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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场所，更是文化生产和社会洞察的重要领地。本研究通过“大质小量”的混合研究范式，对1013名农村籍大学生进行五段式分层随机抽样，采用了为期两年的追踪调查记录了18名“寒门贵子”在精英校园中的适应策略及其从学生走向教师身份的转变历程。研究发现：面对精英高校内“大文化”的专断性，“学业”所蕴含的公正感与价值感不断受到冲击，“贵子”在自身生活经验与支配结构的互动中，围绕乡土“本分”的伦理可能性空间进行着更多面向的文化生产。当“贵子”成长为教师后，承担起了文化再生产的“转播屏”功能，其生存伦理亦由“道义”步入“理性”的惊险一跃，“本分”又一次通过社会继替间的教化性权力汇入学校的意识形态。

文化再生产;抵制理论;精英高校;农村籍学生

作者简介：肖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目录概览

一、问题提出

二、理论检视：文化再生产与抵制理论

三、研究设计

四、寒门贵子的抵制行为

五、精英高校内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从小子、子弟到贵子

六、走向教职：“贵子”的情感审查与身份再造

七、讨论与反思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风潮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Schofer & Meyer，2005），一般认为教育规模扩张将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教育机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机会的不平等（Boudon，1974）。自1999年国务院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人数与规模不断扩张，但诸多学者的研究却表明20年来高校扩招加剧了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李春玲，2010；吴秋翔，崔盛，2018）。

美国学者阿德里安•拉夫特（Adrian Raftery）与迈克尔•豪特（Michael Hout）提出了“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um Maintained Inequality），认为只要上层阶级的高等教育需求尚未饱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会持续下去（Raftery & Hout，1993）；塞缪尔•卢卡斯（Samuel Lucas）对该假设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认为即使上层阶级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有的权利达到饱和，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将由数量差距衍生为质量失衡（Lucas，2001）。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结构本身，因此他强调将问题嵌入社会结构进行考量。

二十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并未给“寒门子弟”在精英校园带来理想的生存空间，农村籍大学生在精英高校的比例不断下降（郭丛斌，夏宇锋，2021）。与此同时，那些顺利进入精英高校的“寒门贵子”则被视作逃离结构的“漏网之鱼”，他们避开了社会再生产的凝视，赢得了阶层跃升的门票。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中视“精英学校”为“负责对那些被召唤进入权力场域的人（其中大多数都出生于这个场域）进行培养，并且对他们加以神化的机构”（布尔迪厄，2004，第116页）。他认为“精英学校”的文化本质将为了“保证文化资本的效益”而毅然“淘汰距离学校文化最远的那些阶级”（布尔迪厄，2002a，第224页），因此即使“寒门子弟”顺利进入精英高校也并非预示着他们成功实现了结构性的逃离。

在社会转型与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针对高等教育公平与个人流动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谢爱磊，2016），但大多依循“亏欠进路”（deficit approach）（Martin，2012，p. 56）探讨农村籍大学生的文化融合、社会适应、惯习转变与认同焦虑等问题，似乎身处精英高校的农村籍大学生总是在被动承受文化再生产的命运，主体的能动性在研究者过于聚焦结构性的不平等中被遮蔽；当“贵子”走上教师岗位成为学术机器的运载者后，他们的角色转变历程亦极少被关注。因此，本研究在揭示精英校园内隐匿的文化再生产基础上，聚焦农村籍大学生的主体行动，探查这群“寒门贵子”的生产与反抗，并尝试剖析其在投身教学实践、实现地位（status）转置时，是最终成为了再生产的“合谋者”抑或“解放者”？

二、理论检视：文化再生产与抵制理论

18世纪以来，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在西方社会得以确立。以约翰•杜威（John Dewey）为代表的教育理论家认为教育作为第一工具的首要目的便在于通过教学实践培养个人才能，提供个体平等的发展机会，由此促进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与发展（杜威，1990，第86页）。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的《学校的变革》详细阐述了截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教育史，他认为学校是建立民主、公平社会的主要机制。尽管其观点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争论，但关于学校推动社会实现平等的作用却几乎从未受到质疑（威利斯，2013，第11页）。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始经历严重的经济滞胀危机，教育领域中诸多不公平现象也随之迭起，学者们开始质疑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同社会公平的关系（Hargreaves，1982）。

“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发轫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们认为个体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间隙与张力（巴兰坦，2005，第8页）。相较于“功能主义”者对“整合”的关注，他们更强调“分化”与“变革”，认为教育被权力关系所形塑，担负着阶级关系再生产的使命。韦伯曾警示：“教育的专利将滋生一个享有特权地位的种姓集团”，他们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全副武装的权力和头衔——财富、教育以及血统，他们无需在身世与品行、责任与成就、继承与奋斗间进行选择，因为他们全部拥有这一切（华康德，2005，第355页）。

1976年，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金蒂斯（Herbert Gintis）出版《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中国大陆的译名为《美国: 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鲍尔斯，金蒂斯，1990）一书，被认为开启了批判教育学的新视野。他们提出学校与资本主义存在符应关系（correspondence），统治阶级通过设置与经济制度相对应的教育制度，把下一代分配到不同的分工与阶层位置，让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得以合理化，使学校生产出符合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劳动力，即经济再生产理论（黄庭康，2017，第1—3页）。这一解释体系试图从社会结构的宏观视角对再生产的运作机制进行概括，但在内部逻辑的搭建上却显得过于笼统。他们将阶级利益与教育体系的关系看成直接的即不经中介（unmediated）的，缺乏对统治与支配机制具体运作过程的解释与梳理，难以对日常情景中的实践互动进行有效解释（黄庭康，2017，第1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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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教育与阶级结构之间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教育再生产需要依赖于文化资本的中介作用才能得以实现。他在《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一书中，揭示了作为一种符号暴力的教学行动（pedagogic action）是如何通过专断性权力来实现一种文化的专断性（cultural arbitrary）（布尔迪厄，2002b，第19页），进而“再生产各集团或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结构的功能”（布尔迪厄，2002b，第50页）。其结果便是精英阶层的继承者通过将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转换为天赋品质，隐秘地占有了先天之利，而工人阶级的子弟则因为文化资本的缺失而心甘情愿地沦为先赋的落败者（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第31页）。文化再生产理论通过透视精英高校中符号支配与控制的过程，深刻揭示了农村籍大学生的生存境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此，有诸多学者从生存心态、文化资本对城市适应（余秀兰，2010）、学业表现（秦惠民，2014）、社会成就（谢爱磊等，2018）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细致地研究。

然而关于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一个普遍性指责是，“结构决定论”式的理论架构未就现实发生的社会变迁进行解释，个体层面有意义的行动与过程被全然遮蔽（朱国华，2015）。对于这一指责，布尔迪厄的回应是“唯有当我们说行动者是决定自身的时候，我们方可以同时说社会行动者是被决定的”（布尔迪厄，1998，第181页），意即结构的客观性与主体的能动性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辩证关系。然而这一解释未能令人满意，于是批判教育社会学者们开始探索其他方式去“拯救”主体的相对自主性。一般认为有两种进路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其一是“反表象主义进路”（Anti-epiphenomena approach），认为学校有其自身利益，教育体制的内部结构、制度、规则以及实践都可能中介（mediate）再生产的结果，因此教育场域本身在社会整体中是具有独立作用的环节；

其二，“行动者进路”（Actor approach），认为教师、学生等主体会对校园环境赋予意义，并且会对权力关系进行反抗，因此体系内的行动者并非“提线木偶”，而是具有相对主体性的行动者（黄庭康，2017，第19页）。

作为“行动者进路”的代表，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重新将行动主体带回分析框架，呈现了被压迫者因洞察（penetration）教育的虚妄性而通过抵制行为建构出了“反学校文化”（counter school culture）。他所提出的抵制理论被视为是文化再生产理论发展的里程碑。

