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起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Fab Lab，提供了学习和创新的平台，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创造学习，并将这一理念传递到世界30个国家。本文中Fab Lab联合创始人Stuart Gannes阐释了他“做中学”的理念，让那些更擅长动手的学生得以发展。这种方式不仅关注知识积累，更强调让孩子自己动手“制造”，使得知识被综合运用，最终升级为智慧。

个人制造，一直以来都是科幻电影的热门题材。电视剧《星际迷航：下一代》中出现过别具挑战性的剧情：飞船上的船员们可以利用客舱内的复制机，制造他们需要的万物。而在现实世界中，科学家们也在向着同样的方向努力，他们希望能够让小到原子或者人体细胞，大到无人机或者整栋建筑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力量进行制造。

如果你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不妨让我们先来回望一下计算机的发展历程。1946年，由美国军方定制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ENIAC有大概一间半教室那么大，重达30吨，造价约为487000美元。在那时，如果有人告诉你计算机可以走进家家户户，并且发展成为每个人都能随身携带的东西，你会怎么想？

事实证明，这样的变革其实只用了70年的时间。那么你猜，距离下一个变革发生，还需要多久？

让制造万物成为可能

现在，变革的浪潮同样拍打着制造业的城墙。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有一门课程叫“如何创制万物”（How to Make Almost Everthing），主讲人是尼尔·格申斐尔德教授，他是全球首个Fab Lab（数制工坊）的创始人，也被称为“个人制造”界的先驱。

在他的书《智造：一场新的数字革命》中提到，“如何创制万物”课程原本是针对一小群研究生来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如何使用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制造和测量小到原子，大到整幢建筑的物体。

但没想到，课程开设以后，他们的实验室却被大批有志创造的学生淹没了。在课程学习之余，每个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完成他们的项目，并整合他们所学的技能。

有一位学生发明了一个闹钟，让昏昏沉沉的用户必须通过搏斗才能关闭闹铃，在搏斗过程中，自然而然就醒来了。还有位学生发明了一件装了很多感应器、形状如电动脊椎的衣服，在必要的时候，衣服机构可以伸展，以捍卫主人的个人空间。

这些学生们的作品就最好地回答了“个人制造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个人化使用是数字化制造的“杀手锏”，就像个人电脑的普及一样，让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够更加轻而易举地实现。

Fab Lab的诞生

在此之后，格申斐尔德教授认为这样的景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像MIT这类天才云集的高等学府里，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体验到数字制造的乐趣。而与其把研究成果发表成论文，他更加愿意把这些结论开放给所有人。于是，Fab Lab应运而生。

Fab Lab，是Fabrication Laboratory的简称，也就是制造实验室。在Fab Lab官网上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学习和创新的平台，一个玩耍、创造、学习、指导、发明的地方。成为Fab Lab的一员，就意味着要连接到全球的学习者、教育工作者、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制造者和创新者——一个跨越30个国家和24个时区的知识共享网络。

这么看来，个人制造已不再遥远，我们身边更是有许许多多的创客（maker）。不久之前，外滩君就来到第一届Youthmaker “少年创客”科学挑战赛的现场，见证了许多青少年通过努力把自己的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并在决赛前，与大赛的评委，同时也是Fab Lab联合创始人Stuart Gannes对话。

Fab Lab联合创始人Stuart Gannes

教育维度的一次革命

Stuart Gannes是哈佛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的学者，斯坦福大学路透数字视觉项目主任，也是全美知名的创客教育专家，活跃在创客相关的多个领域，包括教育界、媒体界以及科技界。

Gannes曾帮助麻省理工大学原子和比特中心主任尼尔·格申斐尔德教授一起创办了Fab Foundation ，以支持Fab Lab项目的全球推广。这次他应梦孚教育顾诗尧老师邀约，欣然担任本次“少年创客”大赛评委。

