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芥末堆 base 在美国的小伙伴，我可以说是一位 ASU GSV 大会的老人了，已经参加了三次 ASU GSV。我一直觉得这个大会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在于跨界，将不同行业、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去探讨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在回顾系列的第二篇，我想和大家分享到我在 2018 年 ASU GSV 大会第二天早上听到的一个圆桌，在这个圆桌上，有着非常耀眼的嘉宾，他们包括：

• Brad Lane, CEO of RIDGE-LANE Limited Partners （主持人）

• Bev Perdue, former governor of  and managing partner at RIDGE-LANE （北卡的73位州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州长）

• John Mitchell, vice provos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Stanford;（目前世界排名前二的教育学院）

• John Fallon, CEO of Pearson（没有任何质疑的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公司）

                               （按照顺序，从左到右，分别意味着政府、学界和业界）

这三位来自政府部门、学界和业界的佼佼者坐下来，共同讨论了一个相信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合作来帮助人们提高学习的最终结果？虽然在圆桌上，他们所说的这些例子和故事都只是他们从美国、又或者是西方国家市场上的一些经验总结，不过，依然可以给国内的我们一些启发。

想要讨论如何合作，那么就应该认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作为一州之长，Bev 认为政府最大的长处是“做正确的决定”，回顾美国历届政府的教育政策，并没有所谓“不作为”，每一届的政府都在试图通过走访、研究等手段来了解教育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但政府的缺点在于“不稳定”。Bev 讲到了自己曾经向美国的教育部门询问一个项目的推进情况，即使是她这样的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的人，都不能够得到迅速且有效的正面反馈，因为在最终落地的时候，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行为并不一致，作为真正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并不想推行执政者的方案。

而来自 Stanford 的 John Mitchell 认为学术界在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作用在于他们专注思考的能力，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可以期待学术界能够非常深入、专注地不断探索下去。但这样的优点的另外一面，就是学术界往往很难看到全局，而且对于特别复杂情况的解决能力，几乎是很差的，所以在很多教育改革面前，学术界会显得清高且疏远。

培生的 CEO John Fallon 觉得业界的长处在于能够快速且乐于用领先的技术去解决教育行业中的实际问题，但是作为公司来说，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是远远低于政府和学术的，他们必须去考虑投入产出的比例，如果不能够得到资本、数据、政府、学界等等多方面的支持的话，可能很快项目就会中途失败。

虽然三方所处的立场不同，但是其实在面对时代所给予的挑战的时候，这三方的态度又几乎是一致的 —— 科技乐观主义者，无论如何都要把握这次科技浪潮所带来的新机会。

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帮助每一个人去面对所谓科技浪潮所带来的挑战，毕竟“30%-50%的工作都被机器所取代”这样一件事情，正在来临。这是三方希望共同去面对的问题，但三方的角度却有明显的差异 —— 

政府需要考虑的是谁应该学习，学习应该在哪里发生。因此他们更多地考虑不是服务那些已经可以获得资源的群体，而是那些在贫困地区、或者是职业生涯已经步入中后期的人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去面对社会的挑战。

而对于学术界来说，他们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出“how to learn”的问题，无论是通过教学法的创新，还是教育工具的变革，而对于到底是谁，又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需要被传递，并不是十分关注。

业界考虑的方式更加直接，他们非常希望提供一个多样的产品体系给到这些急需通过学习而进行职业变革的人们，他会承担早期的教育市场的工作，同时他们还要提供课程，开发新的技术去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那么，这样的合作是可以规模化的么？如果是可以的，那么应该如何做去让三方更多地合作，而真正地推动教育行业的发展呢？

Bev 对于三方的合作充满了信心，这大概也是源于自己的经历。Bev 举到一个自己的例子，在她当任北卡州的州长的时候，当时他们自上而下推动一个叫做 Read to Achieve 的运动，主要帮助那些没有能力获得优质教育的孩子能够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那是美国第一个州层面，甚至是国家层面，学术界、业界和政府一起共同的合作项目，至今已经有 11 年了。“如果没有三方的共同努力，可能需要 30 年我们才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但是正是因为合作，我们有了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数据，以及更多的公司参与其中”。

而放在今天，政府不仅仅需要做这样的发起者，它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让科技和设备在美国的任何一地方都能够获得（connective and avaiblity）。

对于学术界来说，他们欢迎这样的三方合作，但是对于合作本身来说，学界显然不能够成为那个主导者。John Mitchell 教授的观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请业界和政界来告诉学界，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让更多的学院坐下来，组成一个学术的联盟来共同解决。

对于规模化很有经验的培生，则是希望依赖社区所提供的力量做规模化，其实本质上也就是投资策略，John 提到要找到本地的教育创新者，教育创新项目，借助他们的手来推广教育体系改革的全球化扩展，而另外一方面，则是专注于科技的力量，从培生对于行业的观察来看，科技可能带来的巨大推动才刚刚开始，有很多力量尚未显现，例如学习科学、认知科学等等，这一方面，需要和学界共同努力，去创造。

完整的视频链接请移步：ASU GSV Summit: Public Sector, Private Sector & Academia - Collaborating for Improved Outco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