实际上，威利斯通过将群体作为分析单位的方式，隐藏了少部分进入中产阶级队列的“循规者”，将这一社会转变现象归结为个体性的例外，使得再生产理论得以合法悬置，但个体意义的形成过程却变得难以解释（Kaufman，2010）。在此基础上，程猛开启了学校中“读书的料”截然不同的文化生产方式，试图以“底层文化资本”来理解“循规者”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可能，赋予能动性以更具希望的情感面向（程猛，2018）。然而，这仍难以回应“为什么同为农家子弟，大部分人却没能挤进精英高校的队列”的问题。如果将这一问题解释为农家子弟未能有效开掘和利用这一资本，则又隐含着指责“失败者”自身的归因逻辑，将结构困境转嫁为个体选择。因而，在填补实现向上流动者的研究空缺时，仍需关照和妥善处理“失败者”的实践经历。

西方语境中关于再生产与抵制行为的研究根植于阶级对立、种族差异等社会问题，但在将研究视角转向东方语境时，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成为了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入精英高校的农村籍大学生将如何直面这一风险与挑战，如何在断裂的教育情境中不断穿梭、持续生长，这是研究者亟待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将理论视角转向精英高校中的农村籍大学生，将其纳入宏观结构与制度安排的社会框架中，同英国工人阶级的“小子”进行空间序列的比较，同周潇笔下京城农民工学校的“子弟”进行时间序列的比较，探查其行为与结局背后的社会因素与深层原因，追踪其走向教职后的身份抉择与自我觉知，揭示行动主体游走在教育生产各环节中的行为逻辑，期望对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分层机制、城镇化进程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张力以及教育系统与个体抉择的符应关系等命题进行一些阐述与思考。

三、研究设计

（一）场域变迁与行动者的文化选择

布尔迪厄认为，在客观上教育行动是一种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其间的权力需要依赖符号场域（symbolic field）的护航（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b，第167页）。精英高校，既是作为教育组织而形成的学术场，又同时受到权力场的制约（布尔迪厄，1997，第193—194页），并最终在城市文化场域下发挥着宰制与筛选的功用。而实践主体作为“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knowing agent），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分力”（布尔迪厄，华康德，1998，第205页）。因此，浸润于乡土文化的“寒门贵子”在进入精英高校后，面临着生存场域的变迁，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关涉着他们之于文化再生产的现实境遇。

约翰•贝瑞（John Berry）将文化适应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ies）定义为跨文化个体在原文化身份与新文化身份间采取的态度（orientation）取向（Berry，1990）。埃利森•赫斯特（Allison Hurst）将公立大学中的工人阶级子弟依照文化适应策略划分为忠诚者（loyalists）、背叛者（renegades）与双重身份者（double agents），以此探究其在新旧生存心态间的自我调适问题（Hurst，2010）。但赫斯特忽略了“调适失败”的可能性，即个体最终被新旧文化所共同抛弃，成为边缘人，这一现象在城镇化进程内的文化漂流者中并不少见（李强，李凌，2014）。基于此，本研究设计了农村籍大学生文化适应策略的双向计分填答测验量表，将其纳入四种类型的文化适应策略中（肖桐，邬志辉，2019）：整合（Integration）（倾向于同时享有城乡文化的符号逻辑）、同化（Assimilation）（倾向于只享有城市文化的符号逻辑）、隔离（Separation）（倾向于只享有农村文化的符号逻辑）以及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城乡文化的符号逻辑被同时撇去）。

（二）五段式混合抽样及追踪调查方法

2018年10月，我们选取我国北部地区一所排名位居全国前5%的师范院校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依据各类专业人数的原始分布比例以及学院内各年级人数的分布比例对样本高校全体本科生进行二段抽样，使最终样本构成能够相对还原该校的原始结构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文化适应策略的双向计分填答结果，将1013名农村籍大学生细化为整合策略群体（565人）、同化策略群体（153人）、边缘策略群体（87人）以及隔离策略群体（208人）；综合考量样本性别、年级、专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等基本信息变量，进行第三阶段抽样，将受访者的范围缩窄至家庭常住地为农村（非江浙沪富裕地区）的公费师范生，包括整合策略6人、同化策略4人、边缘策略3人、隔离策略5人。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对以上18位师范生分别进行1至1.5小时的访谈，依据样本典型性进行第四阶段抽样，分别从四类策略中抽取出1至2位学生进行2至3次的深度访谈。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期间进行第五阶段抽样，对其中进入教师岗位的7位学生展开追踪调查（如图1所示），并对所有访谈对象进行编码。

图 1   五段式混合抽样示意图

总体而言，本研究依循“大质小量”的混合研究范式，在初始阶段依托定量分析手段，通过问卷调查法将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整合，为精准抽样提供类别依据。后一阶段，则采用定性分析手段，通过多阶段深度追踪访谈收集样本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具有流动性的特征（Berry，1990）。因此，第三至第五阶段的分类抽样与访谈，并非落脚于文化适应策略的类型学分析，而旨在通过对行动主体进行更为细致地切分，从不同理路还原具体情境下“寒门贵子”更为凸显的实践面向，探寻其更为具体与全景式的行动图景，使研究趋近于既定主题饱和（a priori thematic saturation）。

四、寒门贵子的抵制行为

（一）道义的慰藉：学生组织内的抗争与超越

既有研究表明农村籍大学生在学生会中的占比较少，尤其在管理层内担任职务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谢爱磊等，2018）。这一集体性的缺位，使得扮演维护学生整体利益的组织变成了由城市精英组成的小团体，而他们所组织策划的活动更多从韦伯式的“精英地位文化”出发，对特定类型的文化特质、品味与风格情有独钟（Jack，2016），而这一文化门槛也致使农村籍大学生成为社团活动的边缘人。

事实上，农村籍大学生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境遇。他们一方面洞察到他们在学生工作中的不利地位源自于同城市相异的文化品味和一些关键技能的缺失，因此倾向于将自身建构为“社会活动中的能力不足者”（谢爱磊，2016），另一方面又对这样的“能力”持有一套不同的理解。“我记得有个人大教授说学生会是‘藏污纳垢之地’，和他们打交道的确感觉特别官僚化，……以前没能进去有些遗憾，现在也就觉得没什么了，我没有他们那样的能力。”（F-3-M-19.01）“好听点说是组织能力、交际能力，实质上不就是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本事吗？”（M-2-M-19.02）“贵子”将城市学生在“仕途”上的顺风顺水归结为难登台面的暗箱交易，是“心机”与“计谋”铸就的权力游戏。由此，被动的“坚守”带给了他们内心的和谐，“能力不足”反而蕴藏着一丝微妙的道德优越感。

选择边缘策略的小何，用自身经历劝诫后来者打消对学生会抱有的空幻期待：“即使能够进入学生会也很难走到最后，那些主席、书记从小都是人精，农村学生太本分了，根本不懂他们那一套”（M-3-M-19.03）。大一时，小何在生活部的工作如鱼得水，很少受到委屈。因此，他一度信心满满地参与部长竞选，直到知晓自己只有寥寥几票，才意识到自身的行为方式得罪了多少人。“遇到高年级的人，我从来都是直呼其名、有事直说，不会点头哈腰地叫‘学长’‘学姐’，更不用说‘部长’‘主席’了，……大家年龄都差不多，为什么要这么‘装’，拍马屁和我的道德观不符。”（M-3-M-19.03）

