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Malcolm Gladwell（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纽约客》撰稿人，畅销书作家，曾出版过《异类》、《眨眼之间》、《引爆点》、《大开眼界》、《逆转》等热门书籍。Adam Grant（亚当·格兰特），沃顿商学院心理学教授，曾经出版了畅销的《给予：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最近又出版了另一本新书《Originals（离经叛道：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认为，那些打破常规、改变世界的人其实和你我并没有太大不同——离经叛道不是一种天生的特质，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最近这两位畅销书作者一起坐下来论辩我们对成功的衡量方式是否更偏袒于速度而不是能力，并讨论了大学和企业应该如何为耗时更久的发展创造空间。

格兰特：1万小时理论大概是你的作品里面被讨论得最多，同时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东西了。关于专门知识与刻意练习，你希望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格拉德威尔：有个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掌握某件事情需要很长花时间的话，那么就必须意味着你需要大量帮助并且要有耐心。我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

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个的背景。如果我们的能力都是天生的话，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背景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天生就能成为高尔夫球手，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浪费钱去培养年轻高尔夫球员呢？但实际上擅长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哪怕你的确天赋异禀，成为大师所需的时间也是长得不可思议。

没有教练，没有地方去打网球，没有父母开车送过去的话，哪怕是费德勒也不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网球选手。费德勒有好些年都是以脾气火爆著称的。在他职业生涯早期时，费德勒被认为永远也无法成为伟大选手，因为他缺乏必要的品格。他本来可能会整个人崩溃，扔掉球拍，然后拂袖而去。然后大家就会说：“看吧，又一个人准备挥霍自己的天才了。”

但这只是因为我们是在他必经的网球学徒期间观察他。一旦他完成这段学徒之旅，他就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网球专业选手，一个也许跟对手一样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所以说即便是费德勒也需要一个有耐心的生态体系去成长为真正伟大的人。我用1万小时就想达到这种效果。这个数字原来是观察音乐家是得到的大概时长，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数字，也并不意味着有没有天资并不重要。我可以花1万小时在任何事情上，所取得的效果也不过中庸而已。

格兰特：的确，而且运气和机会在其中也扮演着极大的角色。

你曾经说过我们应该考虑把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MCAT（医学院入学考试）或者GRE（研究生入学考试）等标准化考试的速度放慢。我希望标准化考试缩短的理由是我们已经有了漫长的能力测验——也就是分数。如果学生花了4年的时间积攒那些学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另一个乌龟考试呢？

格拉德威尔：LSAT、SAT和GRE都不是知识测试，而是认知评价。我们试图要理解的这个东西不同于分数。作为纯粹的认知评价，为什么我们要偏向于兔子（速度快）？我对衡量纯粹的认知能力感兴趣，因为这展示出来的是在纯粹能力条件下的实力。

格兰特：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说，典型表现和最好表现是有区别的。典型表现是你在日常情况下做得有多好；而最好表现是你最好可以做到多好。这两种指标往往是相关的，你的最好表现越好，你的典型表现往往也越好。

尽管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乌龟以及一些不那么出色的兔子，但大多数时候这两个都是齐头并进的，而且处理速度也反映出你可以处理的信息复杂度有多高。

于是我在想，尽管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出色的乌龟以及一些不那么出色的兔子，但大多数时候这两个都是齐头并进的，而且处理速度也反映出你可以处理的信息复杂度有多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分开这两种类型的人吗？

格拉德威尔：我的理解是当你从速度和能力测试转向纯粹的能力测试时，我未必需要改变曲线的形态，但你的确把大家在这条曲线上的排名给捣乱了。我感兴趣的正是这种捣乱。

这里有两点要说明。一是当我武断地把速度要素添加进去时，我就开始失去这条曲线的边界。我对发生了什么也许有了大概感觉，但却可能错过了一个人。

其次是，我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因素是什么的理解是很晦涩的。看看Magnus Carlsen（国际象棋大师）在不同速度和情况下的表现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你会知道他的出色之处在于他不会犯错，哪怕比赛下得很快。

格兰特：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大多数复杂工作并不像下棋那么具有独立性。通常而言，一个人越是擅长自己的工作，对慢的系统2思维的依赖就越少（注：相关理论参见《思考，快与慢》），快的、出于本能基于直觉的启发就越准确。你难道不应该假设专家就是最快的那个吗？

