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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教育需要更多的 “教育创业者” 

现在关心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我称之为 “教育爱好者” 。他们研读各类教育学名著，可以在谈吐中熟练地引经据典，对各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概念十分着迷，却很少将自己对教育的热情转化为真实的行动，而是消耗在了不懈的口头论战和笔头抒情之中。另一类我称之为 “教育工作者” 。他们比爱好者们多了行动，他们热衷于探讨和实践某一个教学主题应该如何展开、某一堂课应该如何设计、某一本教材应该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某一款教具应该如何改善学习体验提高学习效果 ……

我所在的各种教育微信群里，可以看到众多的教育爱好者和教育工作者们分享资料资讯、传播理念思想、探讨教学实践，内容大到 “教育为了什么” 的哲学问题，小到 “某本绘本应该如何进行亲子共读” 的操作问题。这样欣欣向荣的景象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变革的希望和源泉，也提醒我们思考：除此之外，教育变革还需要什么？

改变教育还需要第三类人：教育创业者。我所定义的教育创业者，他们的使命超越了一本书、一堂课、一个主题、一件工具，他们的工作是为了跨越教育的三个鸿沟。

第一个鸿沟是人们对于教育的期待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会怀疑教育的重要性，人们期待教育可以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帮助自己更好地应对未来，帮助自己成长为自己想要的样子，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教育让我们失望了。当下的教育，不是在为我们服务，而是要求我们去适应它；不断灌输给我们过去的知识，却很少教会我们如何创造未来；教育与生活脱节，在学校的时光是在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却忘记了教育其实就是生活本身。

第二个鸿沟是日渐增大的教育不公平。

更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往往首先在教育资源更多、教学条件更好的地方实施，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工具也首先在那些地方得到应用，更多的教学资源和更优质的生源、师源也随之流向那里，于是产生了 “好的越好，多的越多” 的马太效应。长此以往，《人类简史》一书的作者赫拉利描绘的带有强烈 “恶托邦” 色彩的未来场景完全有可能出现。在那个场景中，“ 新的不平等可能将社会分裂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一边是新的 ‘经过升级的精英’ ，一边是新的 ‘百无一用的普罗大众’ 。在这种不平等中，教育将成为最大的帮凶”。

第三个鸿沟来自于新旧教育体系之间的竞争。

教育变革的最大阻力正是来自于现有的教育体系。与颠覆自身相比，它更有动力将一切时代赋予的机会和工具用于修补和维持自身的持续运作。许多体制外教育机构 —— 各种补习班、特长班，所做的也不是去创造我们所期待的教育，而是去迎合现存的应试教育体制。科技的发展原本是变革的重大机遇，却被用在了抄作业、找家教、改考题、记考勤 …  之类更容易带来经济收益的事情上，反而强化了现存的教育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期待教育变革的我们显然不能寄希望于旧有体制的一夕崩塌，而是必须把新的教育理念 “做” 出来，并且为更多的人带去更多更好的结果，才能够在这场竞争中实现“此消彼长”。

教育创业者们关心的不只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和其他领域的社会创业者们一样，教育创业者们首先要做的是界定和分析自己所要解决的教育问题。在新近出版的 “WISE丛书” 中有一本《可复制的教育创新：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作者考察了80个世界教育创新峰会的教育创新大奖候选项目，发现这些项目分别从 “ what（学什么）、how（怎么学）、who（谁来学）、why（为什么而学）” 等不同角度来解决某一类人群的教育问题。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变化是很多关心教育的人最容易想到的教育变革的内容。对于教育创业者而言，他们在尝试对 what 和 how 进行改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内容和方法有多新颖，更不会去生搬硬套某个时髦的概念和技巧，而是考虑哪些内容和方法最能呼应特定人群的真实需求，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事实上，这不正是 “学习者为中心” 这一新型教学理念的具体体现吗？对于生活在巴拉圭偏远贫穷的农村的孩子，学会种蔬菜养牲畜并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是他们最需要的实用技能和最好的商业教育；而对于撒哈拉以南地区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正规培训的教师，为他们提供标准化的课件和教学资料会极大地便利他们的工作，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出勤率。

