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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社会政策中，兼得之困常表现为三元悖论。诺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提出开放经济的不可能三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无法同时实现，只能三者取其二。三元悖论也被广泛发现于其他领域，如高回报、高流动、高安全是投资界的不可能三角，可扩展性、安全和去中心化性是区块链的不可能三角。

基础教育，承载着无数家庭对未来美好的期待。源于此，大众对教育体系也有着美好的期待：无需担心随机派位被分到“菜小菜中”，也无需焦虑“小学初中不进民办，高中大学就进民办”，更无内卷下不得不“鸡娃”前去的课外补习班。

然而，在这些美好期待的背后，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可以在公办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缩小校际差距，也可以管控民办学校的掐尖行为，或者限制学生参加课后补习，但无法同时达成这三者。公办学校高均衡、民办学校低选拔、课外补习低渗透，正是当下基础教育领域的不可能三角。

上述不可能三角，是发展的烦恼。在鸡娃、内卷和课外补习尚不盛行的年代，很多家庭为孩子无学可上而担心，教育市场化损害了贫困家庭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公平。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把教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聚集的学校倾斜，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并不断强化教育均衡、促进社会公平。

始料未及的是，加入WTO后我国迎来持续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迅速富裕起来的老百姓不再满足于“有学上”，转而追求“上好学”。

对“上好学”的追求激化了“教育军备竞赛”。

当对分数的追求无法在均衡导向的公办教育系统里实现时，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开始转向民办学校或课外补习。与教育均衡、减负相关的公共政策博得喝彩声的同时，也给民办学校不断增强的选拔性和课外补习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公共政策在不可能三角中的选择，取公办学校均衡而包容了另两者的变化。

针对民办学校的崛起，北大王蓉抛出“教育拉美化”问题，引发强烈共鸣。

在部分一二线城市，最好的初中学校几乎都是民办学校。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质量差距越拉越大，公办学校的劣势越来越明显。

有公办学校校长直言：“学生不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就是家里没钱没权的”。短短十数年间，一二线城市的中高社会阶层上演了公共教育体系的大逃离。课外补习机构的发展同样惊人。以好未来为例，2008年其营收仅888万美金，2020年时增长至32.7亿美金。与营收增长相应的是资本市场的认可，好未来市值从上市初的不足10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时的400多亿美元。

与课外补习机构营收和市值同步增长的，还有家长们的焦虑。“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此类宣传无孔不入的刺激着家长们的神经。

据测算，2017年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总体参与率为47.2%，参与补习群体的平均费用约5616元，但消费最高20%家庭组的校外培训支出是60%-80%家庭组的3倍以上，是最低20%家庭组的35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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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政策所塑造的公办学校均衡，并未如愿改变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只是让不美好从阳光下转入影子中！

民办学校和课外补习机构的变化，迅速超出了政府可以包容的范畴，系列政策陆续出台。2018年的专项治理对课外补习机构只产生了轻微的影响，政策出台半年内好未来等头部企业就重回增长轨道。但随着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对作业帮猿辅导等课外培训机构开出顶格罚款、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成立，多数课外培训上市公司市值跌去大半。对民办学校的管制亦持续收紧，继去年的公民同招后，一些省份暂停了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审批。不少民办学校正转为公办。

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2021年6月教育部公布首批23个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在政策允许范畴。同年7月，教育部发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可引入社会教育资源参与，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

有心人不难察觉，随着系列政策后课外补习渗透率下降、民办学校选拔性乃至份额的降低，政府也在给予公办学校均衡更大的包容。

教育家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但教育政策须应对眼前的苟且。在收入分配、考试制度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老百姓的教育需求特征仍延续从前，我国基础教育政策不得不在“不可能三角”中选择一项或两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政策选择总是在“亲市场”和“反市场”间周期变化。公办学校均衡在天平的一侧，民办学校和课外补习机构在另一侧，两侧此消彼长。未被充分思考的是，同时对民办学校和课外补习机构施以雷霆手段，会否在这一“反市场”周期中给公办教育均衡造成过大的压力？若公办学校不均衡迅速超出社会接受范畴，可能引发舆论风波和教育政策的再次调整。

笔者以为，不妨在“亲市场”与“反市场”间执两用中，根据形势发展和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在经济增速换挡、地方财政趋紧的背景下，对民办学校选拔性和规模的管制给部分地区带来巨大的教育充足和均衡压力。为满足优势社会阶层回流公办教育后的诉求，部分有着更好硬件、师资、财政投入、办学灵活性的公办学校在各地涌现。公办学校课后延时服务的月收费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形成了实质上的教育成本分担。上述变化日积月累，可能会激发社会的不满。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笔者主张的政策选择是：以课外补习机构为主要管控对象，适度放宽公办学校均衡，有节制的管控民办学校选拔性及其规模。

不纠缠于公办民办，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框架下，教育政策才会豁然开朗。公共财政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买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衡化；非基本公共服务则引入社会资源，采取成本分担，并容忍差异。若上述理念得以运用，公共教育投入的公共性将居于政策目标的中心，公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后对民办学校管制的原动力亦会减弱，拥有研发优势的教培机构也将在学校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在线”（ID：eoleoleol），作者田志磊娅。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