育内容的细分化、技能化、实务化，课程内容和现实社会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很难吻合。大多数工业职业高中，学科内容和现实就业的关联性很小，技能过于细分的教育使学生感觉职业教育的内容空洞，缺乏学习欲望。

此后，日本形成了改革职业教育的社会共识。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高中阶段中职招生比例迅速下降到20%多。改革很重要的内容是将传统的职业高中改革为专业高中，将其定位为基础职业教育而非完成教育。其次，为尚未定向的初中毕业生创设综合高中，设置与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并列的综合学科。而在高中职业科毕业生中，直接就业比例不断下降，近一半升入大学或进入专修学校继续学习。

日本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企业外迁，它的劳动雇佣制度发生了变化，企业内的教育训练费不断下降，体制内学校主要承担通用能力、职业技术知识教育，企业内教育主要承担实践型专业技术、技能训练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障碍。以公办为主的职业高中、高等专门学校等体制内职业学校日益萎缩。是不是没有这种需求了？并不是。以私立为主的专修学校在这之后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当公立教育不太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时候，市场来弥补了。

我国台湾地区跟这个也类似。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加工贸易型工业迅速发展，创造出大量技能人才需求。台湾地区经建部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规划人力资源，将多数初中毕业生分流到职业教育体系，并且严格控制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在80年代中后期，台湾高中阶段两个职校生才有一个普高生。这是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职业教育最辉煌的时候。

后来台湾的职业教育同样出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认为伴随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中职所培育的人才已无法符合高科技产业的需求，技术人才应由高职（台湾地区称高等技职教育）培养。在1998年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拓宽升学渠道、促进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和精致化成为两大方向：针对前者，改革方案增加了大学招生容量；而针对后者，则增设延后分流的综合高中，建立起职业教育的一贯体系和弹性学制。教改之后，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数量迅速增加，大学也大规模增加，中职学校和在校生的规模紧缩，中职教育升学导向增强，就业导向下降。

中职教育的剧烈变化，也使得台湾地区对教改的质疑和反思日渐增加。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100多名大学教授联合发表《教改万言书》，对此前的教改形成了批评。主要批评如下：一是大量中职学生升学后，就业期望提高，造成产业基层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二是以分流为目的设立的综合高中，培养出的学生与普高与中职都存在落差，在升学竞争中处于劣势；三是大专院校改制升格的大学，失去职业教育“务实”特色的同时，培养出的人才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仍未解决。甚至连我国台湾地区的前教育官员都说大陆要吸取台湾此前的经验教训。

这个表是台湾地区的历史数据。我们看到在90年代，它的职业高中的比例下降之后，它的升学比例从96年的时候百分之十几，突然到98年变成了一半以上的升学。在此之后，它的经费也发生了变化，既然都升学了，没有产业的特点了，它的经费跟普通高中也就差不多了。而我们大陆的中职学生生均经费已经略低于普通高中了，这个趋势需要警惕！

关于普职分流，有一个有趣的争论。一位高职院长说，过早分流是对下一代的犯罪，更希望生源来自于普通高中，因为他们的素质更好。而一位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企业老总则说，他希望分流早一点，员工在胜任岗位的情况下学历尽可能低（因为稳定性更好）。

对中职教育的分歧，来源于现实快速的变化（尤其是供给侧），来源于同一称谓下巨大的异质性，来源于立场的根本不同。但是，我们可能需要认真的思考，东亚模式的中职困境，我们需要避免么？如果需要，如何避免。

最后，我想从发展主义视角思考普职分流的问题。

可以简单的从两个角度思考普职分流。其一，老百姓要什么，我们就办什么，办老百姓满意的教育嘛。其二，办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这两者并不矛盾，短期老百姓满意了、如果长期跟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老百姓也不会满意。如果从长期让老百姓满意、从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角度出发，普职分流的调整可能很大程度上需要考虑我们国家主要产业的适宜生产组织方式，比如我们的人口结构如何，比如我们教育擅长培养什么人。同时，对普职分流的制度安排将来又会通过影响到我国人力资本结构而影响到未来产业的竞争力。

最后，我们不妨在多数同意原则和事业有利原则的二维框架下思考教育改革问题。事业有利原则和多数同意原则能够同时满足，这通常发生在改革早期。比如早年的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对当时的农村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很多事情，满足事业有利，但是不一定多数同意，甚至是多数人不同意，我们上世纪90年的国企改革就有很大的反对声音。但是，如果没有当年的国企改革，如果没有对人力、技术、资金等资源的重新配置，我们后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就没有那么顺畅。还有一些改革，满足多数同意，但是事业或许会不利，比如说台湾地区1990年代的教改，在当时是多数同意的，但是现在回顾，很多人都会同意与事业有利原则违背。普职分流的政策，或许我们可以更多在这个框架下思考，究竟什么样是能够在事业有利和多数同意兼顾的，当有一方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哪一方面。

我就报告这些，谢谢。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ID：ce30ce），作者田志磊。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