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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日本遭遇“就业冰河期”。

所谓“就业冰河期”，指的是从1993年开始到2003年止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泡沫经济的破裂，股价、地价下跌，经济持续低迷。年轻人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只好选择低欲望、低消耗，人的活力和精神被“冻住”。20年前的2003年4月，日本失业率5.5％，创下历史新高。

当年的毕业生们深受其苦，很多人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在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每50个人里就有5个人处于失业状态，每两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那批出生于1968年至1977年的人，就此被称为“冰河期一代”，这个群体大约在1600万上下。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1-2月份，中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8.1％。

这个人群的数字至少在2个亿。

当二十年前的“就业冰河期”照进现实

日本作家小林美希长期致力于研究日本就业冰河期。她的《中年漂流：无法逃离的就业困境》以纪实报告的形式，回顾并跟踪了“就业冰河期一代”的困境。

在书中，小林美希把冰河期一代遇到的就业难，不仅归结于经济遇冷以及政府放任不管，更直指日本企业的雇佣制度。

比如，倾向于招收大学本科应届生，排斥高学历毕业生，招聘时首先会刷掉没有正式工作经历的应聘者，当业绩不佳裁员时会优先保证在职的核心员工而排斥招收新人。

“冰河期一代”遇到的问题是，一旦找不到工作，多数年轻人会选择曲线救国，继续读书深造。这样一来，高学历反而会增加就业难度，然后继续找工作，又会因为没有任何正式的就职经历，哪怕经济好转时工作岗位增加了，也轮不到自己，成为一个死循环。

结果，“冰河期一代”很多人只能一直做临时工或者不稳定的派遣员工，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索性放弃了找工作，成了“蛰居族”或者“啃老族”。

他们就像是被时代这列火车抛下的一群人，从此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徘徊，格格不入。

全职儿女，就业困境下的蓄水池

豆瓣上有一个名为“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小组，总共有3125个成员，他们给自己的简介标签为：全职儿女，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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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儿女”小组在2022年12月创建，每天断断续续有新人加入，3000多人的小组，显得寥寥落落，彼此间互动不多。除了偶尔有人慨叹“当全职儿女挺好”，在家做做饭、遛遛狗、拖拖地，被妈妈夸外，更多的是一种迷惘的情绪在弥散：大多数人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达到一个点后，往往会怀疑自己的价值，一些人则需要求助于心理医生。大家似乎都憋着一口气，互相转载一些他人的故事，借此相互鼓励。

其中一个故事。“我”的爸爸开贸易公司，妈妈是全职太太，两个人都六十多岁，“我”有一个快四十岁的哥哥，一家四口人。曾经，“我”在澳大利亚读研，疫情期间一直在家上网课，毕业后打算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爸爸说能考上就考，考不上到时候再看，就这样，“我”在家里当起了全职儿女。

过去的一年，每天八九点钟起床，看国考的网课，把学习任务完成剩下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承担一些家务。每个月父母会给“我”5000块生活费。如果要买手机、首饰、包包一类的大件，爸爸会在生活费之外单独报销。

哥哥和父母关系不太好，常有争执。在家的这段时间，“我”充当了家庭关系调和剂的角色，会不定期和父母分享一些新的信息，吃到了特别好吃的美食，做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美甲，都会和他们分享。爸爸说，能每天看见“我”是他最近一段时间最高兴的事情。

时间长了，一方面，“我”发现自己的主要职能不仅是分担家务，而是给父母一些情感慰藉；另一方面，全职儿女的确是种压力，父母的付出让“我”心里很内疚。国考、省考后，各类考试“我”都会去报，只要有工作机会就先考虑就业，尽快让自己稳定下来。

事实上，很多处于短暂失业期的年轻人都有一颗上进的心，他们一方面是对于改变现实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想要迫切的改变现状。

青年漂流，我们已然是“超冰河期一代”？

张婧是山东师范大学2022届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家备考公务员。

“本科工作难找，想着读研之后会容易点，毕业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张婧会每周在她的社交平台上发布几条视频，自嘲“最擅长的事只剩上学和考试”。视频号上的3.6万名粉丝，差不多都是和她同频的年轻人。

以考研、考博来“曲线就业”的年轻人已然非个例。教育部预计，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1158万人，比2022年增加82万人，这个数字是2000年的10倍还多。北京今年的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据中国教育在线《2023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23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达474万人，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过审259.77万人，这意味着，近70个人竞争1个岗位。