小何期待自身能够走出农家“本分”，如同中产阶级子弟一般大方自信地与权威人物建立关系，然而他并不懂得拿捏其间的分寸，误将人格层面的“平等”迁移至社交仪节上的“对等”，最终，他超越“本分”的尝试走向了失败。这或许同近年来“权力场”的强大势能开始在精英高校中释放有关。市场中过剩的政治经济资本开始大量涌进作为学术场的精英校园，由此权力资本的运转逻辑开始对学术逻辑产生威胁（秦惠民，2014）。中产阶级的子弟耳濡目染，因此更加熟谙权力场的规则，能够熟练掌握与人交往的“度”。而习惯了学术场的“寒门贵子”既无力融入亦无法摆脱，在洞察了命运后，他们对权力场的不适转向为内在对于乡土“本分”的坚守，成为“寒门贵子”破解内心冲突的道德慰藉。

不过，亦有“贵子”突破了这一重围，其选择并非抛离“本分”，而恰恰是依循“本分”。采取整合策略的林申，早已洞悉了农村学生身上“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这些先赋标签是他迈入校级学生会的唯一优势，因此他必须使自身契合这样的角色期待，表现出尽量符应这一“本分”的性格特质。然而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相较于他们（城市学生），部门更多是期待我干事勤快……，快要竞选部长的时候，我才明白，想要向上走，我的做事风格必须要改变，不然随时能被替代。”（M-3-I-19.03）直到成为校学生会副主席，林申依然对自身的转变历程记忆犹新：“从比较被动地接受工作，到主动加入进讨论、参与活动规划。刚开始，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硬着头皮上，但我会在表面上显得很轻松，所以心里会觉得很累。”（M-3-I-19.03）

（二）品味的获寻：亲密关系里的交换与代价

如果说威利斯笔下的“小子”每天所惦记的是如何从循规蹈矩的学校生活中“找乐子”，那么安吉拉• 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则在《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一书中，还原了青春期女孩是如何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对美好爱情的幻想中消磨时光，将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对爱情与婚姻的畅想之中，通过凸显自己的女性气质与成熟身体表达对学校价值的抵抗，但最终也只是延续了资本主义与父权体系的宰制（默克罗比，2011，第15页）。

亲密关系对于精英高校中的“寒门贵子”而言是一个难以避开的话题。然而，偌大的校园提供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却并没有想象的多。一项研究数据表明，源于无意识所隐藏的内在判断，会导致城乡大学生间存在明显的交往区隔（肖桐，邬志辉，2019）：“平时相处感觉不到什么阻碍，但真到了想谈恋爱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和城市的女生有挺大距离。”（M-3-A-19.01）这一距离感或许源自“贵子”在社会导向的品味的作用下，被自觉引导向特定位置同其他阶级保持相应社会距离而产生的疏离感。相较于男孩而言，这一境遇对女孩的挑战则更大。选择同化策略的女生琳琳告诉研究者：“农村男生虽然在城里被叫‘凤凰男’，但只要肯努力，又有能力，谈恋爱还是能够突破城乡……，但大家对女生的期待不同，气质比能力重要，直白点说，再多的文化都遮不住骨子里的土气。”（F-4-A-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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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年中，研究者对琳琳进行了三次访谈。在充分建立起信任关系后，琳琳主动聊及了起初不愿正面提及的亲密关系话题。三年时间她先后陷入十余段恋爱，有的付出了感情，有的更类似于交换，但最终却发现自己的“乡土气质”在校园中不受欢迎，反倒在社会上更有吸引力，因此她很快结识了一位跑销售的年轻职员，两个月后因为性格不合匆匆分手。“我想要的并不多，不期待他们给我买多贵重的东西，就只是想靠他们得到更多的体验和见识。”（F-4-A-19.05）前前后后十余段感情并未带给她太多困扰，倒是身边同学的责难曾一度让她苦恼。“我不能理解，凭什么她们可以在学校里享受爱情，而我主动一些就要被指责，……条件不同，像她们一样装矜持，我恐怕什么都得不到。”（F-4-A-19.05）如今，琳琳的最大心愿是在工作前攒够积蓄割一副双眼皮，“我希望彻底告别大学时光，希望工作时不再重蹈覆辙”（F-4-A-19.04）。

在阶级惯习的约束下，琳琳清楚地洞察到了自身的阶级品味，而在进入以城市文化品味为主导的精英高校场域时，文化资本的欠缺将使她难以触及梦想的亲密关系。“农村（的生活经历）对我而言是沉重的负担，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我抹不掉的历史。”（F-4-A-19.04）琳琳逐渐沦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眼中的阶级“异类”（福塞尔，1998，第278页），是布尔迪厄口中“为其出身和最初的经历时常感到不幸和耻辱的本阶级的‘背叛者’”（布尔迪厄，1997，第46页）。她同工人阶级出身的子弟一样，必须克服一些不利条件，而这些不利条件就嵌在他们“错误的”阶级文化和教育观念之中。因此褪去身上的乡土文化是他们所梦寐以求而又遥不可及的结果。

于是，她行走于金柏莉•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言说的“交叉困境”（intersection）之中，试图突破自身的双重“本分”（Cho，2013）。作为女性，她拒绝顺应含蓄与内敛，在亲密关系中主动追求。作为农家子弟，拒绝知识内部所蕴含的偏见与阶级意涵，跨入脆弱而短促的情感交易，换取体验和见识。然而，对于“本分”的违逆，使她招致了更多的言语霸凌和性别凝视。当她一面信誓旦旦地说不想再重蹈覆辙时，另一面却又重新拾起身体的武器，想要改造出俊美的外貌去弥补品味的缺失，而命运或许只是再一次的重复。

（三）意义的退守：社会交往中的秩序与归属

精英高校内既有富裕的商人子弟，亦有偏远山区的农家少年，他们在文化、经济亦或政治见解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而校园如同一口巨大的熔炉，将其间的矛盾与冲突涵纳其间，呈现出一片和谐而安详的图景。

“寒门贵子”对这表面的“和谐”并不买账。“我现在越来越少参加聚会，饭局上大家一片火热，但第二天人和人的距离感还是不变，我实在不理解这些聚会有什么意义？”（M-3-S-19.01）“一进学校，就让我们加入社团、学生会，说是为了丰富生活、扩展人脉，其实就是招收廉价劳动力，我可不想成为人肉背景。”（F-2-S-19.01）实际上，背景各异的学生携带着自身独有的阶级品味汇入一方狭小的空间，难以避免文化上的冲突与矛盾。学校正是依靠各类正式与非正式团体所提供的连结，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磨合他们的生活差异，达成文化理解（石中英，2003）。“城市群体”早已习惯了熙熙攘攘的都市生活，他们并未期待这些“异质性的连接”能够为他们建立多么亲密的情感归宿，只是选择以一种对礼貌疏远（polite estrangement）的刻意控制，从而降低差异所可能导致的冲突（戈夫曼，2017，第26—27页），娴熟地利用这一套规则，高效率地为自身积攒更多实用的人脉。

然而，在乡土熟人社群里成长起来的“贵子”（费孝通，1998，第9页），对主体间看似亲密实则疏离的关系并不满意，他们洞悉了“聚会”“学生组织”对于深刻连接的徒劳无益。在变动不居、充斥着工具理性的交往情境内，日益感到自身与乡土人循途守辙、真挚淳朴的“本分”的背离。在进入城市的第四个年头，选择隔离策略的朋朋依旧保有着对乡村的无限眷恋。关于乡土，他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朋朋：“家，家的感觉，家族的观念，我们那里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人和人之间都很亲近。过年的时候，我家会来很多人，还会挂宗谱，摆一些祭品什么的，感觉挺好的。”

研究者：“可以具体些吗，好在什么地方呢？”

朋朋：“就像宗谱，那种一代一代人，从刚开始到最老的。”

