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左三）在创意写作课上与学生们一起写作

保送上北大附中后，雀跃不多时，石钰鑫和他的爸妈收到了一份长达几十页的学校章程，看得他们既兴奋又晕乎。

章程里是学院、书院、走班、选课、学分、学段之类的字眼，整个体系陌生又复杂，读完还必须向学校提3个问题——他们通过问题来判断是否读过。他知道有人反反复复提交了十几遍才通过——学校会把不合格的问题退回，要求重新提交。

对北大附中的新生和家长来说，章程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不懂规则，游戏就没法玩。

与传统高中相比，北大附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一套游戏规则：

没有班级、班主任、学生会，各具风格的7个书院取而代之，靠学生自治；4个学院分别开设导向不同的课程，学生按兴趣自主选课、安排自习，每年4个学段，有规定修满的学时，语文、英语撤去高中必修教材，老师开设专题选修课，学生甚至可以自己申请开课……

随着新鲜字眼而来的，是大把的选择和决定。比如，面对书院，石钰鑫有七个选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明德、至善、新民，每个书院有不同的传统和风格，他要选择一个最适合的申请加入。《哈利·波特》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几乎出现在了现实里。只不过，它倾心的“魔法”是培养完整的人——“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事实上，这个看起来很美好的教育乌托邦，已在褒赞和争议中拉扯了7年。

新生

7年前，吴博石被北大附中录取。那时候，北大附中的名头虽然响亮，但与其他高中别无二致。

无需过多适应和准备，吴博石顺利开学，被编入高一（8）班。他本该有个最平常不过的高中：作为高一（8）班的普通一员，一直到高二（8）、高三（8），然后高考，离开。

他的高一只是过得有点不太对劲：一些教室开始被清空、打通，靠走廊的墙面砸掉，换成透明的落地玻璃窗，留出好几间通透的公共休息区。等到高二，教室里的讲台开始一个个被拆掉，传统的课桌椅被移走，搬来了可自由拼接组合的多边书桌，校服也不用穿了，爱穿什么穿什么。

学校的公开媒体上出现了这样的校长访谈：

“谈恋爱会不会影响学习？”学生记者问。

“你觉得吃饭会不会影响睡觉？”校长这么说，学生这么写，然后公开发在了校媒上。

高二开学前，他被告知，自己已不再隶属于某个班级了，而被分到了以文科为主的“四单元”。他突然变成了“单元”的学长之一——同样分配到四单元的高一新生，成了他要去带领协助的学弟妹。班上同学都各自有了新的“单元”归宿，按理科、文科、竞赛、出国等方向被分散在6个单元里，有老师作为“单元长”指导。这下他们才明白，那些有着落地玻璃窗的大屋子，就是每个单元的活动室。空房间存在着一切可能。

正心书院的墙壁上是毕业生书写的《赤壁赋》

自然有学生不适应，但对吴博石这样的孩子来说，他的舞台完全变了——从一个班级，变到整个学校。他开始频繁地在学校各种活动上抛头露面，“整个学校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人”。他同时也是单元自治会的活跃分子，设计活动室、粉刷墙壁、去宜家淘各式家具。为了装饰活动室，吴博石大概花了半个月：“正好我们都很喜欢当时的一篇课文《赤壁赋》，就让毕业生学长直接用毛笔在墙上写《赤壁赋》，突出我们的文科特色。”

单元性格就这样在一砖一瓦中渐渐有了雏形。那时候的“单元”，正是如今北大附中“书院”的前身。

班级被取消，但教师的专业授课教室被固定下来。全校同学都开始迁徙上课——他们迎来了传说中的“走班制”。但全班同学的课表都一模一样，于是每上完一节课，全班就得背着书包换教室。不光是吴博石，许多同学都觉得搞笑：走来走去的，上课内容、老师、同学都没变，意义何在？

当时被吐槽最多的还有极不稳定的课表系统。有好几次，直到新学段第一天开学，吴博石还不知道自己今天有哪些课、在哪个教室——因为系统崩溃了，因为课程信息还没录入好，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不止一次，他只好背上所有科目的教材，等7点半到校后，临时到单元活动室开电脑查课表。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而适应单元制和走班，只是铺垫课程改革的第一步。

推倒一面墙

吴博石成为北大附中新生的那一年，也是孙玉磊老师作为应届生入职北大附中的第一年。而对北大附中来说，2009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纸委任状：这一年，王铮校长从深圳中学调任到北大附中。

历史总是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留下痕迹。孙玉磊的三方协议上，每栏公章下的签名落款都是前任校长康健，直到最后一个章，签名变成了王铮。