对年轻人来说，形势就是这么严峻。“连影视明星都考编啦”张婧说，她班里60%的同学都放弃了找工作，在考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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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7个月，张婧每天6:30起床，24:00睡觉，每天超过12个小时用来刷题，上厕所的空档里偷瞄会儿手机。即便这样，3月份的成绩单让张婧有点儿崩溃，国考离进面试还差17分，省考则差得更多。

“我会半夜起来，下载一堆求职APP，翻看两天再通通卸载掉。”在父母的支持下，张婧多给自己预留出一年的脱产备考期。“先安心当两年全职儿女吧。我妈说，以后工作的时间多着呢，不差这两年”。为了给自己更多心理上的安定，张婧还约了朋友下月20号去济南灵岩寺拜一拜，“攻略说，每月初一去，更灵验。”

年轻的毕业生们仿佛乘坐着一台忽上忽下的过山车，他们的命运交由时运来决定。

从日本过去20年的经验看，在求职市场一旦沦为边缘人，越发容易陷入贫困，贫困导致失去自信，逐渐和社会脱节，也就越不会去恋爱、结婚和生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长期以来，“冰河期一代”被认为是个人的问题，被贴上失败的标签。而事实上，他们很可能是雇佣制度的牺牲品。为此，日本内阁府制定了《就业冰河期行动计划2021》等支援政策，希望帮助当年的“冰河期一代”重返职场。即使这样，有学者批评，这样的政策来得太迟了。

我们说的“尼特族”是在说谁？

在各种文化语境中有着对失业青年的不同称呼。我们称之为“啃老族”，在美国，称为“归巢族（Boomerang Kids）”，在香港特区，则称之为失学兼失业的“双失青年”。

他们在网络上还有个共同的名字：NEET，全称是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最早使用于英国，是指一些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族群。

在日本，“尼特族”当中有40%单身，年收5万人民币以下者占比达66%，这其中的60%来自于政府的福利救济，没有政府救济年收会更低。60%的“尼特族”和父母住在一起，靠父母的收入生活，父母一旦离世，他们将陷入更大的贫困。

26岁的贵州女孩安兰曾是一家酒吧的DJ。从小父母离异，和爷爷奶奶生活。去年11月，爷爷突发病重，安兰请假回家照顾老人。

有段时间，医院采取入院隔离等管控措施，要陪床就不能随时进出，为方便照顾爷爷，安兰干脆向老板辞了职。爷爷在鬼门关外转了一圈，才逐渐康复。安兰专职看护，叔婶们轮流送饭，还给安兰每月发2800元的误工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兰有感而发：“我唯一的同事，就变成了家里的狗狗。”安兰也不是一无所获：“照顾老人其实需要很多技术层面在里面，也需要一些心理学的入门，政府或一些专门组织能提供一些专业上的帮助很有必要，未来一些新型的养老模式也许就在里面。”

无论处于何种原因，失去工作的年轻人当下与家人同住，还能够靠上一辈的养老金和积蓄来维持生活。一旦亲人离世或者病重需要照料，他们的生活就会雪上加霜。对他们而言，贫困只有一线之隔。

单从这个例子看，安兰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尼特族”，她甚至还能在困厄中感知到商业机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就业冰河期”一旦形成，会造就越来越多的人变为“尼特族”。

图片来源：《四重奏》

眼下流行的“孔乙己”和长衫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最近不少人用孔乙己不脱长衫来形容大学生放不下架子，不愿意从事接地气的劳动。人们只注意到“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却忽略了结尾处“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鲁迅一开始没提孔乙己怎么到酒店的，只在他快要离开时提了一句。入木三分。和世人眼中一身酸腐气，好高骛远的孔乙己不同，他其实已经用尽了各种方式，花掉了所有气力，舍下了所有自尊，仍不能被这个世界所接纳。

20年前的日本，社会上到处流传着“年轻人只想干感兴趣的工作”、“自由职业不切实际”之类的言论，显然，真正有意义的讨论被忽略掉了。

一群阴影下不被“看见”的人

王欣悦今年24岁，2020年8月从上海一家K12在线教育公司离职。“双减”和疫情的双重调控让公司裁掉了60%的员工，王欣悦是其中一员。

离职后，王欣悦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一家考研培训机构，负责用户运营。入职一个多月后，王欣悦还没来得及成单，人力资源就以疫情期间业务暂缓为由，解约了包括她在内的一批试用期员工。

那段时间，王欣悦和身边几乎所有朋友都因为各种理由失业或徘徊在失业的边缘。2020年底，王欣悦回到老家陕西渭南，一呆两年。

很多外出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去。“大家很少串门，基本都呆在家里。要么追剧，要么玩手机，做做家务，日子过得很快。”两年里，王欣悦总共花了不到1万块钱。买零食、化妆品用的是自己的积蓄，给家里添置东西、日常开销则由父母出钱。“在家的日子不用租房，不必囤菜，购物少，生活成本就很低。”