研究者：“看到它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朋朋：“就觉得上面也会有我的名字，会有我孩子的名字，然后一辈一辈传下去……所以我就有一个位置，有一种归属感，那就是我的本，是我生命结束、容身的地方。”（M-3-S-19.03）

朋朋的专业成绩属于前百分之二十，他同时也担任了学校支教团一个分支的负责人。为了使日常的交往情境更有秩序，逃离陌生的面孔与纷杂的信息，他常常数十个小时不看手机。关于未来，他希望在省会的一所重点高中任教。“农村条件是要差些，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城市长大，所以我会为他创造条件，但是当他立足后，我还是想回农村，城市总感觉不到意义。”（M-3-S-19.03）精英校园内的交往方式无法带给朋朋本体性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他逐渐意识到，适应流动就意味着放弃秩序，精神深处关于生命归属的质朴信念就必然走向动摇，个体生命将无处安放。因此，他甘愿驻守“本分”，在一种稳定的交往秩序内，获寻深刻连接的抱持，在失序中求得安定。

（四）学业的救赎：评价标尺上的竞逐与争夺

西方社会学界针对工人阶级子弟的研究表明，他们更倾向于将自身建构为学习能力不足者，在学业成就与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持续性的紧张关系（Reay，2009）。“寒门贵子”所面临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一路上披荆斩棘从偏僻的村小进入市区的重点高中，最终跨入精英高校的大门，依靠的正是优异的成绩，对于学业的不懈追求深刻渗透于他们的性情倾向之中。

中学时代，城乡差距所致使的文化差异与品味区隔，使他们感到既挫败又自卑，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在以高考为唯一指向的校园内，优异的学业成绩足以碾碎一切源自身份、地位与文化的劣势。“读高中时，我就明显感觉到要是成绩好了，不光老师更喜欢，认为我是可以培养的苗子，同学们也会敬我三分，所以我就拼了命想要学好。”（F-2-A-19.02）于是，他们化愤懑为动力，愈发刻苦学习，最终在掌声与褒扬中走进了理想的高等学府，正所谓“物或损之而益”（程猛，2018）。他们似乎终于跳脱了旧有的阶级境遇。

然而，精英高校内权力场的强大势能使得学术资本的竞争逐渐演变为学生身后资本的博弈。“学校推动国际化，组织了免费的雅思培训，可对我而言根本不在于能够考几分，而是考试费交不交得起，考上了违约金补不补得起，家里又等不等得起？”（M-3-I-19.01）“一场讲座下来，老师谈到了好多金融热点，我往往是一头雾水；但我的室友却基本没有障碍，他高中就跟着父母理财了。”（M-2-I-19.02）“大一时，很想参加义务教育调研，学校会根据调研报告给奖金，但启动资金还是得自己筹，所以我就放弃了。”（F-3-S-19.02）看似丰富的学生发展项目，却在一开始便将“贵子”排离在外，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双重缺失迫使“贵子”重新回到中学时代对学业成绩的单纯依赖中。

已有研究表明，在学业方面，精英高校中的农村籍大学生既有的生存心态与新的机构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连续性，由此获得的安全感与自信心将帮助他们扩展新领域，逾越“断裂性”（谢爱磊，2016）。然而，有两个问题值得追问：其一，生存心态在学业方面真的拥有“连续性”吗？其二，即使有“连续性”，又真的能够帮助“贵子”建立自信，逾越“断裂性”吗？

实际上，精英高校内的学业评价机制往往更加多元，注重对学生的实践技能、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性思维等内容的考量；评价手段亦更为丰富，尤其对于师范生而言，表达能力的考察更居于关键地位，这一评价机制同中学时代的考试取向有着巨大差异。“贵子”想要依循旧有的路径在精英高校中获得优异的学业成绩不再容易。“大学里很多老师不愿意出题，而是以小组设计或者社会调查为期末考核。组织讨论和调研本来就很难，再加上还要汇报成果，我真的很不擅长。”（M-4-I-19.05）

然而，即使“贵子”突破层层阻碍获得了优异的学业成绩，亦难以带给他们昔日中学时代的殊荣。精英高校内学生评价体系的多样化，使得学业成绩不再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指标。“记忆是所有才能中最受轻视的，缺乏‘大文化’（General Culture）才是敏感的问题。”（布尔迪厄，2004，第30页）精致的语言技巧、得体的穿着打扮、社交场合的礼仪规范等等都是“大文化”的组成部分。学业的成功亦无法消解他们在面对“聪明且自信的中产阶级”时感知到的自我怀疑（Aries，Seider，2005），“贵子”们难以绕开文化素养的缺失而建立自信，逾越“断裂性”。“我感觉很失落，专业一百多人，我废寝忘食地学习，最终排名进了前十，但同学好像没那么在意，甚至评奖学金都比不过别人的社工加分。”（F-2-M-19.02）“学校的活动我很少参加，就想把专业成绩弄好，但有一次却被同学说是死读书的‘卷怪’，虽说是开玩笑，但我心里其实很介意。”（F-4-S-20.06）

正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所特有的“文化资本”，即对语言和数字进行象征性操作的知识和技能，确保了该群体后代的成功，从而实现了阶级地位和特权的再生产。这是因为教育的进步是由“文化资本”所提供的那些“公平”与“严格”的精英测试技术所控制的（Mikus，Tieben & Schober，2020）。大学时代学业评价方式的多样化，使得“贵子”在学业成绩上拔得头筹不再容易；学生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使得专业表现不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指标。因此，综合素养的提升成为精英学子的必由之路。

但“贵子”们并不轻易服输，他们极力争夺着学校评判的话语权力，从国家奖学金的入围门槛到“学生标兵”的评选办法，都弥漫着一场无声的抗争。“之前有人仅凭社工加分到了第一，这很不合理；今年，学院征集奖学金评定意见的时候，我就发了匿名邮件，说成绩必须进入专业前5%才有资格评国奖，社工分数再高都必须过这个坎。”（F-3-I-19.04）“‘学生’‘学生’当然以‘学’为本，要是只会搞活动，成绩不算顶尖，能算什么标兵？”（M-4-I-19.04）如果说“内卷”是寒门子弟因自身文化资本的欠缺而发起的一场以“学业成绩”为内核的竞逐运动，那么‘卷怪’‘卷王’等讽刺性的称呼则是中产阶级群体对前者所进行的文化围攻，试图瓦解对方的话语体系，巩固以文化素养为内核的竞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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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学业已然成为“贵子”的生存伦理，具有了道德涵义，他们的抵制与反抗，不仅关乎被承认与认可的问题，更是“贵子”关于教育正义、权利与义务观念的问题。尽管，“贵子”的抗争获得过一些成果，但种种阻碍，使得“分数”换取自信的道路不再轻松，数十载的路径依赖逐渐走向瓦解。

一直以来，“贵子”将学业成绩视作安身立命的“本分”，超群的智力与不懈的毅力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学时代轻松运作这一机制：通过对优异成绩的追求获取正向的自我反馈，回避城乡文化冲突带来的人际压力与心理负担，对学业的全情投入，使得那些可能挑战“完满自我”的威胁隐没不现。由此，他们能够暂时卸下个人成长的重负、屏蔽复杂环境的干扰，集中精力以冲刺高考。依循这一机制，“贵子”屡战屡胜，将自我价值与学业成绩牢牢捆绑，将青春期的心理建设抛诸脑后，最终他们收获了精英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一机制也再次得到了正向强化。然而，当跨入精英高校后，评价机制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击碎了他们企图仅仅通过学业成绩赢得喝彩与关注的幻想，建基其上的自我价值摇摇欲坠。