磊老师在博雅学院教室

对王铮来说，说是调任，其实也是回归：他曾是北大附中的物理老师、北大附中深圳分校校长，更早之前，他也曾就读于北大附中。在深圳8年，王铮成功地给深中贴上了创新和自由的标签，至今仍被怀念，也仍被争议——那被称为深中的“王铮时代”。

回到北大附中，王铮做的第一件事是硬件改造——砸墙面、拆讲台，目的是通过空间的改造，改变学生被动听课的教学方式。

当时的北大附中老师，多是有资历、有经验的老教师，教了一辈子，不让人讲课，那这课还能怎么上？有老师怨声载道，“瞎搞。”反对声中，有特级教师离职，有校级负责人被更换，但校长很坚决：如果大方向是对的，那就做；如果出现问题，唯一的方法是解决问题。

或许这是改革者的姿态：想开一扇窗，就必须先提议推倒一面墙。

触碰课程改革这块硬骨头前，2010年，王铮把高三设为“预科部”，和高中部（高一、高二）分开管理。所有的改革，基本都只放在高中部进行。

高一、高二该不该和高考挂钩？这个问题在北大附中争议至今。纪录片《高考》里，北大附中和河北衡水中学被放在了同一集。与衡水中学把高考看作战斗截然不同，王铮更愿意把高考看作游戏。是游戏便有游戏规则，掌握了规则，就能在其中游刃有余。而训练掌握游戏规则的能力，高三一年足矣。

穿梭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楼层，你会真切感受到何谓空间的语言：教学楼一到四层是高中部，没有讲台，没有整齐划一的课桌椅，书院活动室里学生或坐或卧，四处弥漫着自由散漫的空气，每个人的课表日程各不相同，从早上8点到晚上离校前，一个人可能出没在教室、图书馆、书院活动室、社团空间、剧场、篮球场等任何地方，而每年的舞蹈节、戏剧节、篮球赛、足球赛都是盛事，校园里到处贴着创意海报。

一旦上到预科部所在的五、六层，氛围便骤然紧张，教室也变成了最传统常见的布局：课桌椅挤得整整齐齐，教室门边贴着高考目标，穿过走廊，一个个名校就在眼前依次扫过。

从0到1

当王铮在北大附中铺垫的一切硬件、软件改造，终于能够让他往一个崭新的空间里填充新物，对高中部课程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也终于等到时机：2012年，学院制开始实施。根据高考、竞赛、通识教育、出国几个教育方向，老师被分别归入了行知、元培、博雅和道尔顿学院，学院对应方向相同的单元，以供学生选课。

如果说行知、元培和道尔顿学院尚自有可沿袭的教学模式，那么对博雅学院来说，一切都是从0到1。彼时的博雅学院只有一个老师——孙玉磊。

博雅的目标和北大附中的校训一样，也是“完人”——打破学科界限，鼓励自主探究，培养批判性思维，个性化的人文关怀，翻转课堂——说起来容易。小班讨论课怎样设计话题？如何掌握节奏？如何让所有人有参与感？如何引导话题和讨论方向？摸石头过河，又不得不前进。

孙玉磊尝试过5人、10人、15人乃至20人、30人的讨论课，最后敲定不超过15人的课堂效果最优。文学出身的他还兼具技术宅属性与代码作斗争，寻找最适合分享合作的线上学习平台，从自创网站到Google+到微软Office365，再到如今被称为“北大附中人人网”的Yammer……他相信科技，也相信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会带来全新的教育。

慢慢地，新鲜血液被招进来，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各自开设专题课程：诸子百家、张爱玲、性别与媒体、创意写作、批判性思维、福柯导读、时间简史、《菊与刀》研读……

石钰鑫正是每天泡在博雅教室的学生。他几乎选过所有博雅老师开设的课程，与老师们称兄道弟，交流困惑互相安慰，完全是平辈好友的口吻。他对每位老师都有不同的评价和认知：J老师不喜欢掌控课堂，基本是学生的发言引导讨论思路，“放”得开，有时略有些“收”不住；F老师的课堂节奏比较紧凑，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都掌握得恰好，会根据每个人的想法发言去延伸话题；上L老师的课是最舒服的，能感受到她的爱和温柔，也被启发引导了很多灵感……

不过他选得最多的，还是孙玉磊的课：

“磊哥的课改变了我的价值观。他会挑战我们的观点，用一个个问题逼我们理清自己的思路。上韩非子，他让我们读繁体竖版的古籍，引导我们剖析韩非子论证观点的逻辑，真是太厉害了，那些看似荒谬的观点，在韩非子的逻辑体系下，论证居然非常严密。你会开始去反思一些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观点。”

“改变价值观，这可是很高的评价。”

他郑重地点头，“没错。”

多元的代价

实际上，选博雅学院课程的学生，并不太多。

在高考制度下，博雅课堂和它的目标，都几近奢侈，大家也默认选博雅课的学生大多是出国党。“博雅的课很水”、“学不到东西”、“对高考没用”，这样的声音博雅老师们心知肚明。

