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从北京回到老家，王立云都带着够母子两三个星期穿的衣物。摄影/陈瑶霖

7岁陶陶的家在北京，却只能在距离北京4个小时车程的河北遵化偷偷上一年级，他没有学籍、没有新教材，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也不知道他的存在。所有这些，只因为他是弃婴，无法拥有户口。

7岁的陶陶每天都去上学，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像一个“影子”，只能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不能参加学校的比赛等集体活动，同学们的口音也跟他完全不同。

陶陶的家在北京，却在距离北京4个小时车程的河北遵化南边的一所村小里，“偷偷”上一年级，他没有学籍、没有新教材，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户口。而且，如果今年他再登记不上户口，连偷着上学的机会都可能失去。

“之前在北京上幼儿园时，无法购买保险，他就参加不了集体活动，我只能以幼儿园志愿者的身份，在孩子们集体活动时，亲自去照看他。”陶陶的妈妈王立云对《财经》记者说。

一个人在中国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可以识别他的身份证号码，从入学、高考、工作、结婚、生育到平时的出行乘坐各类交通工具，都难以实现。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全国有1300余万人没有户口，截至2017年2月，全国公安机关先后为1240万各类无户口人员登记了户口。但这不包括陶陶。

上天赐予的礼物

遵化是唐山市辖下的县级市，距北京市区约4小时车程。

陶陶“偷学”的学校远处，是一片裸露出石灰岩的小山，沿路风起沙扬，走近后，已经废弃的一座石灰窑厂显露出来。国道两边连绵不绝的商业楼和村落里的居民楼深处，隐藏着曾经的热闹。

一位村民告诉《财经》记者，五六年前，这里还很繁华，整片山中的石灰岩被开采、提炼，送往轧钢厂用于钢材定型。“后来要治理北京的雾霾，慢慢地，工厂都不让干了。”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地区居民王立云的老家，1995年时她嫁到北京。2012年1月8日，她在老家村子附近的路边遇到了陶陶——一个用红袄棉包裹着的婴儿。

王立云回忆，当时她看天色已晚，天气寒冷，孩子看上去比较虚弱，便抱着他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做过记录之后，建议她先暂时照顾这个孩子，或送到当地的福利院去。

“警察当时说，你看我们都是大老爷们，也不会带孩子，你不如先带回家养着。”王立云说。彼时的她，动了收养陶陶的心思，她到医院给孩子做检查，除了体弱、免疫力低下，陶陶并没有先天疾病和缺陷。

王立云也想过把孩子送到遵化当地的福利院然后再办理收养，但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在她之前，有很多比她更早申请收养孩子的人。王立云舍不得已经抱了多日的陶陶，一心想合法收养他。

其时王立云和丈夫结婚已七年，户口也早已随丈夫迁往北京，多年来，由于丈夫身体的原因，他们始终无法生养子女。为收养陶陶以及日后办理户口，她依次到自己家辖区派出所、北京市朝阳分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总队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收养的孩子可以上户口。

在遵化，她也得到了好消息，陶陶不用一定送到福利院，可按“弃婴”办理收养手续。王立云和丈夫按照遵化当地民政局给出的流程办理：到捡拾地的派出所补办报案说明；到《唐山劳动日报》连续登载寻亲启事三个月；到北京市朝阳医院开具了夫妻不育证明。“捡”到陶陶七个月后，王立云在遵化市民政局拿到了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收养登记证》（下称《收养证》），并立即到北京申请办理落户手续。她说，此时她得到的反馈是，收养手续合法、齐全，需等到《收养证》正式生效两年之后，可办理落户手续。

一切似乎顺利，王立云没有多想，继续等待就是了。

求而不得的户口

2014年7月，陶陶《收养证》生效两年后，王立云把领养手续整理了一下，认为到派出所走程序即可，孩子读幼儿园也不会受到影响。一度她没有收到回音，此后，在辖区派出所，办事民警告知，陶陶没有捡拾地福利院的集体户口卡，无法为他办理户口。

王立云费解的是，已经拥有合法的收养手续，为何不能办理。

她找到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林丽霞，以及北京徐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维华，在两位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

直到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研究过她所提交的一系列证明材料：包括《收养证》、户口簿、结婚证、捡拾孩子时的报案情况说明、夫妻无生育能力证明、登报声明等，给了她正式答复：孩子要想登记户口，必须之前先有户口。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17年8月出具的《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说：“根据本市现行户籍政策，被收养人应在捡拾地福利机构落户后，再申请投靠其养父母进京入户。”