“有时候，我感觉心里有一股超强的劲儿，我真是觉得晚上一点都不困，我想学习，想发了疯似的学习，我很想赢。觉得自己输不起，没有了学习我什么都不是。”（F-4-A-19.05）于是，同样的机制开始反向约束着他们的发展，长久忽视的内在建设与匮乏的自我认同无法通过“分数”换来尊重，最终暴露在毫无防御的权力场域下迅速走向干枯。“贵子”被击碎的脆弱自我不得不面临漫长而艰辛的重建过程，数十载的路径依赖开始成为他们踏上新征程的代偿枷锁。吊诡的是，“贵子”赖以逃脱再生产的“本分”却最终促成了新一轮的再生产。

五、精英高校内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从小子、子弟到贵子

（一）对待学业成绩的态度：从抗拒、怀疑到依附

威利斯《学做工》中来自工人阶级的“小子”整天无所事事，他们不仅抽烟喝酒、旷课逃学，而且格外崇拜“男子汉气质”（masculinity）、把“好学生”讽刺为“耳油”(the ear’oles)，对知识与文凭的价值不屑一顾，将自我身份建基于对老师等知识权威的否定之上。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小子”对待学业的态度是直接拒斥，那么在中国语境下，“读书改变命运”的理念，却是深刻嵌入在各个阶层中。

北京农民工小学的“子弟”，在学校里寻找着一切可供消遣的“乐子”，看似对学业成绩毫不在意，对知识权威调侃取乐，但在内心深处却又向往着大学文凭与脑力工作。这一态度的模糊性，源自他们对于知识在促进社会阶层变迁上的现实性深感怀疑。他们一方面明白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文凭改变自身阶层，但另一方面却又察觉到了不断固化的社会结构与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有限，而深陷于“读书无望”中（谢爱磊，2017）。如果说英国“小子”的抵制指向个体与学校教育间的悖反关系，那么京城“子弟”的反抗则更像是一种心理调适与防御机制，他们深谙教育之于自身社会流动的功用，但依然走向了底层的再生产。

在中小学时代，与京城“子弟”同出寒门的“贵子”，则要幸运得多。他们顺利而惊险地突破了学业之路上的每一个转折点，一路披荆斩棘进入了理想的精英学府。他们身后的家庭也将学业视作最为重要的“本分”，即使生计迥迫也从不言弃，“砸锅卖铁上大学”的新闻明证着中国家庭在教育面前的诚挚信仰。

2017年，汇丰银行发布了一项主题为《教育的价值：走向更高》（Globle Report：The Value of Education High and Higher）的全球教育报告（HSBC，2017）。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及地区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力度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其中，中国香港家庭教育投资以132161美元遥遥领先，而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则分别排名榜单第三位、第五位与第六位。另外，中国大陆父母在教育支出的准备中亦最为积极，有高达半数的父母计划通过特定教育储蓄为孩子教育提供资金支持。相反，拥有这一计划的英国（5%）、墨西哥（8%）与澳大利亚（8%）父母则不足十分之一。同时，2017年的另一项数据表明，中国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仅居全球第71位。这一巨大落差使人惊异于中国家庭在以何种狂热的姿态面对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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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文化圈内，“苦学”“勤学”的文化被视作毋庸置疑的美德。从“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废寝忘食”，再到“头悬梁，锥刺股”，无一不是在鼓舞与训诫后生刻苦向学。有趣的是，刻苦精神往往只是在求知道路上稍作停留，然后便欢喜雀跃地转向“科举”与“功名利禄”中。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学习”是具有极强隐喻的，它往往与“仕”深刻连接，寄托着“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深切渴求。人人祈盼通过学业精进，由“苦中苦”成为“人上人”，得“黄金屋”享“颜如玉”。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又或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皆为此意。于是便有了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寒窗苦读几十载直到五十多岁依旧在考科举，支撑他的并非是学习本身，而是学习所可能通向的阶层跨越与境遇变迁。

由此，被赋予“命运”意义的“学习”不再透彻单纯，而具有了“苦大仇深”似的情感内核，是失落阶层改变处境的唯一路径。“刻苦学习”中夹杂着渴望与愤慨、珍视与痛楚的复杂情愫，具有了明显的“抵制”与“反抗”意味，“学习”最终成为底层弟子共享的“本分”。如此，便有了高考校园中豪壮、狂热的宣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不赢高考非英雄，挥泪洒血誓成功”“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然而逻辑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期待通过“学习”打破结构性的桎梏，却又最终跌入了能动性的陷阱。在厚重的科举文化浸染下，对于努力、奋进、刻苦等自致性因素的单一强调，使人忘却了成功背后的“偶然性”，包括所持的运气与时机，天赋、家庭与地域的助力。于是，“攀蟾折桂”者愈发傲慢，将成就归结于自身的努力；“名落孙山”者遁入自责，被斥为“底层文化资本”的丢失者。优绩主义（meritocracy）用社会流动的许诺，掩盖了对于不平等的默许（Sandel，2020，p.26）。“成者王”“败者寇”的逻辑替代了“人与人”的惺惺相惜，藉由教育“翻身”成为“人上人”倾轧着民主平等的教育期许。家庭乃至学生个体对结构固化的焦虑与挣扎隐匿不现，“拼搏奋斗”“积极向上”的正向情感使人们感到振奋，甚至掩盖了狂热之下被深深遮蔽的不安与无奈。

实际上，“本分”背后的真相，不过是“寒门子弟”自知无力改变社会结构，而心甘情愿地带上镣铐，放弃自我价值的追寻，将阶层跃迁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学业成绩之上，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激烈竞争的洪流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能够真正走出洪流，但对于学业极近苛刻的追求，却让他们意外收获了久违的主体感，暂时忘却了结构之下无能为力的怅惘与失落。

（二）对本体性文化的认同：从自觉、迷惘到逃离

来自英国工人阶级的“小子”对自身文化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不仅源自于对“耳油”“马子”以及各类少数族裔的歧视，也根源于时代语境下制度与文化的自信（李涛，2016）：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黄金发展阶段尚未完全结束，充足的就业岗位为缺乏文凭与技术的英国工人阶级提供了机会，他们享有不错的工作报酬与相对平等的公民权利；同时，其拥有悠久深厚的抗争传统，共享的社区价值与统一的工厂组织构筑着文化的自豪感，成为“小子”反学校文化的价值基础。

然而，寄居京城的农民工学校“子弟”，从小便背井离乡，承续着都市里相对贫瘠的教育资源和生活环境。他们的父辈是城市中辛勤的建设者，亦是时常被忽视的群体，在居无定所、辗转漂泊的日子里透支身体换取微不足道的收入（周潇，2011）。随着“子弟”们日渐成长，他们见证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日新月异，却最终发现这场共襄的盛举与自身并无太多关联。终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农业生产与外出务工感到厌倦与排斥，对自身的生存样态亦感到失望和迷茫。他们夹杂在城乡间，反复咀嚼着的“外来子弟”的标签，用贫瘠的色彩涂画起自身自卑亦失落的文化底色。

“贵子”幼年的成长历程与“子弟”颇为相似，他们都伴随着文化自信被不断抽离的过程。当他们考取了城市的重点中学，如同初入京城的“子弟”，直面迎来了城乡差距带来的震撼，开始因外出务工的父辈与自身文化的乡土气息感到自卑与怀疑。乡村生活中原本美好的片段被侵蚀和消解，“过去的记忆打了折扣，只觉得是一段穷开心、毫无意义的、虚度的日子”（F-4-A-19.04）。乡土生活被重构为空洞与迷惘的时光，乡土记忆沦为陈旧的枷锁与重负，亟待逃离与挣脱，源自心底的自卑与落寞，粗暴地将自我价值逼离于本体性的空间外。

