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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0-3岁孩子的”低龄托育“无疑是今年民办教育行业一大热词。从2019年5月起，政府相关“指导意见”的出台拉开了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序幕；2021年“六一”前夕，“三孩”政策颁布，被称为“儿童节”最好的礼物；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托育”将成为下一个教育创业风口？然而，托育元年才启，即遭疫情重创，诸多难题暴露无遗。低龄托育的赛道，究竟是蓝海还是沼泽？

疫情之下，重创血亏

今年上半年，纽诺教育创始人王荣辉的一篇《卖了4套房，创业12年，如今负债1亿，无家可归》的长文被人们刷屏、转发，揭开了疫情下托育行业身受重创的冰山一角。按照王荣辉的说法，自2009年起，她用10年时间将纽诺教育打造成全国最大的托育直营连锁品牌，巅峰时期，纽诺在珠三角地区的分园扩展到近40家，估值达5个多亿。

然而，疫情影响下，家长退费、物业租金、员工工资等困境反复考验着托育作为线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本质：场地、人力、运营成本高昂，利润率却不高。在幼儿园、早教机构倒闭潮来袭之时，托育机构更难逃一劫。

《河南商报》对当地不同规模托育机构的调查显示，某高端托育园占2000平方米的独栋商业楼，托费每月4000元左右，一年房租200万，2019年末开业即遭遇第一波疫情，硬挺大半年。截止目前，生源维持100多个，在同行之间已是较高水平，但依旧亏损。

投入大、租金贵、运营成本高是高端托育园的核心痛点，而普惠性小型社区托育中心的日子也不好过。据一名投资人介绍，自疫情以来，开业两年，实际运行10个月，生源流失严重，加之小城市不重视低龄托育，老人带娃情况普遍，普惠收费上不去，利润持续走低，运营难以为继。

疫情初期，至少3个月颗粒无收的托育机构因停课承受了空前的租金、人力和现金流压力。根据美国最大上市托育机构的公开数据，其人力成本约60%，场地租金约占10%，而国内大部分托育机构的租金成本要达到20%左右，“人去楼空”，难堪重负。

此外，家长退费也是一大问题。不像幼儿园、早教机构等本身对教育性质的偏重，疫情期间可以设法提供网课等一系列替代品，托育主打婴幼儿照护，疫情期间，家长被迫在家照料孩子，而这几个月的托育服务是无法补偿的，尽管预收费可以适当延后使用，但托育机构仍面临极大的退费压力。

而恢复营业后，卫生保健安全防护成本的剧增也是疫情后遗症之一。经此一“疫”，家长、政府对托育卫生健康安全防护的要求更高，这直接增加了运营成本。而疫情的反复所导致的教师流失、员工复工率低的问题也使托育机构罩上了层层“不稳定”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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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旧伤“，隐隐作痛

除了疫情，曾经虐童事件频发，给托育行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在给惨淡的经营现状雪上加霜。

2017年，”携程托管亲子园虐童“事件被媒体曝光，除了殴打孩子外，教师还被指强喂幼儿疑似芥末的刺激性食物；2019年，昆明一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的老师被指虐打幼童；2021年，日照市某早教机构保育人员被爆粗暴对待儿童，致使该幼儿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往事历历在目，让广大家长对托育行业重新树立信心，任重而道远。

此外，托育市场内部运营混乱也是行业的难言之隐。据业内人士张女士透露，进入托育行业不能光靠砸钱。某投资人花200万开托育中心，想做“甩手掌柜”，但内部管理人员极不专业，财务也是自家亲戚负责，自然亏得血本无归。另外，受疫情影响，招生困难，有的托育机构“病急乱投医”，接孩子、看孩子，大包大揽，满足家长的一切需求，偏离托育的本质，也误导家长认为托育行业很不专业。

政策力挺，落地艰难

自市场经济繁荣以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原本以公办幼儿园和社区托儿所为主导的托育体系逐步让位于市场化经营。不论是家庭式“小作坊”，还是品牌化连锁托育机构都有广泛的受众。本世纪，在国家层面上，托育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政策扶持。

2017年12月，政府提出“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并制定了“指导意见”；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托育元年”正式拉开帷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建立普惠性托育机构，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到2035年将实现每千人托位数4.5个；

加上“二孩”“三孩”政策落地，托育赛道一时热闹非凡，各路人马纷纷入场，幼儿园下沉、早教机构延伸、婴幼儿用品品牌扩大市场，行业前景似乎一片大好。

根据“观研天下”的调研报告，受益于政策出台，资本对托育行业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托育托管行业完成投融资15起，累计融资约4.53亿元。

▲2013-2019年

我国托育托管行业投融资数量

▲2013-2019年

我国托育托管行业投融资金额

从投资对象上看，资本也多集中于积木宝贝、小马快跑、NYC纽约国际等在托育行业内已发展多年，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头部企业。

而根据“校长邦”今年年初发布的“一月教育行业融资报告”，在“双减”出台，各路资本萎缩之际，我国境内教育培训行业共发生8起融资事件，同比下降68%，去年同期为25起；融资金额合计约6.86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44.43亿人民币大幅下滑84.56%。

从已公开的融资数据来看，深圳日托品牌爱多纷宣布完成亿元级Pre-A轮融资，为当月所获融资金额最大企业，预计本轮融后估值为15亿人民币（市场估算）。教培行业哀鸿遍野，而托育赛道一骑绝尘。

