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于是我带他参观了几间学校。

有一间在小区门口，刚创办，第一年收生。校舍很大，有很多户外活动区域，装修美轮美奂，理念也特别吸引人。

自称为香港第一间“Forest School”（森林学校），跟从北欧式教育，德国老师，只讲故事不学写字，每周五拉孩子们去爬树抓泥鳅。听着太吸引人了。不像一般香港的幼儿园只在商城里拥有几间房间，孩子们只能坐在封闭的房间里反复辨认ABC, 在室内小小的滑梯里轮流锻炼一下大肌肉。

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获得牌照。校长出示了教育局的信件，声称只差消防证书就能获批。当时还只是 2 月，预计 6 月拿到牌照，9 月正好开学。于是，我就义无反顾地给孩子报了名。

学校很体贴，5 月开始，提供免费的适应课程，一天一小时，家长可以陪同，让孩子能在 9 月前适应学校的生活。儿子感受也不错。

学校教室图一

8 月初，学校发出通知，教育局认为校舍违建，不批准牌照，学校正在联络各方，努力解决。同时组织召开了家长会，与家长沟通前因后果。不过家长可以随时要求退回学费押金。

香港读书竞争也很激烈，8 月再转校，基本上没有好学校会收了。所以，当我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看到很多家长板着脸，沉默不语，似乎随时将爆发一场骂战。

8 月的香港炎热异常，但教室里的空气却像秋天一样冰冷。

校长是一位女士，40 岁左右，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戴了副金丝框眼镜，是那种放在人群中绝不会引人注意的那种。今天，她不像前几次那样穿着端庄整齐的职业套装，而是宽松的牛仔T恤。想来是想让大家觉得更亲近自然，减少隔阂。

家长会刚开始，她并没有直入正题，而是播放了几段北欧学校教育的片段。孩子们在户外快乐地奔跑，像成人一样讨论着人生问题，用各类游戏来训练孩子们相互沟通与合作。

校长很聪明，也非常细心。家长们选择这间学校，本来就是因为认同这种教育理念，再加上孩子们童真的笑声，渐渐软化了家长们剑拔弩张的姿态。

之后，她又一一点名每位孩子在适应课程中的表现，让家长感受到学校对自己孩子的关注。脸色又更加柔和了。

不过，她的聪敏细心、她对家长会的铺排和设计，不是我今天分享这个故事的重点。一个能当校长的人，这点水平肯定要有的。到此时，我依旧持观望态度，我的心态倒是不错，反正孩子还小，如果没学上，就在家里多待一年。真正打动我的，是接下来她讲的故事。

学校教室图二

1. “我陷入了一个疑似骗局，但我打算为自己、为投资人把学校办起来”

2014 年，原本在沙田一家学校当老师的她，被三位中年男士聘请来这家学校当校长。和我们一样，她被这么漂亮的校舍吸引住了。

投资人是两位 70 多岁的伯伯，退休了，有些钱，想圆下教育梦。两个人投资了 800 万港币，由那三位中年男士负责运作。这三位就请她过来做校长，负责课程的编制、招生和日常学校的管理。

自她接手后，发现光校舍的装修就用了 600 万，仅是翻修而已，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但是合同、单据都在，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

过些日子，她发现那三位迟迟不去申请学校牌照。再后来，连人影都找不见了。去商业罪案调查科报案，对方称表面没有违法证据，无法立案。

她看那两个老伯伯可怜，已经花了 600 万，如果不继续下去，那钱就都打水漂了。况且，对她来说，以前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三十多岁就能当校长，如果真能做下来，也是职业突破的捷径。

她硕士时研究北欧教育，对这种自然教育法情有独钟，可惜香港没有类似机构，无法实现她的教育理想。眼前校舍拥有很多户外活动区，又是从零开始，正好可以任由自己一展所长。所以，她决定挑下这个大梁。

可是，现实比她预料的要残酷太多。最先迎接她的，不是可爱的学生、尊敬的老师，而是一张张恐吓纸条和一个个半夜突然响起却没人说话的诡异电话。她的汽车被刮花，她被人堵在学校门口连骂 20 分钟脏话。

学校的网球场

2. “我是做教育的，我绝不送黑钱！”

讲到这里，校长的眼睛有些泛红，持话筒的手微微颤抖，似乎那恐惧的乌云仍在。

那些恐吓，无非是想阻止她继续做下去。学校地处新界乡村，附近是新界原住民。那些原住民，如同活跃在香港影视作品里旺角的黑帮一样，表面奉公守法，台下却霸道无比。

他们问她收保护费，俩老爷爷说，人家要就给吧。她却说：“不行！我是做教育的，绝不送黑钱！”

后来，她猜测，对方不光是想收保护费，应该跟那三个疑似骗子是一伙儿的。办学校赚不了钱，他们想让那里不了了之，之后重归废弃，这样装修一新的场地可以改来做其他盈利用途。

