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研讨会课程）

Ronald Tiersky是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政治科学荣誉退休教授。阿默斯特学院是全美排名第二的文理学院，是美国精英教育的典型代表。Ronald Tiersky在国际关系、欧洲事务、中东与美国对外政策等方面撰写了大量作品。他也是一位文化评论作者。

一个学生的成功需要多少个好老师？

答案是一个。

以下这个故事使我更加坚信这个事实：

我所在的系，也就是阿默斯特学院的政治学系，正在招聘一位教中国政治的新助理教授。

其中一位候选人是一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性，她在北京大学读完本科后，来到一所美国重点大学攻读博士。

我问她为什么毕业后决定来美国继续攻读，她给我的答案非常简单。

在北京大学，她曾参加过一次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研讨会。主讲老师是一名中国教授，他从康奈尔取得了博士学位，又回到中国教书。那时她只是一名高年级本科生，但她获得了参加这个研讨会的特殊许可。

比较政治经济学真的这么吸引人吗？恐怕她意不在此。

在那个时候，仅仅是几年之前，对于北京大学的本科生来说，既没有研讨会课程，也没有助教对于讲座课程的教学。甚至对于研究生来说，也仅仅只有几场研讨会课程。

这门研讨会课程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运用了“美国式”的研讨会形式。这种模式基于学生对文本的深入阅读和批判性思考，展开活跃的讨论和辩论——这在她的求学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她觉得她能对课堂贡献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老师再也不是课堂里的“皇帝”；学生突然被解放，从此能够自己去思考。心火就这样被点燃了，至少她的心火就这样被点燃了。

她曾有一个模糊的想象：自己毕业之后为跨国公司工作。但是现在，她想成为一名教授和学者。

当然，比较政治经济学可能是，或者说可以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学科，研讨会最终也可能会变得很无聊。

是什么使得这一瞬间成为她生命中“重要时刻”，像她所说的那样？

关键的因素并不仅仅是一个研讨会，而是一个完成得很好的研讨会。也就是说，关键的因素无疑是老师。在这个故事中，一名勇敢的中国老师在美国学习到：老师作为“学术帝王”的模式将直接成为历史的尘埃。

中国的经验就是重复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国家所找到的模式，甚至是一些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欧洲精英大学的模式。它们的模式是由值得尊敬的资深教授在一个容纳了几百名学生的阶梯教室里教授大讲座课程，而这种模式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作为模仿对象，直到20或30年前。

荣誉是属于这个中国老师的，但也是属于这个中国学生的。但一个人的抱负遇见另一个人的抱负，两个人的雄心壮志志同道合，那么教育事业的胜利就已经启程了。

但是教育本身还有更大的意义，无论学科是政治、经济、化学或是歌剧的历史。

相比而言，好的教师更善于用例子来教学。我自己的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并且我在阿姆斯特学院的职业生涯中，也见到了很多致力于这方面发展的同事。

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第一位对我的人生有着深远影响的老师是我20世纪50年代在芝加哥南边的邻家手风琴老师。我从7岁开始学习。Ray Johnson先生是一名当地人，他偶尔在电视上的波尔卡乐队中表演。他的音乐细胞深入骨髓，他曾带领了一个舞蹈乐队并且他热情地和我们一起表演，所以我们更好地找到了感觉。

这随后就有了高中的摇滚男高音萨克斯风和之后的爵士萨克斯风及钢琴。 他职业生涯的最高点大约是和我们的组合“Larry and Gents”一起，1962年为“海滩男孩”在麦考米克大厦进行开场演出。 

二十年之后，另一个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这名非凡的法国智者——Raymond Aron，邀请我作为一名外国研究生参加了他著名的全体教员研讨会。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我“见证”了什么是智慧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他说：“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是在于讨论想法而不是讨论出个对错。”一个成功的研讨会应当是“以比开始时更多的问题结束。”我的心火被点燃了。用美国的地道话来说，我想着要“成为像Aron一样的人。”

我坚信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成功，只要他们足够幸运地能够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老师。只要上述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个年轻人就可以最大化地发挥任何一堂课的作用，哪怕课被教得很差。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成为科学家，CEO或是美国参议员。但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成功，因为成功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于金融稳定来说，一个技术好而专注的牙医、报税员或是汽车修理工都是很难找到的。客户涌向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能，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很乐观并且对于其他人的事情真的很感兴趣。

成功意味着点燃你心中的火，从知识本身中找到乐趣，在知识的运用中找到专业技能。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力量，它也是一种生活的愉悦。顺便说一下，这既对老师适用，也对学生适用。

本文转载自中美对话，作者 Ronald Tiersky，原文标题《有意义的教育 ‧ 教育成功的关键:一位老师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