今年年初，在前同事的推荐下，王欣悦回到上海，在一家出版社做实习编辑。虽然薪资不高，没有编制，但王欣悦很珍惜这个岗位。尽管“大概率干到头也是编外”、“只能打打杂，接触不到核心业务“、“拼死干也不会被重用”，但她仍然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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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生活经历让人们相信，只要努力，总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现实是，努力并不确定有回报，长此以往，人们会对企业和社会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更丧失了努力的干劲。

小林美希在《中年漂流》中记录了那些在经济危机下，失去工作的日本年轻人。人们普遍认为，一旦经济复苏，工作机会将重新开放，那些曾经在危机中失利的人就有机会重头来过。

事实上，七年后，尽管日本经济回暖，当初的“冰河期一代”却错失了就业机会。年龄大、没有正式工作经验等制约条件，让绝大部分“冰河期一代”被迫成为就业市场中的“兼职”、“临时工”、“派遣员”、“契约劳动者”等非正式雇员。

为减少人员开支，企业会选择雇用这些“非正规职员”来降低成本，但从社会制度和企业角度，依靠舍弃人而达成的经济是脆弱的。小林美希认为，面对这样结构性的困境，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地解决雇佣问题，而不是仅让一代人去艰难的挣扎与付出。

小林美希在《中年漂流》书里说，劳动问题一直以来被看作是与经济、企业经营相对立的问题，但她认为正是个体劳动塑造了宏观经济，“倘若工作使得年轻人疲惫不堪，未来我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个人的艰难就是国家的艰难

和《中年漂流》中所记录的“冰河期一代”一样，同样迈入中年的一群人的困境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逝，反而要承受更多问题。

张渝42岁，西安人。失业7年。

2016年，35岁的张渝离婚，随即从上海一家食品公司的会计岗上离职。单身无孩的张渝搬回西安和父母同住。

老两口每个月从退休金里拿出5000块给张渝，做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费。除去买菜、做饭、缴水电费，剩下的就是张渝的零花。

张渝有个弟弟，小她两岁，开了一家设计公司。业务好的那几年，弟弟每年给父母和姐姐几万块的红包。提及姐姐的家庭角色，弟弟心怀感激，“按照老理儿，姐姐是嫁出去的闺女，该由我给父母养老送终。姐姐能回来照顾二老，父母高兴，我也该补贴他们仨。”

2018年，弟弟结婚，张渝从自己的积蓄里给了弟媳20万。弟弟没想到，失去工作的姐姐居然省吃俭用存下这么一笔钱。弟弟和张渝说：“等你老了，你有我，我管你。”

和很多人比，张渝还算幸运，她至少还有辗转腾挪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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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历史告诉我们，“冰河期一代”对个人的后续效应是，直到中年、老年，很多人都走不出天寒地冻的人生际遇。在日本的2040年问题中，“冰河期一代”由于长期收入低、储蓄少，将成为贫困的老年人群，加重因高龄少子化而不堪重负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负担。

在日本，领取生活保障的人数大约有200万人，半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长期以来，60岁至64岁接受低保的人数一直高于40岁左右接受低保的人数，但在2014年情况发生了翻转，申领低保的年龄越来越轻。本是社会中流砥柱的劳动年龄群体如果长期领取生活保障，将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一个社会问题发生后导致的次生灾害，其影响之深远往往超出想象，到后来觉察时，恐怕已经很难逆转。这就是日本“冰河期一代”带来的经验教训。

它提醒我们，就业率从来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代代人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心根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业危机不单是影响个人幸福，加剧家庭经济压力的问题，它会导致消费低迷、老龄贫困化、结婚率与出生率恶化、国家税收降低等一系列问题。

大多数个人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问题，而是受到社会规范、习惯和期望的影响。比如，有人无家可归，有些人会说他们懒惰或没有受过教育。这些指责却没有考虑到导致无家可归的社会因素，是什么样的社会障碍和缺陷可能会将某人推向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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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谈到：如果只有少数人失业，我们可以通过说他们懒惰、缺乏良好的工作习惯等来合理地解释他们的失业。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失业将是他们个人的麻烦。但是，当数百万人失业时，失业最好理解为一个公共问题。

米尔斯继而解释说：“只有意识到自己是时代的产物，看遍同一处境下芸芸众生的面貌，我们才能明白自己的际遇、判定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这些年轻人的艰难就是国家的艰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