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可能性仍像阴云盘旋，每隔几周他的心里还是会蠢蠢欲动，也害怕再对其他事物成瘾。“据我所知，成瘾者中没有谁是完全被治愈的。”查理说。

三年前的夏天，两条路摆在27岁的美国人查理·布瑞克(Charlie Bracke)面前。自杀，或者戒掉网瘾。

查理是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大块头，有二百七十斤重。他善于和人交往但内心敏感。他总在人前露出笑容，同时经受了近十年抑郁症的痛苦。每当生活出现危机，他就陷入游戏。最糟糕时，他连续九天每天玩16个小时。

2015年，两次试图凭借意志力戒除网瘾失败后，他计划自杀。

实施自杀3个月前，查理的父母意外造访他独居的公寓。查理大吃一惊，他坐在电脑前玩游戏，没有梳洗，满地垃圾和披萨外卖盒。母亲面露担忧，“这比我们想象得严重多了，我们要怎么做来一起‘打败’它？”

最后，父母选择抵押房产，送查理去一家网瘾戒除机构治疗。他同意了。

三年过去，查理再没碰过游戏。现在他有了一份工作，在大型连锁超市做备货员。凌晨4点他必须起床上班——以往这是他结束游戏的时间。他和几个“病友”住在华盛顿一间公寓里，业余时间在当地一所大学读会计学。去年他买了智能手机，还有交女朋友的打算。

两三年里，查理接受了至少5家媒体的收集。他被树立为成功典型。但他说，失控的可能性仍像阴云盘旋，每隔几周他的心里还是会蠢蠢欲动，也害怕再对其他事物成瘾。有个“病友”几年里治疗了两次。

“据我所知，成瘾者中没有谁是完全被治愈的。”查理说。

查理在网戒中心的树林里。《卫报》拉斐尔·索尔迪 摄

自愿接受“治疗”

十月的一个夜晚，查理只身一人，沿着对角线，从美国东南角的佛罗里达州飞到西北角的华盛顿州，在雷蒙德市中心以东14公里的森林里，找到几间小木屋。

这是一家美国网瘾戒除机构“重启生活” (restart life)的中心。创立9年来，“重启生活”已接收超过200个年轻人，年龄在18-30岁之间，其中只有7个是女孩。2017年他们也开始接收未成年人。

查理的父母已经为他支付了费用。第一阶段500美元一天，第二阶段6000美元一个月。查理前后花了近10万美元，大约是美国人均年收入的两倍。

穿越树林掩映的乡间泥路，中心的几个伙伴和治疗师正围坐在篝火边聊天，查理的不安被打消了，他说，这里的人都很友好，他感到舒服、安全。

但多数人刚来的时候都无法迅速融入。希莱尔·凯什(Hilaire Cash)是这里的三名创始人之一，是从业超过20年的执业心理治疗师和这家机构的临床主管。她说，这些年轻人大多会和父母一起来，刚来的时候显得焦虑不安，甚至愤怒，拒人千里，有的青少年甚至会在几天时间里都怒气冲冲。一个男孩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就是嘶吼。

在美国，几乎所有州均立法，除了紧急情况等可强制送治外，成年公民不得被强制接受精神健康治疗。在华盛顿等几个州，对未成年人的强制送治也是不合法的。

自愿是主要原则。治疗前，他们需要在文件上签字，声明自愿接受治疗，并被告知相关法律权益。有少数人反抗，如果是成年人，他们会直接打包离开。希莱尔说，他们是自由的。如果是未成年人，机构的工作人员会跟着他们，如果他们决意离开，只能报警。

父母采取的手段是和孩子博弈——他们让孩子自己选择，如果戒除网瘾，父母继续经济支持治疗费和今后的学费等，如果放弃，他们将独自讨生活。

查理观察到，越年轻的伙伴对治疗的抗拒越强烈，戒除网瘾需要更长的时间。有人会拒绝治疗，拒绝出门，给父母打电话让他们接走自己。“他们还在上学，经历过最糟的事情不过是学业失败，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查理说。