说实话，这让他们感到丧气。2014年夏，学院与书院分离，开放课程通选，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哪个书院的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各学院课程。有不少出国党在博雅课程之外，同样会选择很多行知、元培的课程，尤其是数理化，理由几乎一样：“这样基础会比较扎实。”相较之下，博雅课程反而更像是一种补充。

午休时间，学生们在至善书院活动室下棋

当然，也有高考方向的孩子因为朋友的推荐或兴趣，会尝试博雅课程，但为数不多——这需要付出机会成本。

伴随着通选的开放，“语文必修一”、“英语必修二”之类的字眼也从选课系统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鲁迅专题研读”、“《红楼梦》研读”、“英文版《简·爱》研读”……语文、英语的高中必修教材被王铮校长撤除了。他有意采用博雅模式，将它们全部改革成经典研读的专题性课程。

于是，语文组老师悉数被并入博雅学院，博雅的人数也一度达到了顶峰。博雅学院长孙玉磊显然被激励了，头脑一热，开始做方案、培训新人。

磨合期只持续了半年，校长决定“放虎归山”。这短短半年并不愉快，观念之争不断：博雅学院引导老师按博雅的教学模式上课，实行读书报告加讨论的翻转课堂，却不被全然接受。

只消看一眼不同学院的教室，你就知道他们相差甚远：

行知、元培教室尚偏传统，但博雅教室里出现了一切“不该”出现在教室里的东西，四处散乱着书、吉他、海报、玩偶、干花、咖啡机，墙上贴着海报、油画和诗。

在博雅上课，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方便即时查资料、在线上平台Yammer交流；而在行知的课堂，纸笔依旧是主流，根据个别老师的要求，没有特殊需要，电脑是被禁止带入教室的——那容易让学生分心。

这学校的异质共存几乎叫人咋舌，也因此不得不承担多元的碰撞。比如，博雅的课堂确实充满变数：老师的个人气质、知识储备与应变能力决定了课堂风格，学生的水平和主动情况也直接影响了课堂发言质量。如何引导学生的发言显得至关重要：引导好了，学生将被点燃热情，主动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甚或改变人的一生；引导不好，就容易让人觉得“水”。

但这种引导能够让学生突破其固有思考范畴、超越固有水准吗？有行知老师表示怀疑，说起一个故事：曾有一直选博雅课的出国党，原以为行知就是应试，有次为凑学分选了行知课后，却大为惊讶，开始反思自己上过的博雅课：

“就像一群科学家给农民放科幻电影，看完后问农民们有什么感想，他们说，看到了一只鸡。原来是电影里某一帧有一只鸡一闪而过。原来你就能看到一只鸡，学完之后，你还是只能看到一只鸡，这课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眼里，博雅的翻转课堂，是学生肚子里还没货，就想让对方倒出来。

比起博雅的“革新”，行知的课堂，更像是传统教育模式的充分“改良”：既以经典篇目为依托，也辅之以各课学案，以填空、问答题的方式引出高考基础知识点；课堂既有讲授，也有小组合作、戏剧表演、动手实验推导；课后作业既有最普通的题目、试卷、作文，也有实践类型的思维导图等创新形式。

去年夏天，北大附中的课程研发如火如荼时，刚入职博雅学院的李韧听了一些行知老师的优秀代表的讲座，十分佩服：行知学院里早有一直在探究本学科的本质思维并做出成果的人。

然而不可否认，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其实只有一个：高中教育的目标，应该以高考优先，还是以培养完整独立的人格为首？高考和全人教育，是否真的互不兼容？

躲不开的高考

无论乌托邦如何美好，北大附中终究建立在现实的地基上。教育改革最直接的代价，简单粗暴地反映在了高考排名上。

在一些人看来，北大附中高考排名下降，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这在数据上似乎很难说能找到确切的对应：2016年北京市高考成绩刚刚出炉，在官方通告中，整体而言，北大附中的一本率依旧接近100%；就近年的其他指标来看，以改革前的2007年为例，北大附中上600分的人数排在第五，处于重点中学批次的第二梯队，而近年具体排名大体在第六至第九的位置，虽略有下降，但梯队位置似乎并未大变。

明德书院活动室

“这些数字没有意义。”孙玉磊直言。这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说法不谋而合：“不要用考上清华北大论中学办学成功。”

不过，有老师感觉，近两年因为高考带来的各方压力，学校改革的步子在往回收了：比如，行知学院在课程中逐步融合高考知识点；又比如，去年夏天开始的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课程研发活动，到了年底便偃旗息鼓，而各学院院长的直接上级由课程委员会调整为高中部校长。

