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人生i字路》

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一书中，提到了身处其中的茫然：“我们已人到中年，却没有提前为这一切做好准备。我觉得自己太幼稚了，但也怀疑在这场游戏中有人作弊抢跑了。”

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

刚刚过去的春天，既不热烈，也不凛冽，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雾蒙蒙，说不清，道不明。过去经历的繁华似锦未必是理所当然，而下一个花季一时间谁也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到来。

做一个撕掉标签的人

沈一诺今年36岁。9个月前，她在苏州的科技教育公司倒闭。在卖掉仅有的一套120平米新房和一辆商务车后，负债220万。

图源：《人生i字路》

上个月，在家躺了半年的沈一诺决定重新出发，加入朋友开办的一个文旅项目，担任品牌推广。她把家搬到苏州，一边疗愈，一边适应新的行业。

去苏州之前，沈一诺打算做个新发型，从头开始。理发师建议她“白头发有点多，可以烫染一下，再做个头皮护理”。创业期间的沈一诺一头乌黑大波浪，还没有一根白头发。

剪了新发型的沈一诺发了条微信朋友圈动态，“凡杀不死我的，必会使我强大。”五分钟后，一名有债务往来的客户在底下留言：“哎呦，有钱做头发，看来不只是留一手啊。”

当天晚上，沈一诺含泪关掉了朋友圈：“顺风顺水时，人们嫉妒你；落魄时，人们笑话你；想振作时，人们泼冷水。”

图源：《3年A班》

朋友的文旅项目围绕着营地展开，沈一诺对此满心感激。她在营地里面驻扎了三周，每天还能抽空在森林里晨跑一小时。她注册了一个全新的社交账号，里面收集的都是她记录的风景，“失败者也有权利去欣赏周围的美好”。对未来的渴望让沈一诺打算就此撕掉“失败者”的标签，慢慢攒钱，一步步还钱。

现在换赛道，能不能赢回你的C位？

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里这样描述美国：社会保障越发薄弱，生育成本不断上涨，中年失业成为常态，大多数人都深受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之苦。

人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的让自己相信：或许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还能迎来新的开始。他们必须另谋生路，否则就会陷入贫困。其中许多人已为人父母，这让他们对于工作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41岁的袁克斌曾经是一家互联网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年薪百万。2019年，他从公司离职，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刚入场，公司获得了千万A轮融资，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2022年2月，新公司的资金链突然断裂，随后倒闭。和很多互联网人的选择一样，无所依归的袁克斌和妻子带着5岁的女儿从北京飞去大理，在苍山脚租下一个小四合院，给女儿插班进大理的一所创新幼儿园。

这一年里，全家一起爬苍山、溯溪、到寺庙吃斋饭，带着女儿赶集买菜，认识没见过的蔬菜水果，去农场做扎染、木雕，参加各种奇奇怪怪的展览，认识一些不同生活方式的人。

图源：《问题餐厅》

今年2月，在考察了当地多所学校之后，袁克斌决定离开大理，让女儿返回北京上小学。回来后，先送女儿去机构做幼升小的预备。接送孩子时，袁克斌常被其他家长问起做什么工作。一开始，他都大大方方地回答“在家办公”，时间久了，“得找份工作，要不快和社会脱节了”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有一天在家做饭，厨房需要增补几件趁手的餐厨工具，袁克斌习惯性的骑车到宜家选购。在询问商品的时候，袁克斌问导购小伙“宜家还招人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袁克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宜家招聘投递了简历。

一周后，他接到了面试通知。“类似宜家这样的外企不太在乎年龄，更看重你是否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通过面试后，袁克斌成为宜家家具区的一名普通销售。骑行上下班，员工餐厅的伙食也很不错，这两条增添了袁克斌的简单幸福。

“努力工作，每月有1万元的收入是正常的。”至于长远些的规划，袁克斌打算和朋友创业，做一家亲子营地，也许再找一家互联网公司打工，做个技术主管或者合伙人都行。

人生总是这么苦吗，还是只有中年如此？

在一定程度上，袁克斌算是幸运的，另一些中年人可能已经四面楚歌。敌人并不是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用几十年时间累积起来的财务支出数字。