终于，“贵子”挤进了精英汇聚的学府，此刻是他们背弃“本分”、忘却旧有性情倾向的绝佳时机。与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结论不同（Friedmann， 2005， p. 315），在中国的精英高校内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出现了“大规模逃离生存心态”的情况。他们投身于打上了高光的都市生活，以全新的意义去解构旧有的乡土价值，以“程式化”的精致型符码（elaborated code）为日常生活重新构筑新的话语系统（黄庭康，2017，第75—78页）：

“现在很少和我妈妈打电话，我们已经很难沟通，……我说闺蜜报了学校旁的健身房，设备特别好，她说‘这有什么意思？’；我说毕业后想出去走走，给自己一个Gap Year，她说‘这有什么意思？’……我劝她少参加红白喜事，哪有上赶着给别人送钱的道理，她说我忘本。”（F-4-A-20.05）

“贵子”将自身放逐于都市空间，披上精英阶层的价值刻度，以契约化的理念去瓦解旧有的乡土连接。可此时，他们的家庭却依然停驻原地。于是，精英与流俗、城市与乡村关于“信息”“文化”与“符号”的矛盾便投射在这群“寒门贵子”的家庭中，内部的分裂与隔阂不断上演。如同伊丽莎白•李（Lee，2013）与沃尔夫冈•莱曼（Lehmann，2014）评价精英高校内的工人阶级子弟：“他们的每一寸雀跃都是以撕裂为代价”。然而，这样的撕裂，真的换来了幸福吗？

投身于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使得这群尖子主义者的自豪感得到不断滋养，这种感觉足以暂时麻痹“贵子”因背离原生家庭所产生的负罪感，忘记了自身的双重孤独。他们以为“可以远离家庭独自生活，可以忘却个人历史以及那些生养自己的人，重新创造自己”，远离“分裂的习性”所引致的忧郁（埃里蓬，2020，第4页）。但正如布尔迪厄所言，他们永远无法了却重返故土的乡愁，因为在面对接收空间对新闯入者的拒绝时，乡土仍然是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庇护所。与接收空间的疏离，并不会因为他们逃离“本分”的尝试而得以减弱，这样的距离植根于他们的阶级品味、经济条件等因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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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相较于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中论述的20世纪法国版本的精英学子，国内中产阶级的后代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掌握那些看似高寡的知识与礼仪——这在信息自由的当下，尚且还为后来者留下了追赶与培养的具体路径——而更多展现为在各类情境中，经由漫长的经验持续堆积而习得的“自信”与“淡定”的品质，即随时随地自然、舒适地游刃有余或举重若轻。他们可以闲适地穿梭在高雅与平俗间，从剧院展厅到街头嘻哈、由国际政事到街巷美食，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与知识间自由追索、切换、调配与连接，这与农家少年贫乏的求学经历、固守一隅的生活经验并在新环境中感受到的“不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某种意义而言，京城“子弟”与“贵子”的命运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他们缱绻在时代浪潮之下，在城镇化进程中踽踽前行，似乎注定要背负文化“落败者”与“外来者”的标签，踏上这场远离故土的文化苦旅，寻找着遥远的归宿与无根的文化认同。无论是乡村还是在新踏入的城市，这种“抽离感”都将如影随形。他们终会发现依靠外在的评价标准将不能指引他们收获真正的生命底气，建基于心理防御机制的抵制行为只会使他们剥离孕育自身的文化土壤，成为城乡空间之外被放逐的原子。

（三）对再生产机制的觉知：从无知、朦胧到洞察

在威利斯看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实质上是充满“洞察”（penetration）的文化生产实践。“其功能在于洞察或‘看透’他们的生存状态，从而从他们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动，以及可提供的制约和条件”（威利斯，2013，第2—3页），明晰特定文化形式的成员在社会整体中所处位置。如果将再生产比喻为“黑箱”内部的隐蔽运作，那么行动者所展开的“洞察”，则如同打开“黑箱”的一道光束，微弱而警醒，使得行动者得以显现，如此便能够澄明其在结构中的意义创造过程（威利斯，2013，第152页）。

北京农民工学校的“子弟”乐衷于建立“兄弟会”“姐妹帮”，融入进各种类型的同辈群体，以对抗学校中的各类权威，在“师徒制”“亲戚制”与“情侣制”的关系里寻回正式组织中久违的主体性与安全感，同时也在客观上预演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与等级制度（周潇，2011）。当发现作为知识权威的教师甚至比外出务工的父辈更为拮据时，他们终于找到了情感的突破口，将内心难以化解的冲突与愤懑、自卑与自艾的情感体验，投射给了“菜小”教师，通过打破校园规则去防御与逃避内心深处的悲伤与无力，在“欺凌弱者”的快感中寻回了虚假的文化优越与自信。跟随着集体无意识的牵引，在青春期的叛逆与倔强中自我放弃，他们沦为了体制的淘汰者，提前进入了市场。

英国工人阶级的“小子”也只能称作“部分洞察”（partial penetration），他们一方面认定，只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才是真正的工人，将体力与脑力分工内化为自身的文化标志；另一方面，在父权制的性别结构中，他们认同了性别分工的合法性，视女孩或者“不够阳刚”的男孩为歧视对象，崇尚暴力与粗俗，建构起关于“男性气质”这一身份认同，以此宣示他们的“权威”地位与优越的自我价值。“小子”自认为看破了学校教育的资本主义本质，对于缺乏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而言，文凭仅仅是用自由交换的一纸空文，对于阶层跨越感到漠然与怀疑。然而继续追问，将会发现这一“漠然”的情感本身，也局限于其所生长的文化土壤。

史学家何炳棣（Ho Ping-ti）曾指出，在多数的传统文明中，流动性不是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何炳棣，1989）。一般认为，在西方文明中，“社会流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直至进入近现代工业社会后才确立了其合法性，而在更长的时期内则被视为一种失序的象征，即便有合法的社会流动，也更多局限于宗教性质，以脱离世俗世界为前提（Wrightson，1986，p.17）。如中古欧洲封建社会可通过成为神职人员摆脱旧有的社会位置，印度种姓社会只允许修行出家为“弃世者”以逃离既定的血统身份。

然而，在中华文明内，先秦时期即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晋初刘毅也在《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中，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批判九品中正制产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作为明代儿童的启蒙格言“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得到广为传颂。

相较于中国的情境（Elman，1991），在英国工人阶级“小子”所生长的西方文明中，人们对于社会流动的热忱恰恰是一种较为晚近的现象，关于阶层跨越的历史土壤也相对稀薄（Stone，1967，p.23）。这一文化认知的“局限”使“小子”的潜力被压抑与瓦解，对于“流动”现实性的怀疑与漠然，也消解了他们合乎理性地表达自身根本利益的可能。

相较于前两者，“贵子”对于自身处境的洞察则要清楚很多。在大学校园中，学习是他们相对擅长和熟悉的事情，如果选择开辟自身发展的更多面向，他们将背负巨大的机会成本与情感压力。因此，他们甘愿选择最为保守的路径，将自身的全部努力投身于既定的学业道路中。“我知道保持开放性，未来可能换取更大的成就，但我赌不起。对有的人而言，社工、创业或者申研不顺利，顶多算是浪费了时间，但就我家的经济条件，根本没有试错的空间。”（M-4-I-19.05）中产阶级与“寒门子弟”关于“钱”这一符号显然存在着不同感知。对于前者而言，“钱，永远存在却绝不提及”；对于后者而言，“事情正好相反，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很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都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拉鲁，2009，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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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引用了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托尼对中国农村状况作出的描述：“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斯科特，2001，第1页）尽管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支持下，处于社会结构边缘位置的农家子弟已然摆脱了“水深齐颈”的生存境遇，甚至部分拥有了规划更长远未来的理性思维。然而，文化变迁的速度远远滞后于物质变迁的速度，深植于文化中的紧迫感与不安感，还是促成了“贵子”围绕“安全第一的拇指规则”所构建的“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这又限制着他们在真实情景中做出更为长远的决策。

