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7年，蒙特威尔迪创作的歌剧《奥菲欧》在曼托瓦首演，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让音乐不再局限于宫廷和贵族之间，而成为更广泛观众的享受，开启了新的时代。

1936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里，年轻的吉他手罗伯特·约翰逊给他的《十字路口》按下了录制键，从此，乡村音乐在南部传唱，唱出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和对希望的追求。

1962年，鲍勃·迪伦在纽约一家旅馆内写下了《答案随风飘逝》，呼吁人们通过思考和行动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言。

和中世纪游走于宫廷贵族间的吟游诗人不同，音乐和艺术越来越接近于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反映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成为社区和家庭传统的一部分。

许多，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人，谷仓乐队主唱兼吉他手。

照理说，摇滚明星和新农人扯不上半点关系，但世事就是这么拧巴，许多和他的“村歌计划”用了五年时间，给一座座乡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因为各种原因回到或去到了乡村。

事实上，乡村不仅仅意味着轰隆隆的农机和一望无垠的田野，它需要许多这样的创造者。

1

“走出这座城，去寻那故乡。穿过了娄山关，穿过少年郎，我是一个总在行走的人。”2021年，谷仓乐队和张楚发布了这首《吾乡》。

这是许多和他的谷仓乐队搬来北京郊区平谷的第八年。他们建起同心音乐公社，在农园种满桃树，算是安下了家。“最大的感受就是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草会变绿，桃花会红。果实后面就是万物凋敝，冬藏能量。变化就是生命。”

这不是谷仓乐队的第一个家。2002年，乐队在皮村的一间群租房里组建。二十年前，他们就声名远播，走过音乐传教的万里长征。那里曾拥有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最初成立时，乐队成员不过一些二十多岁的小子，到今天，他们已然过了不惑的年纪。

2017年，这群中年人从平谷出发，举办为期45天、遍布十多个省市的大地民谣音乐节，走进田间地头、古村老巷，为农民义务演唱。更早些时候，许多和乐队开始奔走在各地的乡村、山寨，与当地乡民共同创作自己家乡的歌。

他们还举办夏令营，带领孩子们认识乡村。每年春天招募同行者。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排练、种菜、自给自足。

许多有个愿望，他希望推动100个村庄进行村歌创作，也希望把集体创作的方法传递给更多人，用音乐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为田野注入新的力量。

2

“音乐不是城市青年的专享，留守老人、儿童，返乡人、残障人士，人人都有精神需求。他们不能往音乐节跑，我们就去靠近他们。”

谷仓乐队有首歌，里面唱到：当光芒离我们而去，去大地上寻找新的道路。白云苍狗，许多和同伴们向往着新的意义感。

2018年，许多和谷仓乐队正式发起“村歌计划”，找到当地村民，和他们协作，结合民间音乐元素和在地风物，谱创新村歌。凭着政府购买服务和众筹，这给一百，他给五十，凑出路费和资金，硬是帮助50个村子完成了村歌创作。人们唱自己的歌、讲自己的故事，文化也就传承了下去。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四川广安邻水县鱼鳞滩村。那天，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鱼鳞滩村小学，原计划容纳300多人的场地，来了上千人，三层的教学楼挤到水泄不通。

那些从土里长出来的曲调，像诗经，像号子，从来没从这片土地上离开。

好的村歌，能够穿透时间。

许多说，他没想过自己要去追赶中国的鲍勃·迪伦，他只是在做心之所向的微末行动，他们做的事情也完全无法和文艺复兴有一丝相提并论。然而，那些具体的人的内心渴望，那些被束缚已久的不安灵魂，确实像火柴一样，被以一种音乐的形式，一个个点燃。

这种集体性创作引发了个人的记忆。只有从某种宏大叙事中脱离，去尊重和关注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才能激发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一面。

事实上，许多他们带来的改变还不止这些。

3

1970 年，心理学家盖洛普做过一个著名的“镜子测试”，让各种动物照镜子，看它们能不能认出自己。动物的高级与低级就在于他们是否知道“自我”的存在，有没有正确认知“自我”的意识。

人能从镜子中认出自己。

“表达是一种彼时彼地、此时此地的发声。”在各地演出时，许多见证了底层民众面临的共同困境：身份歧视、竞争压迫、自我价值缺失。

许多说：“村民们共创的第一首歌往往会出于对家乡的赞美，讴歌当地的风物。越到后面，越会有越来越多的‘我’，想要讲述‘我’的故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

生活本来就是热爱我的热爱，好奇我的好奇。

彭大嫂和汪大哥，重庆武隆兴顺村人。在参与工作坊“个体生命故事”分享时，彭大嫂讲述了40年来自己经历的故事：

彭嫂的丈夫曾是村上的煤矿工人。煤矿关闭后，夫妻去南方打工。11年前，丈夫发病，被诊断为尿毒症，医院下了死亡通知。彭大嫂决心无论死活，都要带丈夫回家。历经磨难回到家后，丈夫奇迹般活了下来，却也需要经常做透析。“现在重活我都做，他只管喂喂猪，安心就好。”