从9岁到26岁，查理几乎经历了所有人生挫折。

幼年时，大四岁的哥哥欺凌查理，和朋友一起拿他取乐。9岁的查理唯一的办法是玩游戏。

1997年，名叫《创世纪》的网络游戏风靡一时。查理深陷其中。这是一款奇幻游戏，“里面没有限制，可以做任何事情”，查理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在游戏中他是无所不能的。哥哥去上大学后，游戏在查理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变少了。

大二时，外祖母去世。为了逃避痛苦，他再度沉迷游戏。他在大三下半年辍学，同时被诊断为抑郁症。

在希莱尔看来，这是很典型的情况——网瘾者在上大学后状况急剧恶化。她说，孩子在家庭生活的结构中，网瘾问题不易显现。

辍学后查理在披萨店打工，每天只做三件事，睡觉、工作、游戏。两次试图重返学校都失败了。尔后的一次失恋让他跌落谷底，加重了抑郁，药物也起不到太大作用。他每天在家玩10-12小时游戏。为了戒断网瘾，他一度把电脑藏进储物间。但一个月后，他找出电脑疯狂地玩了一周，奖励自己辛勤工作。公司开除了他。

这一次查理把电脑卖了。两个月后，查理的哥哥一家要去旅行，请他照顾房子和狗。进入哥哥房子的瞬间他意识到，“他达到了所有我想成就的事情——有自己的家庭，有好的收入，而那时我已经两年没有约会”。

在哥哥家的9天，他每天玩游戏16个小时，“我不是想玩游戏，只是玩游戏让我不会觉得自己很悲惨。我放弃了，确定自己是失败者。”

他计划在卧室的厕所里自杀，并在厕所门上贴一张纸条，请房东打电话给哥哥，过来领养他的狗，然后把自己的尸体埋在某处。自杀计划在11月实行，那是外祖母的忌日。每年此时母亲都很伤心。他想让母亲在一年里少伤心一次。

查理小时候和姐姐的合影

对网瘾的认知尚浅

目前，网瘾在美国还不是一种疾病，也没有进入医疗保险。

医学界已初步理解大脑中成瘾的机制。在接收一定刺激后，例如吃东西、性爱，人体会分泌多巴胺，大脑中一定数量的接收器感知到多巴胺后，人会产生快乐的感觉。但过度刺激下，大脑为适应环境，一部分接收器撤回，由此，为了保持快乐的感觉，需要更大剂量的刺激来分泌更高浓度的多巴胺。希莱尔说，所有成瘾机制都是如此——“过度刺激、接收器撤回、更大剂量的刺激”，陷于恶性循环。

但网瘾是否是疾病仍处于争议中。

“人类对大脑疾病的认知还很浅”，前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主任何日辉说，无论是抑郁症，还是成瘾障碍，都是症状学诊断，不是病因学诊断。具体而言，医生无法直观了解患者大脑中发生多少变化，只能通过对症状的了解，判断其是否患病。

何日辉举例，他接手过一个病例，孩子经历过校园暴力，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演变为学习障碍，社交障碍，最后在家中沉迷游戏。何日辉说，从症状看，可以说他患有四五种疾病，但异病同源，最根本的病因是创伤。

希莱尔最早接触的网瘾案例在1994年，一个25年轻男人因为婚姻失败、被公司辞退寻求心理咨询。慢慢地希莱尔才意识到他的问题是来自沉迷一款叫“龙与地下城”的网络游戏。她用6个月帮助他停止游戏，重拾音乐兴趣。那时在美国还没有“网瘾”这个词，她用的是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关键是，找准问题的核心是游戏。此后，希莱尔不断遇到类似的案例。

美国史岱生大学心理学教授克里斯·弗格森（Chris Ferguson）告诉《后窗》，很难说网瘾究竟是单独的一种病，还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一种症状。

实务界和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2018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把“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列入其中。所属类别是“由成瘾行为引发的障碍”，定义为对游戏长度、频率的控制障碍、认为游戏的优先级高于生活中其他兴趣活动，以及负面后果的持续升级。24名学者曾联名对此进行公开辩论。