六、走向教职：“贵子”的情感审查与身份再造

在持续两年的追踪调查过程中，先后有多位农村籍公费师范生回到了生源所在地的重点中学任教。他们将以何种心态与行为应对那些“似曾相识者”？表象背后究竟是觉知的力量还是结构的操控？这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走出大山的“贵子”在经历了四年的城市学习生涯后，更加明白高考对于这群孩子的意义，因而在面对班级中为数不多的农家子弟时总是会格外上心。“有的时候看着他们，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总觉得他们很可怜。”（F-T-I-19.12）这样的情感投射使得“贵子”在面对学生时增添了一丝“恨铁不成钢”的痛心与急躁。“一些学生初中在下面（乡镇）读的，进了高中什么都好奇，好几个伙着去报名学生会，我反复叮嘱他们高考才应该是唯一的目标，父母含辛茹苦不容易，提高成绩就是最好的报答，也是改变命运最现实的机会！”（M-T-S-19.12）由于自身经历，“贵子”能够清晰捕捉寒门子弟焦灼的心态，能够准确利用其隐匿的痛楚，将亲子关系里“牺牲与亏欠”的主题投掷在他们看似坚硬的内心深处，激发起乡村少年最为沉重与隐秘的情感负荷。

“农村学生朴实，学业上也比较勤奋，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如果失去这些本分，整天上蹿下跳，什么活动都好奇，都想参加，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F-T-I-19.12）“贵子”的日常话语框定着乡村少年被称作“本分”的“伦理可能性的空间”，在“农村出身”与“社会活动”间刻画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学生的全部价值被锁定在学业之上。于是，“天赋”与“创造”的品质便与“农村出身”格格不入，而唯有“勤奋”“朴实”等布尔迪厄视作“被支配的”二流品质（布尔迪厄，2004，第84页），才能指向乡村少年。

由此，农家子弟的“本分”与中产阶级所具备的“天分”分列两端。社会出身与学校颁发的评语之间建立了联系，“不断地将社会类别转化为学业类别，……客观结构变成了心智结构”（布尔迪厄，2004，第67页）。事实上，成为了教师的“贵子”几乎全都曾是这一学业分类原则的产品，他们的整个自我认同正是基于“无数次评价与自我评价，相互分类与自我归类中持续渐进地建立起来的”（布尔迪厄，2004，第77页），因而本能地倾向于传输并且承认这些价值准则。当学业体制所传递信息的结构与负责信息传递的老师和接受信息的学生的心智结构达成一致的时候，教学机构实施的象征性强制便实现了它的效应，隐匿地行使了社会歧视的权力（布尔迪厄，2004，第70页）。然而，作为“转播屏”（relaisecram）的“贵子”果然不自知吗？

尽管是在重点中学，其中也不乏类似“子弟”的“叛逆者”，他们绝不会任凭“贵子”摆布。“即使是老教师拿他们也没办法，更不用说我们了，软硬不进。”（F-T-I-20.01）年少时，“贵子”与“子弟”混迹一堂却又界限分明，对于彼此应对环境的反应感到既诧异又不解。然而，在精英高校中的实践却改变了“贵子”的认知。

“那些很努力但成绩依然上不去的学生，我会跟着他们难过……有的学生和我以前很像，成绩就是生活的全部。”（F-T-M-20.06）但有趣的是，这类学生尽管能够让“贵子”产生情感的共鸣，然而丢失“本分”的“叛逆者”却带给了“贵子”更为复杂和矛盾的情感体验。“有的学生特别调皮，成绩一般照样傻乐呵，班上啥事儿都要插一嘴。不过说实在挺可爱的……我从来没有那股洒脱劲儿。”（F-T-M-20.06）“以我的个性，或者说‘小镇做题家’？被压得太厉害。要是直接进入社会，性格不好不被待见。所以，我理解他们，但作为班主任，我必须让他们全力以赴。”（M-T-I-20.10）对于“叛逆者”隐匿而矛盾的情感体验只会尘封在“贵子”的内心深处，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欣赏”与“理解”既不符合学校的文化导向亦不满足教师角色的期待。在那些微妙的情愫过后，他依然选择肃清一切可能存在的“反学校文化”：“爱挑事的学生聚一起会很难管，……我班上的位置每周都会有变动，散一些确实会影响凝聚力，但远比小团体影响班风好办。”（M-T-I-20.10）

实际上，“贵子”对于教师的“位置”有着清晰的认知。他们的一系列行为并不能够简单概括为“无意识的摆布”，他们并未传递“本分”的全部面向，未曾保留其在精英校园内经过的反思的具有超越性与抵制性的部分，而是选择唤醒农家子弟身上潜在的“心智模式”，使得未经创造的“本分”汇入中学的意识形态，成为“贵子”管理学生的工具。“也许我的行为或者言语里有些武断、急躁的内容，但作为老师，我还能怎样？……只要能让他们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我想承担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F-T-I-20.6）。“贵子”言说的“代价”，除了迫使乡村少年将自我价值潜藏于学业依赖，或许还有更为沉重的一面。那些完全依循学业“本分”的被驯服者，在学校教育中丧失了其阶层在日常生活与实践中的智慧之根，倘若在升学竞争中失利，将最终步入双重孤独的境地——既无法获得体制的认可，亦将错失既定秩序为本群体所预留的情感空间与社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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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讨论与反思

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场所，更是文化生产和社会洞察的领地。通过“大质小量”的混合研究范式，本研究对农村籍公费师范生进行五段式抽样访谈，同时关照学校中所谓“叛逆者”的实践经历，将英国工人阶级的“小子”以及北京农民工学校的“子弟”纳入同“循规者”的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寒门贵子”并非被动承受着文化再生产的命运，而是作为积极的占有者——通过对抗与超越对结构进行洞察，在以“本分”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中，进行着人类的意义创造。

（一）立足“本分”的创造性实践

《荀子•非相》言“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王引之注：“分者，职分、分界”，“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辞海编辑委员会，1980，第1440页）。可见，“本分”的核心在“本”。潘光旦在《忘本的教育》中言及，“本”的观念除“本分”外，亦有“务本”与“不忘本”之说：“所谓不忘本，就是要大家随在参考到固有的背景和环境，所谓务本，就是要大家在做事的时候，要从固有的事物做起，不要好高骛远，见异思迁”（潘光旦，1933，第554—557页）。费孝通也在《乡土中国》里指出：“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从土里长出的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费孝通，1998，第6页）因而，植根泥土的生活与劳作，赋予了农家子弟恪守本职、忠厚踏实的心性品质，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即为“本分”。这不仅是农家子弟被结构化的生存伦理与主观心理状态，也承继着农家人的认知框架与行为准则，凝缩着乡土社会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轨迹。

然而，进入精英高校的“寒门贵子”发生着关键性的转变，他们所持有的“本分”，并不仅仅指向于“习惯”，“被动地为制度化教育中的文化所维护、强化和改造”（胡雪龙，2017；潘峰，2021），显示为机械性、被动性与重复性，而更倾向于一种“生存心态”，具有创造性、主动性与生产性的特点，在实践活动中进行再生产与不断更新，成为行动者主动建构的功能性结构。从田间农舍到精英校园，“本分”逐渐向客观世界实现外在化和结构化，赋予各种社会行为以创造性的价值和意义，以一种未曾预知的方式进行了重新建构，发展出超越乡土“本分”的身份认同以及更长时期的社会命运。