如何解决学习的动力问题以及如何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教育，是很多教育爱好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不太会触及的议题，而它们正是教育创业者们可以贡献独特价值的地方。透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教育创业者们往往会找到解决某个复杂教育问题的关键发力点，以小博大，撬动起整个社区甚至系统的变化。加拿大多伦多的摄政公园社区长期凋敝，种族问题突出，犯罪率居高不下。 “教育之路” 项目决心用教育拯救这个社区。他们并未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而是创设了一个让孩子们在恶劣的环境下仍然能爱上学习持续学习的激励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免费的上下学班车（家长放心，也减少家庭开支和父母的时间），志愿者辅导员（给予孩子们及时的激励和指导），以及一笔教育资助，孩子只有读大学时才可以领取。

教育创业者们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经济阶层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所以在设计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时面临的挑战会更多，更需要他们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分析，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经济条件是限制很多人接受教育的重要原因，所以教育创业者们必须以更低的成本交付同等质量甚至更高质量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技能条件是另一个原因，比如计算机技能的不足限制了学习者使用新的教学材料和工具，学习障碍者无法有效融入主流的教育体制等，所以教育创业者必须将学习的过程重新设计，便于低技能的学习者无障碍的完成。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很多人无法接触到优质的教学资源，所以教育创业者们必须擅用科技的力量（比如 MOOC ），擅于动员社会资本（比如 “为美国/中国/…而教” 动员的大量优秀大学毕业生 ）来弥补这一鸿沟。弱势群体的日常时间往往更加破碎，更加不规律，所以教育创业者必须将学习的过程重新设计，便于学习者能够更加自主地完成，更及时地获得反馈。

在这里我想引用乔布斯的一句话来说明教育创业家在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特质：“ 当你最初看到一个问题，觉得它似乎很简单，这时候你其实并不明白问题的复杂性。你想到的解决方案也过于简单。随后，你对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便会看出它非常复杂。于是，你会拿出各种绕来绕去的解决方案……大多数人都会止步于此。真正伟大的人会继续向前，直至找到问题背后的关键原则，最终拿出一个漂亮、优雅又实用的解决方案。”

教育创业者不止于想出一个 “点子” ，而是要开创一种 “模式” 

很多教育爱好者和教育工作者很排斥 “模式” 这个词。在他们看来，教育是一种艺术，是一个很慢的过程，是高度个性化的东西，是很难被 “ 模式化 ” 的。这是对 “模式” 的误解。模式不是机械和僵化的指南，一刀切地规定了所有的动作。模式是一种能够让产品和解决方案稳定而持续地创造价值的方式，以及一个所需的生态系统，甚至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在更优化的均衡上满足社会需求。

一个点子也许可以让一堂课更精彩，一个知识点更透彻，一个学校更让孩子们喜爱，而一个模式才可以让这个点子覆盖到更多的人，并促发更多的点子产生。安德鲁·卡内基为后人称颂，不是因为他建了多少个图书馆，而是他构建了一套如今为千百万美国公民提供服务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单独一个图书馆，固然能够使得该馆所服务的社区受益，但是卡内基所开创的整个公共图书馆系统却建立了一个能够保证所有的公民，无论身处何方，大城还是小镇，都可以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新的社会均衡。

教育领域里很多人喜欢 “小而美” ，对于个体的教育工作者而言，这毫无问题。但是从解决教育问题的角度，则远远不够。BRAC（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益机构，旗下有 3 万 8000 所学校，受益人群数以百万计。它的创始人 Fazle Hasan Abed 教授说过一句话，我深以为然：“小即是美，而大是必需的。”

教育创业者们在开创模式之前，会先做测试，先做试点，来验证自己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有效。在验证有效之后，他们会仔细分析自己的解决方案，看看其中关键的成功因素是什么，有哪些环节是可以简化的，哪些环节是可以标准化的，哪些环节是可以用更低的技术和技能就可以实现和掌握的，如何实现各个环节持续稳定地供给等。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教育创业者才可能将自己的解决方案做更广泛的应用。

某种教学设计也许很好，但是过分倚重名师，只有具备丰富经验才能实施；某个教育产品效果很好，但是对现场协作的要求很高，又缺少协作者快速成长的机制；某项教学服务需要特定的场地或硬件支持，而这些资源的来源却并不稳定；某项教育创新中的关键资源全靠外部输入，缺乏可持续性；某个教具功能齐全，但当地缺少具备应用技能的老师，也没有维护和维修的人员 …… 这些问题都是教育创业者在从 “点子” 发展为 “模式” 时经常需要考虑的问题。