在他眼里，Fab Lab将会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展开两次革命。

一次革命，发生在科技维度，让“制造万物”成为可能。

另一次重大改革，将发生在教育维度，也就是“做中学”，让学生充满热情、自主地去学习。而这也与当今教育圈最火的概念——PBL，即项目制学习背后的理念不谋而合。不仅关注精细的知识积累，更强调通过让孩子自己动手“制造万物”的过程，使得知识能够被综合运用，最终升级为智慧。

Stuart Gannes和中国学生交流

毕业于哈佛教育学院的Stuart Gannes，其人生的主题之一，就是研究人是如何学习的。

Stuart说，当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同学们，发现有的人学起来就是比其他人轻松，他就想弄明白究竟是为什么。然后他发现，人和人的学习方式是截然不同的，people learn diffirently。

他发现，学校普遍看待一个人是不是好学生的方式，是这个人的知识积累得够不够多。但有的学生对于单纯地积累知识这件事就比较在行，他们被训练得很好，用了很长的时间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但这不代表他们很有智慧或者具有创造性。有些学生很聪明，也很有创新精神，可是他们不一定在积累知识这方面做得好。如果放在传统的学校里，他们很有可能被看做不是好的学生，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而Fab Lab“做中学”的理念就可以更好地让那些更擅长动手，更有创造力的学生得以有空间发展。

谈到这里，如果你对Stuart Gannes的教育理论以及他对于Fab Lab的看法感兴趣，不妨看看下面外滩君与他的对话。

B=外滩君 S=Stuart Gannes

让每个人都成为发明家和制造家

B：电脑经历的变革，现在也同样发生在制造业，Fab Lab正在让制造这一发生在传统工厂里的行业成为人人可以做的事情。您是Fab Lab联合创始人，您能谈谈它是如何建成，这个想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吗？

S：我和尼尔·格申斐尔德教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在2008年的时候见过他，那是九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就觉得他要建造Fab Lab的想法非常鼓舞人心。他的想法和我所关心的“人如何学习”的话题联系非常紧密。

他是“做中学”观念的绝对拥护者，就是人们会在做一个项目的过程中学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PBL（Project-based Learning，项目制学习）。我也相信同样的理念，那就是相较于单调地学习，当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当制作一件东西的过程中时，他们往往会学得更好。所以当他刚开始提出建立Fab Lab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支持了他的想法。

Fab Lab的建立完全是尼尔的想法。当他在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和研究的时候，因为身处MIT，有机会使用到全世界最前沿的机器与科技手段。但他想到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就产生了开源的想法，与其把研究成果发表成论文，他更加愿意把这些结论开放给所有人。同时，Fab Lab的理念也让制造不再仅仅局限于在高级实验室或者工厂里面发生，数字制造的概念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发明家和制造家。

B：谈到Fab Lab，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创客，以及创客精神。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创客吗？

S：我认为是的。我们刚刚谈到的Fab Lab以及数字制造，虽然它们和创客运动极其相似，但还是有不同的理念。创客运动更多的是关于自己去做一件事情，关于去创造一件东西。你可以选择制造非常高科技的东西，也可以制造不是那么高科技的东西。比如在沙滩上堆一个城堡，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创客行为。所以，我认为相较于Fab Lab或者Fab Foundation而言，创客运动有着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但它们又相互联系。

但现在，“创客”这个词被拓展得更加广泛了。我还记得，当人们刚开始使用“创客”（maker）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人是喜欢的，因为它太过苍白、太不具有特指性了。

所以，我们也有想过用别的词来代替。有一个阶段，曾经有个词叫“do-it-yourself”，也就是DIY。但最终支持maker的呼声还是高于DIY。因为DIY在之前已经被应用得很广泛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什么事都DIY的，所以创客（maker）就成为了最终的那个词。

创造更能激发学生的自驱力

B：在教育领域，创客精神代表着什么？

S：从某个角度来看，“制造”实际上是激励人去发现问题，再独自解决问题的权利。在这其中，包含了学习，包含了创造，呈现出来的成果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最终表达。所以，我认为创客精神的核心就是激发学习的这种自驱力，这也是它背后蕴含的教育理念，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相较于传统的根据抽象理论学习知识的方式，我认为它更有效。