异于西方文化中“小子”的抵制，中国传统语境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理念，促成了底层子弟围绕“读书改变命运”而展开的创造性实践，将学习视作所应恪守的“本分”。因此，京城农民工学校的“子弟”与寒门“贵子”的命运分野，并不能够以主体的能动性加以简单概括，而或可指向“偶然性”的命运摆布，生产出两者对待学业“一体两面”的情感结构与各自不同的社会结局。前者学无所得、无所获，故而“逃学”“厌学”，在洞悉命运的失落后，他们依循内心的防御机制，将内在的无力与怅惘转化为自身的主动选择，从而走向了更加激烈的“叛学”。后者学有所成、有所握，故而“勤学”“苦学”，将其视作安身立命之本，实现阶层跃迁的救命稻草，更加狂热地“嗜学”。“子弟”与“贵子”对于“本分”的天然渴求尽管与学校教育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但却在“偶然性”的境遇牵引下吊诡地催生出“叛学”与“嗜学”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生产方式。

面对精英高校内“大文化”的专断性，“学业”所蕴含的公正感与价值感逐渐被瓦解。“贵子”围绕“本分”所构建的道义基础、标准和逻辑不断受到冲击，逐渐激发起“贵子”的反抗与抵制行为，并开始围绕“本分”的伦理可能性空间进行着更多面向的文化生产。

其中，有“本分”的坚定捍卫者，选择隔离策略，在洞悉异质性连接对于生命意义的无情倾轧后，屏蔽掉校园中繁复的社交活动，退守在一种稳定的交往秩序内，获寻深刻连接的抱持，在失序中求得安定。有“本分”的叛离者，选择同化策略，通过“程式化”的精致型符码与身体改造，绕开旧有的价值坐标，挣脱阶级品味与文化标签的束缚，试图换取梦想中的亲密关系。亦有不甘“本分”却又难以逾越“本分”的边缘者，被权力场中的隐秘规则排离，将学生工作视为心机与权谋的游戏，在“本分”的庇佑下获得道德的慰藉。还有“本分”的超越者，选择整合策略，利用精英校园对于农家子弟“勤劳肯干”“忠厚踏实”的刻板印象，借力而上，突破重围跻身校园社团的管理者，同中产阶级所垄断的“大文化”展开对抗，奋力争夺学校评判的话语权力，推动着学生评价的制度转型。

四类文化适应策略看似殊途，却指向共通的意义建构过程，它们均是“贵子”立足“本分”展开的创造性实践，是生存伦理在精英校园经受冲击时的抵制行为。作为一种生存的技术与自我保存的韧性，“本分”是可作退守的意义空间，据以超越的价值坐标，辅以关怀的道义慰藉，助以进阶的品格承诺，在中产阶级的“天分”话语下，开辟出一条独特的实践路径与意义框架。“本分”与“抵制”的汇合是一场充斥着矛盾与张力的撞击，“贵子”希望藉此变革自身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同时也蕴含着恢复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防御性反应。“前台”的服从与谨慎，“后台”的反击与抗争，在这一隐秘的博弈和平衡过程中，“本分”的边界被不断扩充、拓展与超越，尽管其依然锚定着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然而却发展出更加生动多元的意义与更具变革力量的实践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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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忘实践基础的潜在危险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以“社会继替”解释社会分工与惯例规矩世代交替的过程（费孝通，1998，第223页），为“本分”的再生产提供了理解的视角。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够借以不曾言明的“本分”，在于“社会继替”间充斥着教化性的权力，经由世代更迭、筛选验证，为个体“当前”的生活世界与认知图式赋予群体“过去”的投影。当寒门子弟由田间村头进入精英高校、步入中学教职生涯，“本分”的意义逐步展开，具有了反思性、超越性与创造性，却又最终归入闭合，成为符应学校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转变缘何发生？“个体困扰”之上是否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因素？

21世纪以来，大规模、高速率的城镇化进程构成了我国社会转型的突出背景，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跃升至目前的63.89％（国家统计局，2021）。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报告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突破70%，逾两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将陆续迁移至城镇落户（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徘徊其间的农家子弟被裹挟进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迁徙中，他们的境遇只是这场剧变与流动中的缩影。

20世纪70年代以降，詹姆斯•斯科特与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关于“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与“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便已成为农村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经典议题。伴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分化，村庄共同体与个人、家庭之间互动达致的张力，“贵子”从乡村社区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的内聚型“共同体”(Gemeinschaft)步入松散开放的“社会”（Gesellschaft），“本分”所依循的逻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契约至上、效率优先、竞争自由为核心的市场体制下，扩大个体利益的选择取向，挑战着过往旨在降低风险分配、提升生存保障的“安全第一”的道德原则（陈军亚，2019）。

历史境遇与个体位置的转变促使“贵子”经历了“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的转变，在新境遇中养成了处理竞争、分配与权利等复杂问题的理性思维，其内在坚守的生存伦理最终实现了由“道义”步入“理性”的惊险一跃。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流动中的少数幸运儿，进入了理想的高等学府，然而其教育成长的历程亦难以避免成为一个不断背弃、充满暗伤的历程，不断推攘着他们在新的文化与旧有的传统伦理间做出抉择。

实际上，族群中的社会继替在个体原始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人民的文化资本逐步从赤贫阶段转向原始积累阶段，即使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一文化积累的过程亦未结束（朱国华，2015）。当前，我国第一代大学生的占比仍然庞大（张华峰等，2017），农村学生的家庭文化差距并非遥不可及。同时，“本分”作为乡土社会继替间留存的文化意识，也为农家子弟预留出“安所遂生”的空间：“本分原无亏损，染污终是客尘”。熊十力视“本分谓性”，意在强调“本性”能够自我达成，而非依傍外物（熊十力，1985，第462页）。于是人生向上的历程，回归个体的内在向度，适性扬才的教育，挣脱阶梯序列的框束，由内在德性寻获精神抱持，由外在学问求取智识精进，在“道义”与“理性”间，在自我、他者与社群间，标示出界限（潘光旦，2010，第13页），安放下“独足而群和”的位置。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教育理念的侵袭，资本力量对教育系统的持续渗透，以“效能”之名介入民生领域，引发了诸多公平问题。在此影响下，如果社会较低阶层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走出寒门的“贵子”在“社会继替”间的干预性力量逐步退场，农家子弟可能会全然忘却依循“本分”的实践基础，将其持续窄化为一种明确且急躁的期待——翻身，通过主动投身教育竞争，谋求社会阶梯的向上攀登，赢得学历、获取职业、提升地位。

“人生向上”被诱引至“出人头地”，“安所遂生”成为了“离乡背土”，胜者傲然而败者挫伤，不仅会生硬地撕裂人与人之间本有的平等与关怀，同时也将斩断人与故土的情感连接（刘云杉，2015）。寒门子弟针对学校教育的态度以及“我是谁”的认知可能不再出于理性的自我判断，而是完全基于本群体被标定的阶层传统，深陷于学业的路径依赖，甚至从“嗜学”滑向“叛学”。最终，“本分”或将导向一种自我封闭的精神状态，一种固化的群体身份与阶梯排序规范，而非寒门子弟充满创造与超越的开放性实践。

同时，也应注意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处于持续转型过程中所难以回避的结构性挑战。国家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公平上，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如：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面向农村和贫困等地区学生招生的国家、高校和地方专项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发起的“自强计划”、北京大学的“筑梦计划”等；采取了“奖、助、贷、勤、补、免”在内的经济帮扶措施，为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开辟出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同时，先后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出台“双减”政策，抑制资本在教育领域中的无限扩张。本研究在较为抽象的理论层面借用了西方的话语框架，试图提供一类解释的视角，然而在具体到中国的现实情境时，由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流动议题相较于西方仍然具有较大的差别，需要不断回归本土实践，以更为审慎和辩证的态度关注这一议题。

（致谢：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奖学金对本研究的资助。肖桐工作邮箱：xiaot19@mails.tsinghua.edu.cn）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ID：ECNU_xbjk），作者肖桐。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