2014 年的 WISE 教育创新大奖得主之一是来自约旦的 “我们爱阅读” 项目。这个项目如果仅从 “点子” 的角度，看上去并无多少新意，不过就是组织妈妈们陪着孩子们一起阅读。然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开创了一种 “模式” 。这个模式包括：

• 一套指导妈妈们在自己社区组建阅读小组的详细指南和关于如何讲故事的系列培训；

• 一个便利妈妈组建社区阅读小组的工具箱，里面含有每周一套让孩子们带回家读的30本不同的书；

• 一个工具箱能让一个小组自主开展6个月的活动；

• 一个资助者网络，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 一个由妈妈们组成的社群，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并发展新的妈妈加入；
  

• 一个清真寺支持网络，清真寺提供了独特的小组活动空间，安全安静，还有洗手间，获得它们的支持对项目至关重要。

“我们爱阅读” 至今也只有一位全职的工作人员，却已经协助创建了 100 多个阅读小组，服务了超过 4000 名孩子，而它所开创的模式也正在被中东其他地区借鉴。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优秀的教育创业者都势必会 “服务” 和 “倡导” 兼顾。他们所开创的模式不仅会稳定而持续地提供服务，而且必然会将所做事情的意义化作一种集体的使命，塑造出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动员起更广泛的力量和资源，最终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类似 “我们爱阅读” 项目所形成的社会运动，其目的是带来更为长期的文化变革。这项运动的目的在于引起社会对于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视，同时为当地的女性赋权，让她们参与改变，并在改变中发展、证明和展现自己的能力。

类似的案例我们也可以在中国看到。歌路营长期关注农村留守寄宿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开发了一款名为 “ 新一千零一夜 ” 睡前故事的产品，简单易用效果好。为了证明其效果，歌路营主动请第三方做专业的随机对照评估。同时，歌路营将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调查结果制作成报告向社会公开发布，其数据被国内外权威媒体引用。与此同时，歌路营还利用运动筹款等方式向公众介绍农村留守寄宿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资讯，引发公众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

唯有将自己的工作化作一场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将自己的使命变为广泛的共识，教育创业者才有可能在不增加自身规模和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在更大规模上解决教育的问题，也才有可能引起公共部门和体制内教育的关注，带来更大的系统变革。

教育创业者是从社会问题的高度看待教育问题

很多教育爱好者和教育工作者谈论和实践教育主要从教育本身出发，而教育创业者将教育视作改变世界的利器。教育，为有志于改变世界的人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行动的路径。

教育创业者们不仅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教育，更是看做一种引发和引领变革的方式。通过教育，他们首先在价值观层面上改变着社会。熟练的技能和明确的目标并不能天然地保证学习者为改进社会而努力。在 “ WISE丛书 ” 中的《学以致用：世界教育趋势及令人振奋的实践》一书中，作者列出了那些优秀的教育创新在促进 “学以致用” 上所遵循的的三个步骤：技能更新和匹配、生成解决方案、创造更多可能。在那些教育创新中，学习者在动手能力、创造力、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以及品格塑造上，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直接通过解决某个真实的社会问题来进行。就像商业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会要求自己不仅在最终产品上能产生社会价值，而生产产品的过程也能够体现和产生社会价值。类似的，对于教育创业者而言，不仅是自己的工作结果是能够产生社会价值的，工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创造社会价值。

其次，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很多教育问题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比如性别平等、文化多元、语言障碍、经济贫困、残障权利 …… 。这些问题不解决，单纯加大教育上的投入也难有大的作为。

反过来，从教育入手，可以为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有力的切入点，有助于那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少数族裔的人接受定制化的教育，有助于传承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增加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加强在实用技能类培训上的投入，有助于贫困人群改善生计，也有利于社会稳定；普及财务和商业知识，有助于小额贷款在消除贫困上发挥更好的作用；普及性知识、安全常识等，有助于减少艾滋病、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将教育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结，是一个教育创业者才能和价值的重要体现。拿食物教育为例，食育可以是一个简单的教学活动，丰富课堂体验，提升学生兴趣；也可以是一门课程，跨学科，项目制，是一次教学设计的创新；但还可以是一次社区改造的机会。

在纽约南布朗克斯地区的“发现高中”有一位名叫 Stephen Ritz 的老师。学校所在的社区自然和人文环境都极其糟糕，Ritz 老师带的学生则属于全美生活最困难的学生群体。Ritz 老师想到用在教室里种菜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获得一些收入。这个主意大获成功，学生们种下的蔬果不仅可以为学校食堂所用，还成为教授科学、数学、技术和营养知识的很好载体。