这让王立云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律师和法律援助工作者协助王立云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函申请解决陶陶的户口登记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意见并无不妥，予以维持。公安部根据《信访条例》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建议王立云“应向问题发生地有关部门提出”。

根据现行的《收养法》规定：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被收养。《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也规定：“收养非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在弃婴和儿童发现地的收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则规定：“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其实，为落实国务院的相关政策，北京市政府办公厅2016年8月27日也下发了《关于解决本市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但它解决不了陶陶的问题。

首先，该《意见》允许非福利机构事实收养的弃婴登记户籍，但仅限于在北京市范围内捡拾的弃婴。

其次，该《意见》中虽然也有关于“其他无户口人员”的规定，但有一个前置条件“符合本市户籍管理相关规定的”，才可由“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无户口人员居住地派出所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登记户口”。

在北京直接落户行不通，王立云转而想先在遵化落户。但河北遵化民政局和福利院又表示，王立云收养陶陶的程序合法，已经河北省民政局正式批复，收养事实成立，不可能回到河北遵化福利院集体户口落户。而且，王立云夫妻两人的户口都在北京，也没办法让孩子在遵化上普通户口。

一筹莫展的王立云甚至想将陶陶的《收养证》撤销，把陶陶送回河北遵化的福利院，登记集体户口再重新办理收养手续。但河北遵化方面坚持，合法手续无正当原因为何要撤销重办？如果在撤销之前王立云将陶陶送回福利院，还可能涉嫌“遗弃罪”。

王立云面对的，是在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与北京市政策之间无法弥合的一条“裂隙”。从2014年王立云手里的《收养证》生效至今，王立云说，“觉得自己好像在跟空气较劲。”

“介入这个案件已经三年多了，王立云收养陶陶的程序合法，于法、于理、于情都应办理落户手续，给孩子一个正常成长的条件，可就是办不下来。”北京徐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维华说。

偷偷上学

因为登记不了户口，年满6岁的陶陶无法入学，王立云的权宜之计是在老家托一位相熟的小学老师，把孩子“藏”在自己的班上，最初时连课桌都没有，只能坐在讲台旁边的小板凳上。除了这位老师负责的语文和数学课，诸如体育、英语课，陶陶只能“消失”。

王立云努力给孩子制造一切正常的假象。回遵化之前，她拜托陶陶幼儿园同学的父母来家里做客，说孩子也要回河北老家上学，以后只有周末才能一起玩。家里来客人时，也会让陶陶表演学校里学到的朗诵，这时，陶陶总是站得笔直，字正腔圆一字一顿地朗诵，声音洪亮，在隔壁房间都能听到。王立云还会带孩子去博物馆、去郊游，“等陶陶有了户口，这些就都有了”。

在北京长大的陶陶，一直在努力学习遵化方言，适应当地的生活，每次返回北京，和曾经幼儿园认识的小伙伴们玩时，小伙伴们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体弱的陶陶经常生病，王立云不得不辞掉工作，专职在家照顾，丈夫在离家几公里外的工厂当厨师，一日三餐、周末无休。根据北京朝阳区政府金盏地区办事处劳动和社会保障科2014年提供的证明，王立云的“待岗费”和丈夫的工资合计，家庭月收入4360元。

陶陶每月从遵化往返北京的家中，因为没有身份证，无法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只能坐“黑车”，一趟就要两三百元。

王立云有自己的计划，等陶陶回到北京，可以重新上一年级，之前的基础实在薄弱，英语一节课都没上过。但眼看北京的小学已经进入新的招生季，入学信息采集将在5月底截止，她心里越来越焦急。如果户口无法解决，下一个学年开始时，孩子只能中断学业或继续跟着熟人老师留在一年级。

清明时节的村子里，一群孩子在享受假期的最后一天，陶陶也想加入其中，但不太顺利，这时他突然抬头看到妈妈正站在不远处的铁轨上，似乎在叹气。他撒开腿快步跑过去，手脚并用麻利地爬上铁轨的坡道，手臂环抱着妈妈的脖子，小脑袋靠到了妈妈怀里。

围绕教育和医疗优势的“隐形福利”，让北京的户口成为全国瞩目的资源，政府也因此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但是，从小被遗弃的陶陶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北京妈妈后，怎么样才能融入北京的生活呢？

“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被遗弃不是他的错，没有先在福利院落户也不是他的错，不应该让孩子来承担不是他做错的事情。”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工作者林丽霞说。

本文转自财经杂志，作者袁建胜、陈瑶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