汪大哥讲他小时候每回去县城都要搭煤车。那时候路是土路，又窄，道边没护栏。司机有一个失误，就会掉下悬崖。少年时的汪大哥目睹过几起当年的事故，眼看熟悉的生命如草芥般凋零，感慨万千。

村民们把这些话讲出来，录进歌词里。歌里唱：“牵着妈妈的手，想起小时候，矿道黑黑汗水流，往事难回首。”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静谧的传统农业社会。乡土史往往由传统文人代笔，那些能够描述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的记录者和表达者并不是村民自己，而是有一定创作能力的叙述者。村歌创作营造出一个崭新的公众空间，这个空间让个体的人在叙事中实现了某种自我表达，找到了自身的独特性，也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有希望的感觉。

个体在创造中体验到的成就感和快乐赋予了生活更深层次的意义。

4

“我们边塑造，也边被塑造”，许多说。

两百多年前，德国卡森州的格林兄弟出版了一本故事集。在两兄弟收录的民间故事里，被权力和贫困禁锢的世界光怪陆离：只有白天的世界是现实的，一到夜晚，幽灵和巫师四处游荡；只有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是安全的，一旦离开，到处是怪物和邪恶城堡。事实上，不仅是童话里，中世纪的欧洲人就是这么看世界的。

有时候，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是实现美好世界的途径。它需要被重新审视，挑战一些传统观念。

2021年的冬天，许多和村歌小分队来到鄂尔多斯的旧庙湾村，打算在那里进行一场工作坊。旧庙湾村最奇特是村里有一口泉眼，即便天寒地冻，也涌淌着温热泉水。

村里有文艺队。文艺队里有支民乐队，乐手都是大老爷们。

在一些乡村，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存在。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族人手里，女人很少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参加工作坊的几名村上妇女会怯怯地讲自己读书少，有的干脆没上过学。一提到要她们创作歌曲，直往后面躲。

几经鼓励，有大胆的女性会拿出自己写下的歌词邀人讨论。在争论不下时，不是听某一人的，而是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慢慢的，女人们的发言多了起来，一些人主动唱了出来。很多时候，许多会被这种来自于生活的创造力猛然撞击，“她们的创造力令人惊叹。”

“一眼井圪梁寨子滩，小科泊海子银光闪”“物厚大美旧庙湾，是我心中的摇篮”。歌词有了，村民中立刻有人用当地的爬山调、蒙汉调套唱，许多和乐手们则会根据之前采风收集到的素材，哼唱一段，作为旋律参考。

到了试唱环节，有人指挥现场：“男人坐前面，女人站后面”。这时会有反对声：“男女间隔坐，男女平等。”人们感受到了共同创造的力量，这股力量演进为小村庄的一场变革实验。

“村歌计划”并没有止步于此。这个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它为普通人创造机会，让每个人作为个体至少在某一刻，具有了同等价值。

一支村歌的创作过程，既是一次文化疗愈，也是一场男性与女性的对话与协力。

5

张楚这样评价谷仓乐队，说他们从《嘿！人间》开始，由过去那种嬉笑怒骂的文风走向了一种辽阔、关怀的世界。

670年前，薄伽丘写下《十日谈》。它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真实与丑陋，写挣扎在污泥中的人。真理回归世俗，权贵跌落神坛。

当人们的自由被束缚，脊梁被打断，眼睛被遮住，最黑暗的中世纪就降临到欧洲大陆。艺术是黑暗时刻的一束光，它照耀每一个人。

创作一支村歌，往往采用以村民为主体的集体创作方式，把人们的集体情感和记忆融进歌曲。

创作分三个步骤：驻村走访、开设集体创作工作坊、专业录音。在这个过程里，许多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基层公务员，有返乡青年，有乡村企业家，有世居的乡民。许多和同伴们像赤脚医生一样，背起乐器，行走在田间地头，去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

墘头村是隐藏在闽东大山深处的古村落，有七百多年历史。

墘头的山上长满毛竹，当地人用毛竹做竹编，手工造纸。“管洋的鞭炮，墘头的纸”。

曾经的墘头村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直到1997年才通水电。当年爱闯荡的人们寻到了发家致富的契机，卖香菇、种芒果、做海鲜生意，再回到乡村，反哺它。

村民们分成三组，分别创作再集中。素材就在日常生活中，“什么季节挖笋？”“在哪里采茶？”“要带哪些农具？”第一组很快达成一致：“竹叶片片风轻语，溪水哗哗白鹭飞”。第二组跟上“上山采花好烂漫，总把沙子当细盐”。第三组认为“双溪口内凤山上，五岭繁花遍地香”才够好。