在这个过程中，Ritz意识到种植活动不仅可以提供食物，和教学创新，还能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并进而改善整个社区的品质。于是，他发起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 “绿色布朗克斯（Green Bronx Machine）”，提倡在学校开辟菜园，并借此 “把布朗克斯建设成全美最健康的社区” 。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学校所在的社区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成绩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并且这种校园种植的模式也在全美各地得到推广。Ritz 为此获得2015 年度美国年度教师大奖。

社区问题在中国同样是一个大问题，甚至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真的有社区吗？一个你不知道邻居是谁的社区并不是真的社区。那么，教育可以成为构建社区的有效手段吗？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多次倡导 “Uber式老师” 的理念，让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按需提供教学支持。无论是一个虚拟社区（如在行的专家），还是一个真实社区（如一个公共生活场域），教育创业者们是否可以在社区里动员更多 Uber 式的老师，并进而促发形成一个 “更有凝聚力” 的新社区呢？“服务式学习” 、“项目制学习” 都是教育创新里很流行的概念。教育创业者们又该如何将之应用在社区的场景中，在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一种社区感的形成呢？

从更高的社会问题的维度来看待教育，教育创业者们才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未必都从事教育，但是在解决共同社会问题的目标之下，彼此可以相互借力，共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样在《学以致用：世界教育趋势及令人振奋的实践》一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美国加州的一家机构推出一个旗帜项目 “加州青年能源服务” 。每年夏天，该项目培训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近 100 位年轻人，让他们做房屋评估和翻新，这样这些年轻人就可以将免费的 “绿色房屋号召” 带给旧金山湾区的居民。对居民的 “卖点” 是，他们可以享受免费翻新房屋的服务，同时减少自己的能源开销。城市当局希望达到 CO2 减排目标并改善当地年轻人就业环境，所以愿意资助该项目（20%）。能源企业有义务减少能源消耗，所以资助了另外的80%。而这些原来处于社会 “边缘” 的年轻人则接受了实用的技能培训并获得了宝贵的实践机会。这样的项目很难单纯说是教育项目，还是就业项目，或是环保项目。它很好地整合了这些内容，调动了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资源，实现了多赢的目标。

教育创业者们在哪里？

改变教育不是抱着一颗爱心等风来，教育变革迫切需要那些在一定理念和方法的指引下，边做边试边改进的教育创业者。他们对人、对环境、对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洞察，能够清晰地识别出要面对的挑战和机遇，并主动发现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开创一种可以稳定产出并加以推广的模式，最终推动自下而上的变化。教育创业者们要改变的不仅是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他们的努力最终改变的将会是行业规则、生态体系、角色关系、经济运作、激励机制、价值观念，进而改变人的行为。

换一种更简明的表述，教育创业者是那些在教育领域里完成 “发现—>实现—>变现” 的人。他们发现了某个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尝试用新的解决方案在小范围内实现对问题的解决，他们开创模式引领运动在更大规模上变现解决方案的社会价值。

“发现—>实现—>变现”，每一步看起来都很难。这样的教育创业者真的存在吗？他们多吗？去哪里找到他们呢？

和所有的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一样，教育创业者们会更多的出现在那些具备开放心态、乐于尝试、敢于试错的组织里，出现在旧有范式影响较弱的地区，出现在既定体系之外，出现在看似弱势、资源匮乏的领域，出现在教育界之外的跨界之中。那些最不可能发生创新的地方往往是最能发现最激进创新和遇见最优秀的教育创业者的地方。

他们可能来自一所贫困地区的学校，没有资源所以必须穷尽一切可能；他们可能来自一所学校里的边缘学科，因为不受重视反而有了更多尝试的空间；他们可能来自一所民间的小微学校，毫不起眼却包含生机；他们可能来自一只教育创业团队，立志将时代赋予的机会充分应用于教育的改变。他们可能是一个对教育严重不满又充满想法的家长，他们可能是一个对体制严重不满才华得不到实现的体制内老师，他们可能是一个曾经饱受应试教育毒害长大后立志让更多人免受“荼毒”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是一位不满足于传统慈善公益手段的教育NGO从业人员，他们可能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自学成才者，他们可能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一个IT极客、一个社区妈妈、一个社会工作者……

他们会是你吗？

本文转载自 Aha 社会创新学院 作者 顾远 原文标题：《Aha | 改变教育，需要的不是等待超人，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