格拉德威尔：且慢。我选择做法律这行是有原因的。法律正好是速度和表现的关系开始瓦解的例子。我绝对不想要一个擅长快速阅读的律师。

我们必须理解，这个职业对认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快对于他来说没什么好的。一名伟大的数学家一辈子发表的名篇可能也就10篇。难道我们会因为这个数学家发表一篇论文只用6个月而另一位需要2年而奖励前者吗？（注：不幸的是，这就是现行的考核机制）

格兰特：你的产出越多，成就伟大的机会越大。所以为什么不能奖赏速度以达到所需品质呢？

格拉德威尔：律师就不行。律师这行我可是很专业的。产量高但错误多的律师我们可不想要。

你能想象一个律师说“这里有个合同，看一下。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我们可以晚点回去再弄个版本。”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这可是一场灾难。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人把逗号放错了位置，最终以每股20美元而不是2美元买了雷曼。是谁在凌晨2点看那份文档？兔子。

对于任何对犯错惩罚严厉的高风险职业来说，兔子都是养不起的。我反对的是给选择设定一套通用原则。必须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有部分法律我可能想要兔子。我希望一位法律专业人士说：“对于这类法律，我想要神经质的乌龟。对于这类法律，我想要兔子。”我们得为神经过敏的乌龟营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而不是在入口点就惩罚它。

格兰特：可是难道就没有又快又有执行力并且还会留意背后的尽职尽责的兔子吗？

格拉德威尔：这就好比是说难道所有的篮球运动员就不能都像迈克尔·乔丹一样吗？我们不主张完美形式，因为完美形式一代只出一次。如果你想要高度尽责、高度神经质的人，总的来说这样的人是乌龟。

格兰特：假设我们可以针对每一项工作都建好档案，那么最终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的确很擅长选择出个体工作表现好的，但是在选择出有助于高效能文化的特质方面却非常糟糕。在思考不仅仅优化自己的个人贡献，而且也要有益于部分之和时，你得添加什么要素进去呢（如果不是时间的话）？

格拉德威尔：如果我有一个环境能让个人发挥最大潜能，并且最终得到最好结果的话，为什么这还不够好呢？就拿大学教员来举例吧。作为一名作家，我观察到有的作家失败的首要原因是他们写得太匆忙了。我认为你不可能在2年的时间之内写出一本好书。你可能不会同意，因为你就做到了，但你是异类。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写得那么快，所以我们需要像乌龟多一点，像兔子少一点。

问题在于这个世界希望你是兔子。你的出版商说我现在就想要，你就会有压力，你得用1年的休假时间拼命去赶完稿子，同时你还有教学负担等。

但是我所认识的所有的职业作家都干一件事，那就是写好草稿然后放进抽屉晾半年。然后再回过头来，把自己变成乌龟，强迫自己慢下来。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对系统是有伤害的，因为产量下降了。但我并不认为美国现在的写作问题是产量上的失败。我认为是败在了质量上。

所以会这样的情况，整个体系可以把生产水平降低，然后产出一批更高价值的产品，然后让能写出更好的书的个体作家让我们都变得更好。如果作家一年写出的文章虽然少一点，但是那些文章都是非常令人难忘的话，《纽约客》是不是更好的组织呢？如果你对《纽约客》的财务健康进行系统分析，你就会发现《纽约客》是一家靠热门驱动的企业，每年大概有8篇文章贡献了大家对该产品兴趣的90%，以至于你可以鼓励大家少写点多出精品，情况反而变得更好。

格兰特：学术界的情况是到你写书的时候其实已经在相关主题研究了5到10年了，所以大量的乌龟工作已经提前做了。

你对标准化测试要求严苛是因为它们缺乏的东西，也就是可能跟工作相关的关键技能。还有别的我们不应该衡量的东西被加以奖励吗？比方说，你能承担起上一门LSAT准备课吗？如何才能把这些剔除出体系外？

格拉德威尔：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彻底摒弃标准化测试。很多国家都没有标准化测试。并没有规定说人类进入精英体系就得采取这种方式。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对此如此痴迷，因为事实上其可预测的用途是很少的（这个观点可参见说实在的，有多少工作需要大学文凭？）。

如果我们从头开始教育体系的话，还要不要SAT？当然不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这种猜谜游戏？