杜可欣，42岁，在广州一家外资银行任职，负责大客户业务。2019年之前，丈夫事业有成，有一双天真烂漫的儿女。十几年打拼，在天河区和荔湾区各买下一套房，两部家庭用车。在旁人眼中，妥妥的幸福女人。

如今的杜可欣常常坐在新单位的楼下空地发呆。阳光下的影子印在塑胶步道上，一切像梦一样。

三年前，丈夫的公司出现资金周转问题，在征求了杜可欣的意见后，丈夫用其中一套房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创业将近20年，类似的危机遇到过很多次，杜可欣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一年后来到2021年4月，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糟。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和两辆车子都做了贷款抵押。丈夫安慰她：只要一放开，资金很快能周转。

2022年7月起，杜可欣开始频繁接到催款电话，警告夫妻俩逾期，直至闹到工作单位，同事无人不知。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停薪留职半年，把家里的问题解决好再回来上班。“同事们同情又略带嫌弃的眼神，至今忘不掉。”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丈夫前前后后欠了3000多万。

图源：《人生i字路》

春节前，丢掉工作的杜可欣搬回娘家，两个孩子跟着老公住进婆家。贫贱夫妻百事哀。最低谷的时候，杜可欣浑身上下不到2000块。

春节后，杜可欣一直在努力找工作。服装店客服、化妆品销售、房屋中介、婚恋中介，把能去的岗位面试了个遍，最终没一份工作能超过一个月。“一下子要和20多岁的小姑娘去拼体力，她们从早八点可以干到晚八点，我忙一天回到家，感觉身体死了一样。”年龄焦虑、工作压力和无时无刻不在的催款电话，像茧一样勒着她。

图源：《东京奏鸣曲》

最近杜可欣爱上了纹身，在手臂上、肩膀上和腿上，纹了海豚、翅膀和麒麟。也许皮肤的疼能让她确信自己还活着，太渴望挣脱这无法挣脱的束缚。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玛蒂尔达问里昂：“人生总是这么苦吗，还是只有童年这样？”里昂回答她说：“从来如此。”

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

这些讨论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需要关注：社会是否会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类似的变化，有样本可循。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前二十年形成的既有经济模式几乎都不管用了。政府以增加财政开支、持续零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作为调控对策，可是经济仍持续衰退，大量公司破产，员工失业。

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记录了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和两极分化的过程：社会中，生活水平中等的中产阶级急速坍塌，少部分人走向高收入层，绝大部分人则重新陷入贫困，成为中低收入层。

一旦中产阶级崩溃，严寒比想象中持续更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用了20年时间才逐渐恢复，改善失业率。而即便社会结构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那些置身旋涡中的大多数人却不能完全感知。

大前研一指出，“一旦结构变化，既往指标无法说明的现象会一个接一个浮出水面。GDP增长，股价上扬，经济看起来好像好转了，但通货紧缩的情形并未消除，上班族的薪水也持续缩水，大家的生活未见宽裕，反而更加艰苦。”

一边是钱哗啦啦的响，另一边货物流通却未见改善。这里面的原因有三：第一，视货物为非必要的老龄人口增加了；第二，既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及时的生产方式；第三，因为对未来感到不安，人们宁愿存钱而不消费。因此，不管提供多少货币，都不会被经济体系所吸收。

图源：《人生i字路》

周圣峰，41岁，是北京某地产开发集团设计研发部负责人，月薪4万。2012年，从成都来到北京工作，经手过多个国内地标性设计项目，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工作十年，一路晋升。

去年年底，集团减员增效，按批次裁员。周圣峰被划进了第三批名单里。

后面和大学同学聚会了几次，一方面借此倾诉一下憋闷，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同学们有没有推荐的就业机会。“最过分的一次，15个人的聚会，桌上7个人都失业。有做房地产的、有做旅游的、有开饭馆、炒股的，做教育培训的，各行各业。”

一个饭局，一半4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都在相互打听找工作。

今年以来，周圣峰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失业的头两个月还算轻松，一次性拿到的补偿金不算少，还出去旅游了一大圈。随着设计圈内坏消息不断，周圣峰慢慢感到事态严重，当他试着用求职APP联络了多家公司，看到“已读”的信息无一回复后，失眠随之而来。

上个月，他委托同为设计师的朋友做内部推荐。十年来，第一次逐字逐句做了一份20页的电子简历。一个星期后，接到对方HR的回复：“看履历很资深、很专业。可惜年龄太大，35岁左右就好了。”