相较词曲，给村歌起名人人都能形成意见，各有偏好。《凤墘头》、《墘头歌》、《月洒墘头》、《梦墘头》，一下子出来十几个名字。意见不统一怎么办？用最简单的方式：投票，而且是一人一票。

《梦墘头》获得了最高的29票。歌词也在反复的集体商讨中确定了下来：

凤山下，溪水长，

风吹竹叶片片响，

九公肇基墘头村，

风霜雨火历沧桑。

云雾起，白鹭飞，

五岭繁花遍地香，

开枝散叶七百年，

山茶含笑沐斜阳。

多少次，回头望。

这就是，我家乡。

精神上独立，文化上自信，形式上民主。每一次共创都是一次练习。

6

村歌创作带来变化的还有语言上的回归。

奥威尔在《1984》里设定了一种“新话”。他想告诉人们的是，语言是会影响思维的，语言的消解就是思维的消解。当有一天，好的反义词不是坏，而是更好；同意的反义词不是反对，而是更同意，人便失去了“坏”和“反对”的概念。

当“慢就业”、“缓慢型人才”、“存量夫妻”等被格式化了的新词日益乖谬，当人们头脑中的词汇库越来越重合，当语言包装了所有的不好，人们就会对危险麻木不仁。

语言即真相，语言即知识，语言即审美。

在云南楚雄永仁县外普拉村，许多他们邀请了当地彝族乐师、非遗传人切磋。彝琴、笛子、葫芦笙这些民族素材被融化进新的创作。村歌的创作主体是民众，衡量标准就是看当地人是否愿意传唱。

一首歌诞生的过程，是内生动力被激发的过程，只有当地人最懂得它的含义：

三山夹两河，仙鹤叼鱼虾。

芒果木棉花，红尾黑山羊。

火波诺玛左脚舞，歌儿唱起来。

阿米左，哥几啦，嗞吧哆，哥几啦。

阿米左是彝语中的吃饭。哥几啦是快来。嗞吧哆是喝酒。火波诺玛是月亮女儿。

在永仁，《风情外普拉》人人会哼唱。

 
广西桂林龙胜马海村的第一首村歌《马海之歌》里唱着：山路弯弯鸟儿鸣，溯溪而上闻歌声，纳山瀑布到家咯，壮乡水酒醉亲人。

一个人、一个族群怎样表达，就会怎样思考，怎样行动。当语言重新鲜活起来，人也就跟着鲜活起来。当审美被建立，人们心中的善就建立了起来，同理心就建立了起来。

7

饭养身、歌养心。

许多说：“一个人，在生活中可能被挤压得佝偻着背，一旦唱起歌，他就能站起来。”

虫鸣鸟叫、高山流水、江河之声、山谷回响、风雨林涛，皆成自然。比如，《返乡青年》里能清晰听见侗寨里的蝉鸣。

“先解构，再建构。”许多把他的音乐生涯概括成对于自我的追索。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打工潮，还是当下的返乡潮，许多这群人像搭建一栋房子，把散落在地的意象、符号重新拾起，安放悬浮的灵魂。

400多年前，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就告诉人们，家乡外的世界和黑夜里的世界是一样的平凡世界，意念中的恶魔被驱逐出生活，怪物不过是风车，向风车冲锋的也绝非高高在上的救世英雄，只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可爱老头。

尊重个体生命记忆，唤醒村庄内在力量。村歌的创作过程从来是乡村文化复苏的过程。

11月的清晨，平谷有些湿寒。许多戴了顶帽子，压住一头不羁的卷发。我问：你现在怎么定义自己？

“我希望我是一名行走在城市与乡村的诗者与歌者。”

我问：从摇滚歌手到诗者，是更简单还是更复杂了？

许多点了根烟，停顿了六七秒：“我想，我需要更多的智慧。“

听见很多故事的许多，看见很多伤痛的许多，感受到时代之下挣扎、选择、裂痕、坚守的许多，想要变得更丰富，他还要让身处其中的世界变得丰富。只有创造，才能带来复兴。

最伟大的复兴永远来自于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自然演化，而非某种自上而下的设计。

许多在《吾乡》中写道：我们来这人间一趟，一分春色，两分荒凉，笑着在生活里流浪，想用力握住命运的枪。原谅吧，所有不再见的再见，此心安处是吾乡。

米歇尔·福柯在《无名者的生活》中揭示了一种与英雄史诗相对的，书写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历史故事的可能性：“无数苦难，重重艰辛，凝聚在只言片语中。短促的生活，出于偶然才留下。他们也是榜样，却与那些光芒熠熠的圣贤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