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寒门子弟考取重点大学机会少、入学难，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等问题和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由此触发了人们对“寒门难出贵子”的担忧。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接受收集时的一席话语惊四座：自己学业上能取得成绩，来源于家庭优越的生活环境，和那些城里人的孩子比，自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不得不承认，“寒门再难出贵子”在我们当今的社会正在慢慢变成现实。富家子弟享受着最优秀的教育资源、父母积累的优质人脉、多年良好教育得到的开拓视野，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和学习天赋，试问，这样的优秀学子怎么可能不金榜题名？ 

而反观寒门弟子，他们除了课本和学习辅导资料，没有上述这些丰富的资源，仅仅凭借自己的努力坚持，想要在高考时杀出一条血路，可以说是难于登天。像是“在中国这个靠爹靠关系的社会，穷人家的孩子很难出人头地”或是“就算同样考到了名校，穷人家的孩子也很难出人头地”这样关于阶级固化的言论似乎在一时间就充斥了我们的眼球。

 其实这种差异不光存在于中国，2015年Pew Research Center对近2000名美国学龄儿童家长进了调查。调查发现，高学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度更高。他们注意培养子女的兴趣爱好，投入大量时间教孩子阅读，并更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同时，他们采取更温和的教育方式，较少体罚孩子。

面对这一现象，为了进一步理解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如何影响下一代人的生活机遇的，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帕特南教授（Robert D. Putnam）组织研究团队，以数年之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呈现出美国社会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图景，书写了一则关于“美国梦之衰落”的警世恒言——《我们的孩子》。

帕特南教授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家，是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治讲席教授。2013年，帕特南曾因“深化了我们对美国社区的理解”而得到总统颁布的国家人文勋章。本书在此意义上又是一次学术的跃进，它更生动地展示出美国社会的全幅图景：当寒门子弟发现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劳时，美国梦已成为过去。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言，“读罢此书，没人还能相信美国还有机会平等这回事。”书中，帕特南依次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时代，仅仅谈机会均等都是不公正的。

虽然这是一本关于美国教育现状的书，但阅读这本书，也许会让中国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尽管政治制度、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但两国的教育现状有其相似之处，书中的某些内容让中国的广大家长们有着感同身受认知。

为人父母：不同的教育之道

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早在我们还在襁褓里时就开始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份重大研究课题的报告中写道：“儿童成长的环境及其生活经验，会影响儿童早期发育的各个方面。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不断叠加的，从胎儿时期就开始。”而且，早期的人生经验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深入我们的行动基因中。 

对于婴幼儿来说，最原始的生活经验就来自于成年人——一般来说，主要是父母。研究者近期发现，儿童的数学和语言能力早在学龄前就已经打下基础，其更多取决于与成年人之间的“非正式互动”。比如说，爸爸妈妈为孩子读书，讲解书中的图画，一边鼓励孩子做出回应。 

因此，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孩童在成长初期获得的能力是基础性的，这些能力越发达，他们今后的学习就越高效。所以，孩子如果遇到了负责任的爱心家长，那么他们就更有机会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而如果家长疏于管教，孩子就有可能会暴露在“恶性压力”之下，从而堵塞孩子的成功之路。（表3-1 恶性童年经验指标库）

蒙受家中成年人的肉体虐待或威胁

遭受家中成年人的虐打、掌掴或其他伤害

遭遇过成年人的性侵

从未感受到家庭内的关爱和支持

父母分居/离婚

缺衣少食，或父母酗酒吸毒，无暇照顾子女

母亲/继母遭遇家庭暴力

家中有人酗酒或吸毒

家中有人患抑郁症或曾经自杀

家中有人身陷囹圄

当然，任何阶级的孩子都可能遭遇上述的恶性经验，但若是出生在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家庭，孩子就面临着更严重的风险。同时，儿童承受的压力也反映着父母在生活中所遭受的压力负重——比如日积月累的生活琐事，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而科学研究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最根本的就是：美国儿童能否拥有健康的大脑发育，是同父母所受的教育、家庭收入和社会阶级密切相关的。就为人父母之道而言，美国人的观念在过去60年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每一次都是因应发展心理学家的观点之变而变。二战之后的那一代父母推崇斯波克的“放任教育”，追求同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一代的父母开始转向“精密教育”的新模式，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此前所述的关于大脑发育的科学新知。

研究家庭志的权威学者安妮特·洛罗（AnnetteLareau）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厘清了当今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两种父母教育模式，并将之命名为“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和“自然放养型（natural growth）”的教育，而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模式，其实是由父母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所谓精心栽培的教育，主要是指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方式。这类父母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地为子女做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最终是为了自家孩子将来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学校内有着优秀的表现。

自然放养的教育则放手任由孩子发展，让他们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运气。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父母没有什么计划，也不怎么干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而在教育孩子时，这类父母更多依靠硬规矩和大棒，很少密切关注子女的表现，缺少对孩子的鼓励，更谈不上讲道理和平等协商。在今天，这种父母教育的方式于贫穷家庭中仍更常见。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为人父母的规范已经表现出了一项普遍的阶级差异：高知父母致力于培养自主、独立、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要让子女自尊自强，有能力作出积极向上的选择；相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往往把目光投向纪律和服从，要求孩子严格遵守家长定下的各种规矩。图3-1就阐述了这种阶级间的两极对立。