这不得不让人觉得是回归高考的某种信号。

最焦虑的还是高考孩子的家长。开家长会时，很多老师都会见识到这样的家长：或愤怒或焦急地找到孩子的任课老师，或质问或哀求，“孩子本来初中成绩很好，到了北大附中以后，每天都在打游戏，成绩也不行了，学校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

有老师是这样应对的：“说实话，您孩子的问题只是更早被暴露了。自我管理能力不够的话，就算没在高中荒废，也会在大学堕落的。当然，我们学校也有责任。”话中带着无奈。

这几年，北大附中的转学率不低。光冲着名气、不做背景调查而来的家长和孩子，往往要面临最大的冲击。下一个新学期，根据市教委的指令，北大附中还要接收来自北京远郊的150名生源。作为没有自主招生权的公立中学，北大附中能做的只是尽力向新生和家长传达学校章程。

北大附中的老师常要思考该如何把握自由和规则的界限。

有老师说：“最快的学会游泳的方法是什么？扔进水里。”

那么就一定有人问：“那如果是直接把不会游泳的人扔进了大海，而不是游泳池呢？”

不想直接授人以鱼，那谁来授人以渔？然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本应当从娃娃抓起，而不是粗暴地扔给某一个阶段的教育，无论是大学，还是高中。

在熊丙奇看来，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单一评价体系若无法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无法真正关注学生个体和兴趣发展的：“无论看上去学校改革多热闹，只要是按照高考分数来选拔、录取学生，中学就没有太多自主办学的空间，因为所有的招生权、投档权、计划审批权都掌握在政府部门，它抓住高考这个核心，对整个基础教育进行计划管理。所以，在高考制度不改革之下的课程改革，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是‘伪改革’。当然，也不可全部否定学校的努力，但说白了，它们不过是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之外，略微关注了一下学生生活、精神、人格的教育而已。”

90年代

二十多年前，北大附中远没有今天这么热闹。

北大附中的位置本就闹中取静，明明离马路不过百米的距离，但从教学楼窗口望出去，入目皆是一片葱郁和树影斑驳，偶有鸟叫蝉鸣。90年代，在同样的地方，博雅学院的李韧老师度过了她的中学时代。

李韧老师在博雅学院教室

那时候的北大附中同样自由。比起别的高中，他们可以更少地穿校服，体育课、各种活动也比其他学校多。大概因为60年代建校之初，最初的老师皆是北大学子，就此把自由的校风沿袭下来，成为了北大附中一贯的传统。

由于它基本只接收北大、中科院的教职工子女入学，李韧喜欢用“知识分子的孩子”来形容当时的学子：略带清高，没有过分的野心，对经商从政都不太有兴趣，对于“成功”、“人上人”这种概念淡漠。虽然没有如今的改革，但也不乏在知识精神领域去自由探索的人。

李韧并非怀念过去：那时候前后几届人，确实没有出现所谓出类拔萃的社会人物。只是在她眼里，如今的北大附中，显得有点浮躁：“校长也是从北大这种自由传统中走出来的人，他想要还给学生教育应有的本质。但那个本质是什么？可能因为校长是理科出身，比较强调培养学生的行动力。但比起行动力、领导力这些词，我可能觉得懂得爱、有能力追求幸福，更加重要。”

去年，在做过记者、编辑、非洲志愿者、全职妈妈之后重回北大附中，她开创意写作的博雅课，带学生到校园里触摸感受一棵树，做瑜伽，用剪下来的字词重新拼诗……她想唤醒孩子们对这个世界的敏锐感觉。

这也是她希望用创意写作传达的价值。

自由

由于种种原因，当年的校园风云人物吴博石高考失利，抱着“打死也不复读”的想法，最后去了“以前完全没听说过的”华东政法大学攻读法律。

失败了么？

法律专业正合他的心意。他已经不再满足于校内活动，从大一开始就走出校园，到各大律师事务所实习、联合各高校法律系为高中生做法培……相比起大部分刚开始在迷茫中探索自我的大学新生，他的目标和规划的确领先别人不少。今年秋天，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攻读法律硕士。

当年的愤青少年吴博石写过不少文章和段子，公开讽刺学校各种“扰民改革”。没人阻拦、警告，甚至恰恰相反——时至今日，他曾经的“奇葩语文老师”孙玉磊还能快速从电脑记录里翻出吴博石讽刺校长的一个段子，津津乐道为创意写作课上的优秀范本，讲了一届又一届。

而被他讽刺的王铮校长，则在他毕业后，“自掏腰包请我吃了顿饭。”

如今，回想过往，吴博石觉得当年的自己幼稚，却也明白了何为“自由开放”。

“在北大附中，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它永远在变。”在北大附中的几天里，不止一个人对我这么说。

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作者：邱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