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保罗·格雷厄姆，来源：开智学堂（ID：openmindclub）

学历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吗？许多年前，也许学历证书的比重还不容置疑，但随着信息时代的进步，市场标准的转变，许多变化已经发生，学历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可原因是什么？来看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是怎么说的吧。

几个月前我读了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关于韩国的补习学校。文章里说「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韩国青年来说，高考的结果不是成就他，就是毁了他。」

一位母亲补充道：「在我国，大学入学考试可以决定一个人 70-80% 的未来。」

这听起来令人震惊的过时。不过，当我还在读高中时，在美国这种情况也相差不远。这说明我们这里一定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比起 25 年前，美国人的生活道路似乎更少地被学历决定，而更多取决于他的工作表现。你读了哪个大学还是有影响的，但不那么重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学历制度的起源

通过学术表现来判断一个人，在一定时代里是个进步。这种做法似乎起源于中国。从公元 587 年开始，官职的候选人必须参加古典文学的考试。这也是关于财富的考试，因为考察的知识是很专业的，所以要通过考试就需要多年的昂贵训练。但虽然财富是通过考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按照公元 587 年世界上其它部分的标准来说，中国的这种制度还是很开明的。欧洲人直到十九世纪才引进正式的文官考试，而且这似乎也是受了中国榜样的影响。

在学历出现之前，政府职位主要是靠家庭影响取得的，如果不是靠直接行贿的话。用考试中的表现来判断一个人，这是很大的进步。但这决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当你用这种方法来甄别人才时，补习学校就接踵而至 —— 就像中国明朝、19 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韩国一样。

补习学校实质上是封口上的漏洞。对学历的使用是尝试着封死代际间的权力直接交接，而补习学校说明，权力在这个封口里已经找到了漏洞。补习学校把这代人的财富变成了下代人的学历。这种现象很难防止，因为不管考试考查的是什么，学校就会想法调整来适应它。

如果考试的内容范围狭窄而且可以预测，补习学校就会是那种经典的模式，就像那些用来预备考上桑德赫斯特学院（英国的西点），或美国学生们用来提高 SAT 成绩所用的那种。

但如果考试的范围变广了，学校也随之而变。准备中国古代的科举要花多年的时间，如今的补习学校也一样。但这些机构存在的目的都一样：钻制度之空。

看重效能的新社会

幸运的是，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权力在代际间的直接转移。除了试图让学历制度变得更难以破解外，我们还可以让这个制度变得无足轻重。

让我们想想，到底学历制度的目地何在。从功能上来说，它们是一种用来预言效能的方法。如果你能够衡量实际的工作效能的话，你就不需要学历了。

那为什么会演变出学历制度呢？为什么我们就没法衡量实际效能呢？想想学历证书最早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出现的：为大机构选择候选人。在大型机构中，个人的表现是很难衡量的。而越难衡量，预测表现的重要性就越高。

如果一个组织能够既迅速又经济地鉴别出新招募者的效能，它就不必要再去检查他们的学历了。组织就可以先来者不拒，再把好的人留下来。大型组织没法这么做。但在市场上的一些小企业差不多可以做的到。

一个市场会接纳所有的组织，然后只把好的组织留下来。当组织变小时，这就接近了接纳所有人再留下适者的方法。所以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有越多越小的组织，就越不会那么在意学历。

这就是发生在美国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来自韩国的访谈听起来那么过时的原因。文章开头所谈的情况发生于类似几十年前的美国那样的经济体里，当时美国经济由几家大公司来主宰。

在那样的环境下，实现雄心的途径就是加入其中一家，然后往上爬。在那时学历很重要。在大公司文化里，精英学校的谱系就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种方式在小公司里不会奏效。即使你的同事们对你的学历印象深刻，如果你的工作表现配不上学历的话，他们也会很快离开你，因为公司很快就会破产，员工都会四散。

学历时代的终结

现在公司越来越被迫按市场标准给予员工报酬了。原因之一就是雇员不再相信公司会给予他们延迟的回报：为什么要为公司累积起来的延迟回报工作呢？这样的公司可能会破产，也可能会在被并购后公司内所有的默认的义务被一扫而光？

给年轻员工高额报酬。特别是对于咨询、法律和金融业，这造就了雅痞的现象。这个词现在用得不多了，因为看到 25 岁的有钱人不再让人惊奇，但在 1985 年看到一个 25 岁的职业人士买得起宝马还是让人跌破眼镜的，因此出现了这个新词。他不为大家伙们工作，而是在替大家伙们打理收购业务的律所或处理股票的投行工作。

创业公司和雅痞差不多是同时进入美国人的概念里，大约是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样子。我觉得这不是随机的巧合。创业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科技开始发展得太快，大企业再也没办法捂住盖子不让小企业出头了。

我想雅痞并不是因此兴起的；这更像是管理大公司运作的社会观念（也许还有法律）发生了变化。但这两个现象横快融合到了一起，产生了一种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的原则：按市场标准给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付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应的高绩效。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从笼罩着七十年代大多数时期的停滞中一飞冲天。这其中有关联么？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有这种感觉。当时有巨大的能量被释放出来。　

小结

担心它们的竞争能力的国家，会关心他们国内出现的创业公司的数量，这是正确的。但如果他们能检验其中蕴含的原则的话，就会表现得更好。他们是否让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能够按市场水平取得工作报酬？年轻一代就是考试标准，因为如果人们不是按绩效取酬的话，他们必然就会按照年资取酬了。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经济中建立几个按绩效付酬的滩头阵地。衡量标准会像火一般迅速传播。如果社会中的某部分在衡量上做得比起其他部分为好的话，它就会推动其他部分去改善。如果聪明努力的年轻人通过建立自己的公司，可以比给现有的公司打工挣得更多，现存的公司就只好付给他们更多，以便包住员工。这样，市场标准就会渗透进每个机构，包括政府。　

对效能的衡量，甚至会迫使发放文凭的机构也要就范。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喜欢命令我的妹妹做她本来就要做的事情，来逗她生气。随着效能衡量取代学历主义，前看门人能做的最好期望，就是找到类似的作用。一旦学历颁发机构不再能做到自我实现的预言，他们只好更加努力，希望能预言未来了。　

学历是超越贿赂和影响的一步，但决不是最后一步。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阻挡权力在代际间的私相授受：鼓励那股由更多更小的单位组成的经济的趋势。那么，你就可以衡量学历仅仅能大致预言的东西。　

没有人喜欢权力在代际间的私相授受，不管左翼还是右翼。但比起左翼不得不依赖的学历主义，右翼偏爱的市场力量已经证明更能起阻止作用。　

在二十世纪后期，当大机构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学历主义的时代开始终结。我们现在好像开始进入一个建立在衡量基础上的新时期。新模式前进的这么快的原因，正在于它运作得好的多。这种竞争，还没有放缓的迹象。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开智学堂”（ID：openmindclub），译文地址，编译：gauchewood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