父母教育风格的阶级差异还表现在父母和子女的语言交流中。有学者详尽跟踪研究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如图3-2所示：

上层阶级的家庭和下层阶级的家庭生活在迥然相异的世界中，很多时候，父母教育模式的差异只是对阶级区隔的一种合乎情理的反应而已。富爸爸自然可以采取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滕伯格（Frank Furstenberg）及其合作者所称的“推进式”策略：在舒适的环境中开发着子女的天赋。这种家境可以提供充裕的机会，同时又能规避大多数风险。但相反，穷爸爸却只能采用“防备式”的策略，在贫民区里养孩子，当务之急就是能保护子女的安全：“在这么个适者生存的地方，你要狠起来！”

 除此之外，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金钱和时间。在金钱投资方面，各阶层之间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在最近数十年差距越来越大（参见图3-4）

事实上，孩子的两个成长阶段增幅最大：学龄前教育和读大学阶段。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对这两个阶段的教育投入是不充分的，因此，父母只要负担得起就在这两个阶段进行私人投资，就能为孩子谋得进入社会时的更大优势。

不仅仅是金钱，在时间投入方面，阶级差异也可见一斑。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睡前故事”上——即用在儿童发展活动上的时间。（图3-5）高知父母有着稳固的婚姻关系，他们可以拿到更高的经济收入，而不必因工作而牺牲同孩子相处的时间。

学校：你的同学是谁，这很重要 

除了父母，学校也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印象。在研究学校教育时，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就美国社会日渐扩张的阶级鸿沟而言，学校教育没有过错，也不应担负责任。在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曾在一项研究中证明，早在孩子进入幼儿园时，机会差距就已经大到无法弥补，而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孩子进入学校而发生显著的扩展。 

还有一些研究也强化了这种观点，比如，有研究统计了小学学龄的儿童，即发现在孩子们离开学校的暑期，测试成绩的差距会加速扩展，而等到孩子们秋天返回课堂后，成绩差距就会稳定下来。换言之，在精英学校和底层学校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容否认的教育质量和资源的不平等，但只要我们还考虑到其他同学校无关的因素（诸如家庭结构、经济压力、父母参与甚至是看电视的时间），学校教育和资源本身就是相对微不足道的因素，在导致考试分数以及认知与社交技艺的阶级差距时，学校教育本身并非关键。

但是，在美国，富孩子上好学校，穷孩子上坏学校，两类学校之间的学习成绩存在着天差地别。那么，最容易发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居住的贫富分隔，大多数孩子都根据父母的居住地就近上学。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质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渐森严的居住隔离：当决定在何处购房时，大多数家长现在都看重周边学校的条件。

有研究发现，当家长们为位于好学区的房子竞价时，他们所竞取的是学区，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家长，而不是学校，不是最好的教师素质、班级人数规模或单个学生的人均预算，这也就意味着，在父母看来，学生的家庭要比学校的投入更能决定学校的品质。

如果把孩子送到身边同学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学校，孩子就能有更优秀的学业表现。在整个发达世界，这种“近朱者赤”的模式看起来是普适的。事实上，已有很多研究显示，学生在高中时的学业表现与其同学家庭背景之间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其程度要高于与其自己家庭背景的相关性。 

但是，为什么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如此重要？为什么学生群体的阶级构成会对一个学校的学生产生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学生这个群体从校外带入学校内的种种资源和习气：家庭对学习的鼓励、“课外活动”的私人捐赠，这些积极因素可以造就良好的氛围；反之，犯罪、吸毒和社会混乱，这些消极因素也会导致学习环境的恶化。富孩子相比穷孩子所具有的优势，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更高的父母参与度

学生如果来自于富裕、高知的家庭，则他们也会把父母作为资源带入所就读的学校。较之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富人区的学校总是存在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学生家长更大程度的参与和支持。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参与之所以出现阶级分化，主要原因并不是贫穷家长没有主观意愿，而要归因于经济和文化的制约。教育学学者安妮·亨德森（Anne Henderson）和南希·柏拉（NancyBerla）在对此类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时曾写道：“当父母投身于学校事务时，孩子的在校表现会更上一层楼，而他们就读的学校也能有更好的发展。”

2、更充足的校外捐赠

有钱人家的孩子还能把家长的财富带到学校。上流社会学校的筹款能力是中下阶层学校望尘莫及的，因此同样是“校外捐赠基金”这一预算，两类学校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上流社会的父母还要求学校开设在学术上更严格的课程体系，这当然又会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不仅高中退学率微乎其微，入读大学的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多。如图4-1所示。