Q：什么样的品质让学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创客？

A：首先，我想说我认为每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有创造力。所以创客精神反而是在教人重新开始相信自己的本能。

那么，在你相信自己之后会发生什么？有的时候你会成功，有的时候你会失败，但不论结果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你都会学习到新的东西。所以，在创客的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体验，这和科学领域所倡导的实验方法有着共通之处。

你有了一个想法，去尝试它是不是可行，如果可行，那很好；如果行不通，那就要试图去理解为什么这个想法行不通。之后一遍又一遍不断重复这个过程。这是创客运动带给教育的启发，那就是：去体验和相信自己。

“跨界”才是人们正常的工作方式

B：其实您是一个非常“跨界”的人，您当过记者，也一直在做和教育还有科技相关的事情。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在鼓励学生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尝试跨界，比如大学新生的通识教育，比如选修双学位等等，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S：就我本人而言，我其实没有特意地去选择成为一个跨界的人，其实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但我认为，在当今世界，跨界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看看那些在所处领域做到非常成功的人，我相信有99%的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都必须和在其他领域工作的人打交道。当然也有像比如诗人或者艺术家这样的完全靠自身在创造价值的人。

但如果我们纵观所有领域，不管是科学、科技、商业或者教育，这些行业都具有社会属性，这就意味着跨界是一件必须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和其他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一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就是人们本来的工作方式。

同时，“去边界”是一件时时刻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如果你去参观那里的医院，你会发现医生们会学习很多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内容，或者与统计学有关的知识，因为许多医疗手段都离不开高精尖的计算机科学，而如果你要研究疾病控制也需要统计学的知识背景

其实如果再仔细想想，这就是学术走向专业的过程。当你还在专攻学术的时候，你会对某个特定领域内的知识非常了解。学医的不需要了解计算机科学，但如果你一旦开始真正工作，就会发现跨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

能让穷孩子走进MIT的神奇实验室

B：对于中国的Fab Lab有没有什么建议？

S：我虽然还没有去过任何一个中国的Fab Lab，但我去过世界上的很多Fab Lab。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它们都发生在不同的场景里。有的在学校里，有的在博物馆里，有的有自己的办公楼。但成功的Fab Lab都有一个同样的要素，那就是它们都成为了社区的中心。

我记得我去过一个西班牙的Fab Lab，它24小时开放，你可以在任何时间过去，哪怕你是在凌晨四点去，都能在那边看到有人在做事情。对我来说，它就像有魔力一样。

B：有没有什么Fab Lab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S：实际上，有两个给我的印象很深。

一个是在印度。它算是最初创办的两个Fab Lab中的一个，地址是在一个很小的农村，非常偏僻。开车要开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孟买。当你到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走进了几十年前的世界。但那里的人都很好，他们的创客精神也让我印象深刻。

另外一个是在波士顿，在一个资源非常贫乏的社区。但从那个Fab Lab走出的学生中，最终有人考进了MIT。

所以，从一个侧面，我们看到Fab Lab让这群没有什么机会的人得到了非常宝贵的机会，得以进入世界顶尖的学府。

B：有没有令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学生，像从这个贫穷地区走到MIT的孩子一样？

S：两年前，也是在波士顿，他们举行了一个活动表彰那些在Fab Lab有杰出贡献的学生们，他们有些人有超过十年的Fab Lab经验。

在那里，我看到的是一群对自己未来目标非常明确的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自驱力去奉献自己的所有热情，不管是从教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层面，我觉得他们都是成功的。他们都有独特的品质能够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他们是一群让我钦佩的人。

同时，我相信在这里也能看到同样的景象，一旦一个人能够有一个想法，建立起一个项目，并让它得以实现。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肯定，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瞬间。

（本文转自外滩教育，作者孙鲁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