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有四所高校入围一流大学了。”
“首批双一流大学拟定名单放出。”
细则未出,“双一流”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关注,类似上面的谣言遍布网络,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听起来是多么宏伟的蓝图。
在这个节点上,芥末堆带大家先回顾下整个政策的走向,看看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条羊肠小道上都留下了哪些脚印吧。
政策回顾
15年底,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协同国家五年计划的建设周期,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被称为“双一流”。
2016年2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制订“双一流”实施办法。
6月3日,教育部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此时距离推出首批“211”高校恰好是20年。
近日,网络流出一份“教育部首批‘双一流’大学建设拟定名单”,北大清华等8所大学被确定为首批一流大学。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教育部从未发布过双一流名单,公众勿轻信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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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的“双一流”到底是什么政策?
所谓“双一流”,是指在中国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从教育部的角度出发,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反映的是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型学术机构的规范和价值——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这种理念基于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对这种模式认可后,其在19世纪末成为主导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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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称,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进展的同时,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这就是“双一流”大学提出的背景。
方案显示,国家将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总体规划,分级支持,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与国家五年建设规划同步实施。值得注意的是,方案中对大家熟悉的“985工程”“211工程”等概念只字未提,民间和业界对此争议颇多。
响应政策,谁都没掉队
政策稳步推进的同时,各地院校也在紧张地筹划能够够到“双一流”门票的建设方案,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相继传出加大省级财政投入,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消息,其中,广东省准备投入60个亿重点建设6所国内一流大学;只拥有一所“211”高校的内蒙古, 在建设4~6所国内一流高校的目标中,就专门提到重点支持内蒙古大学率先进入“国内一流”,争取早日进入“世界一流”的目标。
上海提出“高峰高原”计划,计划称,上海未来三年的第一阶段内市级财政将投入36亿,到2020年的第二阶段则继续加大投入,使上海高等学校学科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平,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使180个左右一级学科点跻身国内学科排名前20%,且这些一级学科点中至少有1至2个二级学科或方向达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平。
广东省在2015年末提出,要力争用5-10年时间,建成若干所具有较高水平和影响力的大学,培育一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特色重点学科。2015年-2017年,广东省将专门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高水平大学建设。同时,进入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的高校,生均拨款将提高到每年12000元。广东省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投入大量的资金,这是前所未有的。
不仅非重点大学紧锣密鼓地发展建设,二本院校也很积极的在布局。2015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一所坐落在珠江口西岸的二本院校,获得了省市两级共计60亿元大手笔资金支持,用于打造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但值得注意的是,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早在2000年就提出规划新校区,在2013年奠基后又因资金缺位等问题建设搁置不前。
翻开历史,看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世今生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听起来有些耳熟,那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1998年5月4日,北大的百年校庆大会上,正是那时,江泽民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2001年4月29日,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再次提出:“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在全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就这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上了高校发展的日程,并成为全国若干高校广大师生努力奋斗的目标之一。
很快,前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就宣布了复旦“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规划。这个规划的第一步,是到2005年建校100周年,完成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转型;第二步,是到2010年,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形成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的强劲势头;第三步,是再经过10到20年的快速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制定时间线,复旦不是第一个。早在1998年,在当年的北大百年校庆上,北京大学便提出,要用17年的时间,在2015年左右将北大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在2001年,在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上,学校强调,要在建校100周年之际,即2011年,将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中国首所世界一流大学。
各学校的建设热情让人振奋,但结果怎么样呢?以清华为例,在提出目标不到两年后,2003年,在“一流大学建设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初步制订了“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规划,即:从1994年到2002年,过去的9年为第一阶段,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的目标已顺利实现;从2003年到2011年为第二个9年,任务是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从2012年到2020年为第三个9年,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会上很多学者达成共识,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并无严格的定义,也不存在一个在国际上被普遍承认的量化标准,更不可能通过所谓世界范围的“大学排名”简单地判断一所学校是否是一流大学。
“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而排行榜实行世界统一或国家统一的指标体系,不但可能造成办学模式失去特色、千校一面,而且有可能导致一些大学片面追求指标、降低办学质量。”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的潘懋元教授表示。
时光流转到现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陆一也有类似的观点,“高等教育强国的理想提出后,政策将不可避免地要落实为可操作的评价指标。已经有许多学者、有识之士撰文畅谈何为一流大学,如何设置标准。然而在大学教育的质量问题上,所有精确量化指标都是偏颇的。教学水平无法量化,教师对学生是否用心无法量化,学生在大学能否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无法量化,学生能从大学获得的人生启迪无法量化,大学的精神文化熏陶无法量化……学生在大学的整个求学经历几乎都无法量化。”
慢几步,再慢几步
“本质上讲,所谓‘一流’是个模糊的概念,矛盾就在于,国家政策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模糊性?”陆一的质疑不无道理,换句话说,政策落实到可操作的评价指标,经过数轮的重点建设和支持,“211”高校及其优势学科入选概率自然更大,非“211”高校要想争取“双一流”,会不会在短时间内走办学规模路线和形象路线呢?
教育改革之际,希望自己的学校进入“双一流”的名单,提高自己学校的知名度,这本无可厚非,也显示了我们建设一流学校的办学热情和理想嘛。但是,我们回看历史,有些相似的东西却不会说谎。在教育产业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改革不是喊口号,也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制定一套标准,然后让高校去爬,告诉他们爬到顶就是所谓的一流了,也不是让那些原本就实力一般的院校,借着政策东风,疯狂扩张,却违背了政策设计的初衷,“双一流”这件事,应该还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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