政策助推、资本入驻似乎为托育行业描绘出一幅美好蓝图，然而，自2019年托育元年开启以来，行业高速发展一直伴随着疫情的反复，早早被视为“顶流”，却一直没有“爆火”使托育行业处于尴尬境地。

据业内人士透露，托育行业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光明。政府对托育机构场地要求高，规定必须在建筑物一层或一、二层办学，三层以上则消防审查难通过，运营资质难取得，同时，商业综合体的低层必然带来更高的租金压力。

此外，按照2019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每个托位将给予1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从业者王老师表示，这一政策是托育行业的重大利好，但资金到位却面临着不少曲折，通常还要打一些折扣。自己作为第一批示范园幸运地拿到补贴，而由于后期出现一家民营园所“卷钱跑路”的情况，第二批政策补贴的受益园所直接将民营园排除在外。

不仅如此，根据某中部省份印发的相关政策，规定当地政府普惠指导价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机构，财政按照实际收托数、月数和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给予婴幼儿入托保育费补助，但具体到各地市，该政策却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因此，政府投入补贴不足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市场遇冷，收费飙升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女性权益观念与早教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已成为各国高度重视的家庭政策议题, 并被上升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英、美、日等国家的托育行业已发展较为成熟，但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还处于成长期。

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2016年0-2岁幼儿入托率平均值在33.2%，其中有10个国家超过50%，这10个国家大多数是欧洲国家，韩国以53.4%入托率成为亚洲首位。而根据2019年全国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抽样调查，我国总体入托率为5.6%，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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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校长邦2022年发布的《2021-2022中国教育培训行业报告》中托育赛道的数据，绝大多数家庭有托育需求，仅8%的家庭表示完全不需要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剩下的92%的家庭中，需求较为强烈的约占70%左右。

虽然家长对托育有较强需求，但家庭消费能力却与当下的托育费用极不匹配。根据上海区域的调查，八成家庭能接受托育消费3000-4000元/月，但市面上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消费普遍在5000元/月左右，而条件较好的，月收费高达1万/月以上。

除了对低龄教育高投入的迟疑，隔代抚养的观念根深蒂固，一部分家长的托育仍是通过老人照护加保姆辅助完成。许多家长依然认为幼儿园才是婴幼儿迈入集体生活的起点。低龄专业照护和家长理念不匹配，直接导致托育园所招生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与幼儿园的年度招生不同，托育机构基本处于全年招生状态。多位从业人员提到，托育作为具有周期性的行业，3-6月是招生黄金期，7月、8月则为淡季，园区常常处于不饱和状态，托育机构要花很多时间配合招生推广及宣传，如何良性运营，一直是这一行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

疫情反复也时刻考验家长的信心，有一部分托育需求可能会随之消失，这也会直接导致招生恢复周期拉长，而招生疲态、入托率下降也会引发教师离职潮，从而更进一步增加运营维护成本。因此，有业内资深人士认为，疫情过后，30%的托育机构或将面临倒闭危机。

尽管比起民办幼儿园的萎缩，托育机构仍在崛起之中，但目前市面上托育师资的极度紧缺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相较于幼儿园1:7至1:10的师资配比，托育机构要求提高到1:3至1:5，虽然托育机构的孩子大体上少于幼儿园，但孩子年龄更小，教师工作量大，需要更为细心的照料，在开不出高工资的情况下，师资短缺始终是托育发展绕不过的痛。

此外，市场初启，许多幼师或早教老师转型托育，但托育机构要求的专业师资是经过培训取得育婴师资格证的人群，而非一纸“幼师证”。业内人士张老师看来，市场对托育机构的老师要求甚至更高，他们不是育婴师，不是幼师，不是医护人员，但必须是这三者综合体。而目前托育培训和高校人才培养的滞后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师资缺口，因此，对于广大托育机构，专业团队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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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断崖，接续乏力？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结构开始向“4+2+2”转变，从国家卫计委的数据得知，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其中51%的新生儿来自二孩家庭，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自二孩政策开放后，目前0-2岁儿童约8000万人，而入托率仅为4.1%，因此，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托育机构发展有很大增长空间。

然而，二孩、三孩政策下新生儿数据波动并不影响人口整体性持续走低的趋势，根据我国人口出生数字统计，从2012年到2021年，出生人口自1635万到1062万，人口断崖式下跌，且后期新生儿多靠二孩家庭。新生人口下降是横亘在托育行业前方最根本的痛点。

此外，托育行业的繁荣与幼儿园密切相关。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结果显示，全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818.26万人，其中，公办园2439.71万，民办园2378.55万，民办普惠园1643.12万。在新生人口持续减少，公办园和普惠园遍地开花的趋势下，留给民办园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专家预测，到2024年，民办园将大量空置。而当民办园逐渐无生可招时，会不会利用现有场地及设施组织教师培训，转型为托育园所？而托育园的盲目扩张会不会在日后导致新一轮“内卷”及存量博弈？这都是投资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结语

疫情重创、政策利好却落地难、行业自身问题及出生人口持续下跌，共同构成横亘在托育行业面前的四座大山，同时也促使投资者及从业者更为理性地看待这一千亿级“蓝海”。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托育行业仍在成长之中。目前一线城市比较成熟的托育行业在二、三线城市，甚至四、五线城市仍有很大市场开拓空间；此外，尽管人口下跌，但目前仍有大量人口存量优势，每千人托位数也还远未达到国家标准；再者，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80、90后更愿意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上投入。

未来已来，拭目以待。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顶思”（ID：idingsi），作者敖竹梅。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