这是在与人争食，是不死不休之局。先生不理解，朋友们劝她放弃。她说：“我出生草根，爸爸妈妈拿综援（社会福利金），我能读到大学，拿奖学金出国留学，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自己不服输和坚持！”

她去了警察局、去了反黑重案组，可是没有证据，也没有造成实际伤害，仅仅只是给她录了口供。她每日里战战兢兢，却求救无门。

学校户外区图一

3.这世间有最重的恶，也有最真的善 

另一方面，为了开发香港第一份森林学校的课程体系，她向欧洲的近 200 间森林学校发了求助信。她希望有学校可以邀请她去学习一个星期、把课程材料发给她参考、再安排老师能一步步指导她完成香港课程的搭建。

出乎意料的是，有几十家学校回复了她的邮件，其中一些发给了她网上的公开材料，也有好几家邀请她去学校学习，并可以安排她住在当地学生的家里，观察如何在家中实践自然教学的理念。

因为无法去得太久，她选择了其中德国的两个学校。她在德国住了三个星期，观察并拍摄老师如何教学，住在学生家里，和家长探讨这种教育的优缺点。

德国的老师们讶异于香港依旧在用德国 30 年前的教育理念在教孩子。他们承诺，等她招到了老师，可以同样安排老师们去德国学习。以后每年，也可以安排学生和家长来德国学校学习几天，住在德国学生们的家里。还有一位老师，三个 TA（教学助理），主动说在学校开业后过来香港做两年老师。所以，后来在招生的时候，学校对外称会有四位德国教师。

在香港，有一位新界的老伯伯，拥有一片树林和河滩地，平时也就种种果树，没有什么大用。听说了校长的新教育理念，同意长期免费借给学校带孩子去野外学习。

校长在实习时候的老师，了解了她的情况，放弃了在传统学校的高薪厚职，降薪一两万加入新学校与她一起开发课程。再有她曾经的学生，从澳洲大学毕业后，不介意薪水低，未来也不知道学校能不能开成，回香港后就一直跟着她干。

“我们没有钱请校工，现在学校的清洁都是我们老师们在做。”校长指着教室后方一位挺着浑圆肚子的年长胖女士说。“她就是降薪一两万的我的老师。有一天，一大早，我看到她全身是汗，脸涨得通红，拿着拖把在教室拖地。香港的夏天有多热，她的身形又这么胖，可是为了一会儿上适应课的孩子们能光着脚跑跑跳跳。她还是自己又拖了一遍地。” 那位胖胖的老师对着我们腼腆地笑笑。

她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承受不了这么多。但是如果我不坚持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德国的老师、这些香港跟着我拼的老师们，还有那愿意无偿借个我场地的阿伯？！”

她说完，另一个瘦瘦小小黑黑的年轻女孩，对大家挥挥手说：“校长是我见过最疯狂的人。希望我们一起支持她继续疯狂下去。” 

坐我隔壁的家长开始抽泣。另一边，也有一位妈妈抹起了眼泪。

学校的户外区图二

4. “官字两个口，随便他们说，白纸黑色居然都能反悔！”

学校注册也是一条漫长而波折的路。校长从前只负责教课，且一直都在成熟的学校里上班。对如何注册一间学校一无所知。但她觉得手续复杂并不可怕，无非多跑几趟罢了。

人总是容易低估困难的程度。

由于是香港唯一的一个自然教育课程，教育局要求学校根据教育局规定的幼儿园孩子们必须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列表，逐一解释如何在新的课程中实现。每一本教科书为何采用这一本，而不是另外一本，都需要解释理由。就为此，她准备了厚厚的六十页全英文的报告。

这些本来就是她擅长和感兴趣的，倒是容易解决。此外，她还需要得到土地使用权的许可。

她先去了负责城市规划的规划署。规划署派专员来现场评估了人流、车流、学校密度等数据，评估在这里是否适合建一间学校。好在隔了几个月，评估通过了。

因为学校使用的是现有楼宇，必须通过楼宇建造质量和维修质素的评估。于是她去了屋宇署。屋宇署称，新界的特殊土地，不归他们管，要去找地政处。

她又跑去了负责批出及征收土地、变更土地用途等工作的地政处。地政处于 1982 年成立，而学校的校舍建于 1958 年。地政处没有这栋楼宇的资料。因为没有资料，他们出具了“No comment”(没有意见)的报告。

再之后，她去了消防局。当时三个疑似骗徒虽然花了 600 万装修费，但消防设施以一般民用的来铺设，与对学校的要求还相差很大。

而且不像其他在商场里的学校，商场本身已经做足了消防设施，根本不需要学校再烦。但这间学校是独立的一栋建筑，像商场一样，所有消防设施都必须独立安装。厨房需要用耐火材料，要有室外消火栓、室外水缸，室内自动报警设施、灭火器等等，把学校装修好的天花板又重新拆了再装，足足又过了十个月。

