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古城手绘（图片来源：Jason Pym/万哲生）

如果你去过大理，令你印象深刻的，多半总是那苍山，那洱海，或许还有那条人民路。不过，如果你有孩子，除了蓝天白云，你很可能还会注意到这个西南边陲小镇另外的一样东西：教育。

在中国大陆，把教育创新做得有声有色的，大理无疑要算一个。新教育，在过去十几年间，悄无声息地成了大理的另一张名片。“创新小微学校”、华德福、国学堂、国际学校、在家上学.....大理教育生态的多样化，让这座古城变身一片教育的原始森林——旧的萎缩了，新芽总会接着冒出来。

在定居大理八年的旅行作家许菘看来，大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一个基本固定的场域、一群基本稳定的人、人际间直联互动，去中心化”——当一个地方具备了这四个要素，它自然就会生长成一个社区。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包括教育。

最初，美好的气候环境，加上低廉的物价，吸引了一批批的环境移民来到大理。他们大多来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有的拖家带口，有的独自嬉皮。等这些新移民安顿下来，他们的孩子逐渐长大，新的孩子也一个个出生，教育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群体的一个共同需求。然而，传统的应试教育，注定不是这群背离主流生活方式人群的理想选择。伴随着对体制内教育的反思，大理开始出现第一批新教育的探索：苍山学堂、那美学校、蔬菜教育社区…… 

在蔬菜教育社区，学生自行运营咖啡馆，图中是正在为客人冲制咖啡的虫虫；吧台有一整面数理化题目，客人若全部答对，即可享受免费咖啡 。

2011年8月，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关注并研究“在家上学”现象的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大理的桃溪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在家上学”研讨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追求新教育的家庭开始汇聚到大理。教育移民，开始成为一种现象。

第一届全国“在家上学”研讨会

然而，教育是复杂的，新的教育探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办学场地、学校与家长在教育方式和学校管理理念上的不一致等问题，让苍山学堂和那美学校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都关停了。有的家庭抱着希望来到了大理，却在参访或体验一圈之后，发现还是不能找到符合他们理想中的教育“圣地”，于是又悻悻而去。

不过，谁说这一定就是一件坏事呢。在矛盾、冲突、解散之后，需求仍在那里，甚或比以往更甚。于是，新的力量开始集结。慢慢地，一批新的学校和团体开始出现：猫猫果儿学校、华德福学校、云朵学校、稚游小学、澳德国际学校…...与此同时，“在家上学”的家庭，从散落在古城和才村等周边的村庄，开始集中到了银桥镇，一个“在家上学”的群落慢慢地成形了。“大理适合养娃”，来的人都说。

猫猫果儿学校，被很多人认为是大理最有名的新教育学校；紧密的家校关系、师生关系，构成了猫猫果儿独特的社区文化。左下图中，猫猫果儿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婚房里排着队“为难”门外的新郎，一堂“婚姻婚俗课”正在生成。

2016年开设的云朵学校，有一处30亩的大农场，学习常常是在林地、马场、池边、田垄发生。培养“自然、自主、自由”的孩子，是创始人解红燕的办学理想。

选择在大理“在家上学”的家庭，都会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细看之下，各家的理念、做法却不尽相同。

有趣的是，大理的教育创新生态似乎并不能给人一种“紧密团结”的氛围。不同的教育创新者，虽然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并不热衷于互相之间的交流与联结。

“这些学校之间往来并不多，家长选了自己的社区，便各玩各的。‘搞教育的都是有自己的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彼此之间不能相融的，见面能客客气气已经算不错了。’孩子在银桥镇华德福上学的徐建军表示没什么大不了。”《梦碎山水间：文艺中产的“大理梦”是怎样幻灭的》一文的作者郭睿如此描述。

难道，踽踽独行是教育创新者的天性？还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坚定地走着自己的道路，所以“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也不需要懂？

事实也并非如此。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另一个教育创新之都——成都，便在努力地联结着全市乃至全国各地的教育创新者和团体。自由、平等、包容、去中心化、创新成本低，以及最重要的，对教育有想法的人——这些地域特点，是先锋学校副校长崔涛在分析成都特有的教育创新生态时所用到的关键词。

拥有众多创新教育机构的成都，是中国教育创新的第一线

其实，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大理。可以说，两个城市都具有催生教育行动的必备元素。只是，它们的区别似乎在于：大理更加浪漫主义，而成都更有烟火气。或许，不同的城市基因与气质吸引了不同的人，让两地的新教育探索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对于教育创新，行动都是宝贵的。在应试教育占据主流的大背景下，行动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当一群人带着自己对于教育、对于未来的理性思考，联结起更大的一群人，投入百分之二百的精力，搞起了一场场新教育实验，他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是教育宇宙中一个个无比珍贵的信号。这些信号，不一定是我们通向未知未来的密码，但没有它们，我们更将寸步难行。

用猫猫果儿学校创始人陈钢的话来说，“这些能够真正投身新教育实践的人，无论成败，都是已经走在自我救赎道路上的勇士。”

如果大理的这批教育创新者当初没有移居大理，他们还会照旧搞新教育实验吗？答案也许是不确定的。只是，有一件事却是确定的：大理那不断飙涨的游客数量。和任何旅游城市一样，日益蓬勃的旅游业让大理当地的房价和物价不断飙升，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变化：

曾经的‘怪人’销声匿迹了，那些特立独行自在好玩的人仿佛濒危的物种，在大理越来越难以存活，剩下的是千人一面的复制者，一批批地粘贴在此起彼伏的客栈里、卖珠宝翡翠的商铺里......大理丧失了最初的包容，变得小里小气、狡猾世故起来。

——民谣歌手周云蓬

数据来源：大理统计局

面对一个似乎日渐”世俗“的大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一些早期的“老大理”，选择了离开。“创新成本低”、“对教育有想法的人”，在未来还会一直适用于对大理的描述吗？抑或，“限制反而能够催生创新”？

未来，谁都不好预测。但毫无疑问，大理已经在中国教育创新版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或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创造更多中国教育创新的“大理现象”。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LIFE教育创新”，作者查敏（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育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