在美国精神健康医学界，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的最新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更为权威。在这一版手册中，首次把“赌博障碍”纳入成瘾障碍的疾病范畴，表示经过研究赌博障碍者跟物质成瘾者有很多相似性。但手册称“网络游戏障碍”还需进一步研究。

克里斯·弗格森说，因为争议存在，目前美国尚没有针对网瘾的诊疗标准出台。

但在实务界，合格的治疗师凭借经验和专业知识先行实践。希莱尔强调，在确定是否成瘾时，“负面后果”是下判断的关键。例如失眠、学业失败、与家庭朋友疏离等等。同时她表示，需要有经验、有证照的人才能作出更科学的判断。

查理一度认为玩游戏只是一种爱好。在“重启生活”进行治疗3个月后，他觉得自己生病了。最终说服他的是内心的一段对话。

“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值得父母抵押房子为我治疗？”

“如果我得的是癌症，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肯定不会。”

在小木屋的半年里，他几乎与世隔绝。不能用手机，一个房间分享一个座机跟家人联系。平时参与非电子的活动，做家务，郊游，定时接受心理治疗。最多六个人一组，时刻保证有一个治疗师陪着他们。他一周看一部电影，只能看动作片、喜剧片、纪录片等。不能看电视。

查理认为，这里最大的帮助是让他建立起健康的习惯，用其他东西替换游戏。他现在爱好健身、骑自行车、打高尔夫。有稳定的工作和学习，有朋友，必要时才使用电脑。

刚到小木屋时，由于无法接触电子产品，大约两周，他感觉和任何东西失去联系，压力很大，易怒、头疼，睡眠总被激烈的梦境打断。奇怪的是，他梦到的几乎都是沉迷游戏前的日常生活——大学里的精彩派对，或是5年没聊过的老朋友。

网戒中心森林深处的攀岩板。图中为查理的室友马歇尔。《卫报》拉斐尔·索尔迪 摄

治疗的边界

与世隔绝是戒除网瘾的第一步。查理在那里住了50天。除了各种活动，每天会有集体治疗，六人小组在专门的治疗室内，在治疗师引导下就某些主题谈话。此外，每周他会跟私人心理治疗师艾伦单独聊一次。

戒断、各种心理治疗手段的结合是“重启生活”的核心。

然后，他们会搬去市中心一座由“重启生活”运营的公寓。公寓有自己的规则，例如要健康使用手机和电脑，违反规则就会被赶走。这时的治疗重心放在如何恢复社交能力，如何设立并达成长期目标。一个月后查理找了一份最低保障的工作。治疗之余，他去参加任何能找到的戒断小组，如匿名戒酒会，在那里获得他人的支持，并找到同类。

在美国，像他们这样可以住宿的网瘾治疗机构只有两家。更多的是一类被称为重症门诊的（Intensive Outpatient Program，IOP）的机构。希莱尔知道有四家这样的重症门诊专注网瘾戒除。此外，另一种较常见的网瘾戒除机构，叫荒野治疗。一般4-6个人外加一个领队和一个治疗师，在野外住12-16周，断绝科技设备。这不是为戒网瘾设计的，但对它有效。

克里斯·弗格森说，由于病因不明，对网瘾的治疗并没有公认最有效的方法。网瘾治疗处于鱼龙混杂的状态。风险是不可测的。他认为，如果有机构使用未经研究证实的手段治疗，说不定还会对患者有消极影响。

在克里斯·弗格森看来，美国遇到的更大问题或许是骗局，一些机构利用家长的恐慌，采用不可靠的治疗方法获得暴利。

今年五月，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地方媒体报道，当地一名67岁的执照护士，因雇佣无证心理治疗师为患者提供心理治疗，面临6年牢狱，和赔偿医保的15万美金罚款。