现在的体系是大家都在以庞大的成本去招聘教练以便改进实际上并不重要的考试分数。这场游戏我们已经玩到荒谬的程度了，为什么不干脆叫停呢？这个体系我连修补都没有胃口了。我认为是时候摒弃这个体系了。如果我们从头开始教育体系的话，还要不要SAT？当然不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这种猜谜游戏？

格兰特：我有个假说：我们要玩这场看手势猜谜游戏是因为它制造了一种确定性的幻觉。这使得我们当中做出选择决定的人相信其中一些候选人是更值得的，而另一些则是没那么值得的，这种感觉我认为是一种幻觉。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大家必须承认，在筛选候选人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掷飞镖，挑得好不好要看运气？

格拉德威尔：为什么不干脆就当作是摸彩票呢？假设我是宾州人。为了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你必须是所在班的前10%另外还要做一件有趣的事。然后我们将把符合条件的所有名字都放进一顶帽子里面然后抽取出来。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情况下宾州大学的新生班100%要比现在的班有趣很多很多。

格兰特：在我看来你的这种做法仍然有一些随意性，所以到头来你永远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靠运气。如果你要设计自己的选拔体系的话，你认为怎么做可以减少目前的随意性呢？

格拉德威尔：实际上我的确考虑过这个。这场对话太过片面了。如果你看看反映有意义的大学经历的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都强调学生跟机构的互动方式：我第一天来到学校的时候，表现如何？你有没有找到最有趣的教授去上课？我愿意投入进去吗？可变的是你，不是机构。

如果我是学校的话，我真正感兴趣的应该是个人想从我这里要什么呢？不应该是你写一篇文章讲自己生活发生了什么，然后学校说“我喜欢这个”，应该反过来。你应该问“我想从大学教育得到什么？”如果你是MIT或者哈佛大学，申请去你们学校的某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定自己想跟哪一位教授学，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处在这一智力发展阶段，那就别去那些学校，因为学校就是做这个的。如果你想加入兄弟会或者聚会，你应该说：“我的主要兴趣是参加兄弟会和聚会。因此我愿意去杜克大学。”

学校应该有清晰的个性，应该招对此感兴趣的人。如果我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有着全世界最好的机器人方面的教员，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你申请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话，有没有度读过这所大学教授写的东西？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看的？这一点很重要。你来到以后打算做什么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格兰特：你希望公司也做同样的事情吗？

格拉德威尔：是的。我认为这方面公司比大学做得更好。这是教育可以向私营部门学习的众多领域之一。

在学校呆6个月，如果你和学校都说不行的话，这不应该成为你简历的污点记录。

格兰特：如果雇主和我想要确保我不会更看重速度而不是能力的话，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格拉德威尔：学徒制或者试用期就是能力优于速度的一个版本。我现在把约束去掉了，说“如果你愿意来，为什么不过来呢？为什么不试几周或者几个月看看事情如何发展呢？”

在学校呆6个月，如果你和学校都说不行的话，这不应该成为你简历的污点记录。这应该是件好事。这说明你勇于尝试，愿意出去闯闯。

格兰特：你最近写过工程师思维方面的文章。我们正在尝试让组织更多地以证据为依据，更加数据驱动，而这正是工程师谋生的手段。在让HR和人的世界变得更加数据驱动方面，我们可以从工程师的思考方式学习到什么吗？

格拉德威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让这个世界拥抱工程文化。我认为你是想找到更好的方式让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能够相互对话。

我们绝对需要工程师像工程师那样去思考，但我们绝对不想让每个人都这么样思考。我们也不希望非工程师断了工程师的活路——我希望这两种人都要有。我更担心招聘流程太过依赖于分析而不是担心分析做得不够。

我希望在什么可以衡量什么不可衡量方面我们可以更加谦逊一点。在体育方面我最积极遵循这一原则。比方说在关注篮球的分析革命时，你既要对我们可以知道的东西感到兴奋，同时也要对我们无法知道的东西保持谦逊。今年早些时候有两位欧洲球员在丹佛掘金队打球。这两个人打得都不是很好，舆论认为其中一位或者两位可能都会被清洗掉。

丹佛把其中一位交易了出去。现在的情况是两位选手都打得很好，好到让人无法相信。如果你能找到任何有助于预测这一结果的分析方法的话，你就是我的座上宾。这个东西是不可捉摸的。两人在一起不开心，分开后表现却不可思议。这告诉我们，在人的表现方面实在是有太多我们无法轻易理解的东西了。

 （本文转自36Kr，作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