学校洗手间

期间，教育局同意她先行开始招生，但每月都发信提醒学校，牌照的申请就差一个消防证书，要求学校拿到之后立刻提交。

招生的结果还不错，有 20 多个孩子报名，对一个刚起步的学校来说，这个战绩还算不错。德国的四位老师也辞了手头的工作，开始办理来香港的工作签证。

2017 年 5 月 21 日学校终于获得了消防证书。5 月 22 日校长把消防报告递上了教育局，并被告知十个工作日后就会有批复之后，喜滋滋地群发了邮件给所有报名的家长，称预计 6 月初将获得学校牌照。

6 月初，批复下来了，给了校长和老师们当头一棒。教育局批复“该学校校舍属于违建，不通过牌照申请。” 校长急急得打电话去问，负责这个案子的官员，态度非常官僚，称地政处撤回了没有意见的报告，且 1958 年的房子，这么旧了，就应该拆了重建。校长邀请他来实地考察，看看房子的质量如何，对方直接挂了电话。

“官字两个口，随便他们说，白纸黑色居然都能反悔！我真的很绝望。”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声音有些沙哑。我能体会到当时她的心情，马上要开学了，以为一切都熬过去了，结果还是一场空。不禁鼻子也有些泛酸。

作为投资人的两位老爷爷跟她说：“算了，放弃吧。不管怎样，我们依然感激你！”

学校教室图三

5. “也许好人真的有好报”

在漫长的牌照申请过程中，一开始，恐吓一直不断。转机如恐吓一般来得毫无预兆。

2016 年 2 年，香港政府在为 9 月的区议会选举寻找各区的投票场地。工作人员看到了装修一新的校舍，交通也比较方便，询问是否可以租用作为投票场地。

当时，学校仅有校长和她老师两位工作人员，在不断的恐吓和骚扰下，前路茫茫。

有一次，她们商量，如果最后失败了，她们打算把校舍捐给“五个小孩的校长”。（香港另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有机会艾玛再与大家分享。故事被拍成电影，大陆翻译为《可爱的你》，由杨千嬅和古天乐主演）

电影《五个小孩的校长》，由真人真事改编

当选举工作组找上她们的时候，她们欣然同意了，且在场地租用费里，填了“0”。当时她们就想，反正学校空着也是空着。以后如果失败了，至少有人来过，这里也曾热闹过，不会只有她们两个人。

“也许好人真的有好报。因为我在经费上填了“0”，而其他地方租用场地需要支付 10到 20 万元不等。有一天，选举工作组、廉政公署、警察局、重案组一起上门来考察地形。借此机会，我把我的困难一起汇报了上去。 也许，那些恶徒以为我被这些部门照着，所以，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稳。”

不过，这次无端又被认定为“违建”，她猜测，也许也是他们在背后做的手脚。

6. “Yes！We Can Change！We Can Believe In Change！We Need Hope！”

校舍前身是一家公立学校，因为收生不足，被迫关闭。但是，作为政府下属的公立学校，校舍不可能是违建。尽管时间久远，但肯定有迹可循。

校长没有放弃，她去很多部门翻找档案，几十页几十页的英文材料，翻得她头晕眼花，屡屡都想放弃，但一想到她背负的责任，她还是坚持了下去。

终于，她找到了一份 1960 年当时那个公立学校的维修资料，资料中有该学校的土地图则报告。

时值 2017 年 6 月底，香港政府正面临换届，教育局人心涣散，无人接手此案。她跑去找元朗区议员求助，在区议员的帮助下，上立法会论述。

日历终于翻到了 7 月，可惜有了做大事儿的教育局局长，却没有做实事的副局长。

她给新担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写信，终于获得了关注。她拍了学校很多张照片，彩色打印出来，夹在土地图则报告中，交给了当初不肯来现场考察，只说“这么旧的楼，肯定要拆掉重建”的官员。

官员反口说：“哇！学校真漂亮！像是元朗的哈罗！”（哈罗公校是英国皇室贵族学校，在香港屯门建有分校，是香港最贵的国际学校。）他还表示，预计 8 月 22 日左右能有批复。

讲到这里，家长们不约而同鼓起了掌。那两个妈妈已经快泣不成声了。我们希望， 8 月 22 日真能等到好的结果。不为孩子，只为校长的这一份坚持。

家长会结束后，我问她，除了那些支持她的伙伴们，还有什么支持你一路熬下去的？她回答说，谁也没有料到奥巴马一个黑人能当总统。你记得他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吗？是“Yes！We Can Change！We Can Believe In Change！We Need Hope！”（是的！我们可以转变！我们相信转变！我们需要希望！）

她那小小的个子下，拥有的是怎样一个坚强的灵魂？！

走出学校，我抬头看向天空，那广阔的蓝天与白云下，这朗朗乾坤中，有着如此最真挚的善良与坚持，也同样有着最贪婪与残酷的恶念。

本文转自Epoch非虚构故事，作者艾玛_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