此外，这一行业有自己的协会和自律规章。其中要求，机构需要有成文的行为管理指南。内容中需包括，患者的尊严和权利需被尊重；禁闭、限制等特殊治疗手段需提前说明。

希莱尔说，即使在美国，这个行业同样鱼龙混杂，“坏的总是很坏”。就她所知，在某些野外治疗项目中，有孩子因为缺乏监护意外死亡。但采取不人道或暴力的手段治疗的案例她没有听过，“如果有他们会遇到法律上的大麻烦”。

她认为，这个行业在慢慢向良性发展——在脑科学进展缓慢的背景下，治疗风险会不断缩小。

经验告诉她，无论治疗方法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治疗师和患者一定要建立温暖和信任的关系。这会使治疗更有效。

希莱尔听说过中国采用电击治疗网瘾。而查理是第一次听说电击疗法，“这种手段会把我吓死。我会继续玩游戏，而且会继续说更多谎。”

团体治疗中使用的画板。《卫报》拉斐尔·索尔迪 摄

成人进行时

希莱尔用“成人进行时”（adulting）这个词形容有网瘾的孩子。

她说，他们的问题，不只是沉迷游戏，而是没有完全成熟。她注意到，很多孩子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技能，身体也不健康。因此治疗最开始专注他们的身体健康，教给他们生活技能，做饭、整理床铺。然后才是监管自己的能力、社会交流技能。“他们在家被惯坏了，经历了不自然状态的童年”，希莱尔说，家长没有推动他们成长。

查理认为这很准确。他说自己那时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感觉自己还是个青少年。“我不想承担很多同龄人的责任，只想玩游戏，我就不停地要那个”。像个欲求不满的婴儿。

父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莱尔的团队评估发现，家长过早地让孩子接触了电子设备。同时放任孩子，没有有效设置使用边界。

查理和父母没有什么矛盾。他从小聪明过人，是个全优生，从有记忆开始就在玩游戏。他的爸爸曾经是飞行员，从80年代就喜欢用电脑，他觉得那是社会的未来趋势。他很高兴查理喜欢用电脑。“他们没有看到消极的影响”。

这种问题在当下更为严峻。电子设备越来越早地出现在孩子生活中，无孔不入。同时由于父母都习惯了电子设备的存在，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希莱尔说，如今常见的情况是父母中一人在科技公司工作，一人至少用电脑工作，回家后父母还在用电脑和手机工作，孩子则玩电脑。每个人在家都是被隔离的——亲子关系变得疏离，互相不理解对方的需求。直到问题显现，父母手足无措。

一年前，希莱尔遇到一个极端案例。一个16岁男孩沉迷游戏，因为母亲试图拿走他的电子设备，男孩试图谋杀母亲。另一次还把她推下楼梯。

有的家庭还会存在离异、家庭暴力等问题。

希莱尔认为应该让家人参与到治疗中。他们会通过视频或电话接受每周一次的“父母指导”，连续六周。每六周来一次营地，参与课程和活动，带孩子出去玩。同时他们被要求给孩子写两封信。一封包括网瘾造成的经济上的、情感上的伤害，还有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另一封告诉孩子如何戒除网瘾，父母将会继续支持，否则就必须独立生活。

查理和父亲、哥哥在一起。摄于2015年12月，他已在“重启生活”住了2个月。

查理的父母每周会给他打1-2个电话。在小木屋生活一个月后，查理收到了父母、哥哥、姐姐给他的信，他们告诉查理他在“患病”时的表现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他们对他的忧虑和期待。这让查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伤害了和家人的关系。

和哥哥的关系也改善了。从小木屋出来后，临近圣诞，查理和哥哥有过一次长谈。意识到自己是查理成瘾的始作俑者，哥哥为此感到很抱歉。但查理说，“我自己才是成瘾的原因”。

查理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从哪天开始，他“康复”了。是在搬出小木屋后的某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周没有想到玩游戏了，或是突然发现一整夜睡得很香，白天也不觉得沮丧。“感觉更自由了”。

他一直有蓄胡子的打算。终于，三年过去，他蓄起浓密的络腮胡。8月，他将要迎来第三十个生日。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后窗工作室”，作者盛梦露。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