收到这样的拒绝，周圣峰顿时懊恼起自己那份20页的简历。朋友打电话来安慰，他越讲越火大：“是不是40岁找工作的人就该死？干脆分配个墓地给我好了。”

就是这样。当你拼命地向前奔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发现自己只是停留在原来的圈子，甚至滑落到一个更局促的圈子里。

这不是你的错

有研究发现，金钱只有在能够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时才能给人带来幸福。换句话说，仅仅有钱是不够的，人们还希望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受到阶级的上升，并且能够对身边的人和自己展现这种上升。

而这种上升一旦被中止，钱就变成了唯一需要较劲的东西。

43岁的汪祖华是浙江一家电商公司的市场部主管。去年双十一后的第三天，汪祖华所在的部门被全员约谈，给了每人一份离职申请表和工作交接清单，强制性劝退补偿一个月工资。

汪祖华从惊讶转变为愤怒。惊讶的是裁员名单里有他，仅一个月的补偿金点燃了愤怒。他要求重新计算离职补偿，在公司工作了11年，以月平均工资2.5万计算，需要补偿30万。公司人事以“公司存在大量欠款，无力支付”为由拒绝了汪祖华的要求。

去年底开始，汪祖华瞒着家人，每天准时“上下班”，把精力全花在和公司打仲裁官司。他收集了详细的考勤记录、工作日志、报销凭证、KPI考核、薪资发放流水、聊天记录等各类图文、视频证据，“用了个50G的U盘，几乎装满了。”

折腾了几个月，劳动仲裁最新出具的法律文书寄到了汪祖华手里，他赢了。但公司认为薪资核算不能按2.5万计算，而应该按6000元重新计算，并且举证汪祖华和市场部是因为业绩连续不达标而被辞退。双方僵持不下，到法院继续起诉。

“我就是要死磕到底，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过去的十年。”汪祖华的孩子今年上初中，家人老老少少都需要用钱。

和汪祖华不同，小他八岁的邵禹铭作为同样被“优化”下来的人员，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

邵禹铭五年前结婚时全款买了一辆特斯拉，贷款买了一套上海宝山区的房。在汽车行业里摸爬滚打12年，一路晋升成部门小领导。今年1月，邵禹铭所在的汽车销售公司进行人员优化，邵禹铭成了第一批“被优化”下来的员工。

公司发布裁员名单的第二天，邵禹铭被当面通知在8小时内整理个人物品，办理手续离开。“一整天都是懵的，太突然了。”

离职一周后，邵禹铭申请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用那辆特斯拉和自家的充电桩跑活，第一天收入了556块8毛。慢慢的，邵禹铭找到一些门道，比如：在上海，只要上路10小时，基本可以保底500块；出勤率和信誉分很重要，偶尔会有意外惊喜；下班高峰期在远离公交站和地铁站的商务大厦附近，接单几率比较大；申请专车后，每天再多跑一两个小时能够到800元流水。

目前，邵禹铭夫妻俩欠了200万房贷，精打细算过日子，按计划逐月还贷，压力勉强能承住。妻子上个月起开始备孕，眼看两个人的人生新阶段即将开启。邵禹铭说，“35岁后，一些事情想开了，这辈子不指望大富大贵，只希望能凭力气吃饭，全家人平平安安。”

图源：《白日梦想家》

到底什么才是我们想过的人生？关键的是需要认识到，感到捉襟见肘、焦虑恐慌并不全是你个人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中，生活得不堪重负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或者道德问题，也从来不是心灵鸡汤和成功学能解决的。

詹姆斯·霍利斯在《中年之路》这本书中提到，“我们和其他人一道处在灵魂的浪涛汹涌之中，但是需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游泳。真相仅仅是我们必须知晓的，也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生命与这个真相结盟，无论这个世界磨损我们多么厉害，我们仍将感到疗愈、希望和重生。”

接受自己的过去，和家人朋友坦率的讨论此时此刻的处境和感受，学会从中吸取教训，以更好地面对未来。

比当下的境遇最深刻的痛苦是生活的无目标感，失去方向。事实上，它们很可能对应着更大、更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困扰着整个社会。

人生，寒往暑来而已。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