3、更大的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

同辈压力，特别是同学之间的压力，也是促成优异学业表现的重要推手。研究表明，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近朱者赤”，好的榜样可以激励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兴趣和志愿；但另一方面也有“近墨者黑”的效应，坏的示范也会导致青少年吸毒、旷课、抑郁以及行为不端，甚至养成不健康的消费观。同辈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存在于学校之阶级结构和学生表现之间的关联。

而这也带来了另一个现象：数据显示，好老师大多集中在高收入地区的精英学校，相比之下，贫民区的学校就多是那种能力不足、三心二意的老师。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教员在各学区之间的一次分配，而在于老师的二次选择。简言之，贫穷学校到处蔓延着失序甚至是危险的氛围，教师身处其中势必沾染负能量，士气低落，有机会就跳槽。这样的老师也就只能教出成绩平平的学生，即便班上有个别身家清白、勤学好问的学生，也很难成材。

课外活动：阶级鸿沟的又一助推剂

课外活动在美国校园中的历史并不久远，但现有的研究早已给出了众口一致的判断，长期参与课外活动的孩子，不但读书期间往往有上佳的表现，在踏入社会后也能走得更远。

而且事实上，课外活动在申请顶尖大学中的重要程度也变得越来越大。有一项研究在精心控制了多项变量后发现，孩子如果坚持不懈地参与课外活动，那么比起只是偶尔参加的同龄人，其高中毕业后读大学的可能性要高出70%——比起那些从未涉足课外活动的孩子更是高出了400%。

为什么课外活动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学者们给出了很多种回答：提升自信心，有效地运用了时间、积极的同辈竞争效应，等等，而其中最大益处仍是软实力和人格的养成。当孩子们参与课外活动时，所培养的首先是那些非认知性的能力和习惯，比如毅力、团队合作、领导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然而，所有的相关研究都确认了一个无情的事实，那就是在课外活动的参与中出现了巨大的阶级鸿沟，尤其是长时段地参与多种类型的课外活动，有钱人家的孩子已经远远把穷人家的孩子甩在后面。祸不单行，最近数十年来，课外活动参与的趋势又走出了一个在本书中反复见到的剪刀差。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十五年中，生在有钱人家的孩子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校园以外的社团和组织，与此同时，穷孩子的参与度却与日衰减。（图4-3）

如何解释这种在课外活动参与中出现的阶级剪刀差？首先，贫穷学校开办的课外活动原本就寥寥无几，严重供不应求（如图4-4所示）。眼下的学校都在勒紧裤带做预算，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在考试成绩以及学术“核心竞争力”上。有些贫穷的学区直接削减了课外活动的开支。但有钱人居住的学区就可以通过汲取私人资源，维持（甚至是扩展）现有课外活动的总盘子。

还有一个更普遍但也更隐蔽的原因：课外活动有偿付费的政策正在快速蔓延开来，目前已在过半数以上的美国高中实施。目前，根据一项合理的估算，一位学生每年参加一项课外活动的费用平均为400美元。对于那些收入排名全国前五分之一的家庭来说，这点费用不过是家庭年度收入的1%到2%；但对那些经济收入位居最后五分之一的父母来说，同样的一笔开支就要占去他们年收入的10%乃至更多。

当然，即便是在今天的美国，由公立学校所提供的课外活动的机会始终还是更公平些，相比之下，那些完全由私人开办的活动项目，比如钢琴课、足球训练营，则是完全“用钱说话”。而在这些校园外的项目中，研究者目前已经发现，项目收费越是昂贵，则阶级不平等就越是严重，也就是说，穷孩子常有机会参加教会或社区组织的活动，但像体育运动训练或音乐课程，则不是贫穷人家所能问津的了。

从以上的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学校教育的阶级差异，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学校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学生在校外的生活。早在孩子们进入学校前，差距就已经拉开，有的孩子将资源带到了学校，还有些孩子带入学校的却是麻烦和挑战。在校园内，同学之间会相互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由于美国人日渐森严的居住隔离，也导致了富人学区和穷人学区的两极分化。

而在中国，也是相似的情况：根据2016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有54.63%的大学生来自农村。而该年，北京大学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6.3%。另有报道称，清华大学当年的农村学生比例也不足两成；2007-2016年全国共有约837名高考状元。其中，近五成的状元父母是教师(35%)和工程师(12.6%)，还有近两成父母是公务员。而来自农村、经济状况欠佳家庭的状元所占比例较低并逐年下降。

居住的贫富差距与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讲，北上广这类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也是农村无法比拟的。而学区房的价格竞争愈演愈烈，教育资源显然是越来越向富裕阶层集中，穷人家庭当然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

不过，正如帕特南教授所说，虽然学校并不是制造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也并不意味着教育改革就完全失去了闭合阶级差距的作用。恰恰相反，如要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许反而是我们入手的关键。无论如何，学校是我们的孩子成长的地方。因此，推动教育改革以改善穷孩子读书的学校才是一条出路。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也不要再对这个社会的教育不公有过多的怨怼和不甘，而是要认识到差距的存在并接受它，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今年北京的高考状元说得那样，有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没有知识一定不能改变命运。

（本文转自外滩教育，摘编：孙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