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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啦。今年，你会过儿童节吗？比如在朋友圈发一张旧照片，配上一些话，或感叹岁月，或追忆童年。

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怀旧更可能流行。成年人的讲述中，童年被认为是美好的，无忧无虑的，也是天真浪漫的。而儿童节，也是成年人给孩子安排的节日。所有的活动、意义，也都是由成年人来安排和解释。

第3期“八九零来到草坪”照例请来八零后、九零后和零零后各两位、共六位嘉宾共同交谈，回忆童年，并重新审视童年的记忆与怀旧。

我们一起回到童年的美好，也回到童年的“苦恼”，关于孤独的，关于男女性别的，也关于城乡文化碰撞的。

儿童节的初衷之一，是保障孩子享有快乐的权利、免于被害的权利。百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出的那一声“救救孩子”成为当今社会批判“虐童”这一极端情况的常用词，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幸运的，也不是每一个童年时刻都是值得怀旧的。

回到童年的“美好”：真实的，与被建构的

罗东（主持人）：今天的关键词是童年。在我的印象中，“童年”这个词基本上是跟回忆、美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我自己回忆童年甚至还在初中就出现了，因为作业变多，压力变大。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感受大概亦不一样。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给六位嘉宾的。你们第一次回忆童年是什么时候呢？当时回忆中的童年都是美好的，无忧无虑的吗？

何瑞（八零后）：刚上大学时第一次回忆童年，因为在农村长大，可能是当时不太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回忆童年吧。我的童年还是不错的，感觉无忧无虑，有很多趣事跟小伙伴们一起玩，比如抓螃蟹、摸鱼、钓龙虾。经常半天钓一盆龙虾，太多了，就只吃虾仁。

战洋（八零后）：感觉很多童年的记忆都是后来通过大人们反复叙述的故事重新建立起来的记忆，所以好像很难说明白第一次回忆童年是什么时候。

很多时候，童年给我的印象就是奶奶家的一切，我在奶奶家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做游戏，跟奶奶学绣花，还有看着奶奶在缝纫机上做活。虽然那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着父母，我们有自己三个人的小家，但是奶奶家的一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想可能是因为后来离开奶奶求学，奶奶就和童年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童年的确证了吧。我想童年的记忆不都是美好的，美好是成人们的想象和再叙述。

丁玲（九零后）：作为一位27岁已经步入职场3年的90后，好像已经记不太清第一次回忆童年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把小学时代定义为童年，那我的童年已经过去15年了。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乡镇学校，爸妈都是中学老师，我四岁就去到了与中学一墙之隔的小学念一年级。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是大家眼中的乖乖女，但是我的记忆好像也并不是无忧无虑，而常有孤独、（因为独生，院子里大多都是男孩）、匮乏（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从小没有零花钱）、害怕父母（因为爸妈工作较忙，脾气不是特别好）的感觉。这些有关童年时代、原生家庭的性格形成好像至今都留在了自己身上。

袁满（九零后）：想不起“第一次回忆童年”是什么时候了，好像有这个意识的时候，童年已经过去很久了。

比较清晰的一次应该是初中二年级。因为中学的时候，学校会在每个六一儿童节留出一整天的时间给初一的学生办游园会，基本上就是把操场空出来，所有初一的班级在操场里办活动，类似摆摊那种，有虚拟的游玩券。初二的时候看见低一级的学生在操场玩，很热闹，发现自己和六一儿童节没关系了。

我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物质匮乏的生活，所以总体来说，童年都很快乐。差不多三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进入留守儿童状态，但家里有爷爷奶奶幺叔幺妈，临近的还有很多家族里的亲戚，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感觉变动不是很大。我从这种家族的环境里体验到了很多人情世故。我也想象不出如果父母没有离异，我不是留守儿童，会是怎样其他的状态。

彭霖颖（零零后）：第一次回忆童年是在初一开学的班会上，因为小学初中是一所学校的两个部，大家互相认识，回忆小时候的糗事，哈哈大笑。当时回忆的童年里还有各种偶像剧啊小魔仙啊之类的东西。很多都不记得了，很多事情都是大人后来慢慢叙述的，大多都是他们看起来幼稚说出来好笑的事情。

杨子墨（零零后）：我觉得无忧无虑这个词本身就是从大人的视角对小孩的一种简单化。至少对我来说，无论是在多小的年纪，都是有烦恼的。小的时候最大的烦恼可能就是想吃的零食妈妈不给买，想要的玩具妈妈不给买（妈妈好像个反派哦哈哈哈），天天不想去幼儿园之类的吧。虽然这些我们现在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小朋友来说是很大的烦恼了。

现在还过不过“儿童节”：不是一个问题

罗东（主持人）：童年有美好也有烦恼，而纯粹的美好是一种成年再讲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比较审慎的判断。你们现在还会过六一儿童节吗？比如说，在这一天发发照片或说句什么话。

战洋（八零后）：我个人是不会过六一儿童节的，可能从学校组织的六一活动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之后，我就不再会过六一儿童及，甚至不会想起这个节日。

但是，前些年人们会发一些有关六一的段子，朋友圈里确实有朋友会回忆童年，不过我的网络足迹本来就不是特别多，也不会发照片或特别说什么话。怀旧的情绪是有的，但是往往都是发生在过年的时候。尤其这十年都是在海外过春节，那时候会特别想起小时候过年的事情。

何瑞（八零后）：我不在意儿童节，不会发朋友圈之类，小时候似乎也没过儿童节。但由于现在从事教育行业，会关注儿童节，在节日期间准备一些特别的线上线下活动或产品。另外，已经做了两年爸爸，所以现在也开始过儿童节了。近几年儿童节跟很多孩子一起过，感觉孩子们的儿童节其实比较单调（大吃一顿、看电影、游乐场等等），学校里组织的儿童节又是运动式的，没有从儿童的角度考虑，反而像是为教师、为校领导在过节。

战洋（八零后）：确实是，我们小时候儿童节的安排，是为一个抽象的儿童的概念来庆贺，很少从儿童的角度，为儿童创造好的体验。我估计对于老师们来讲也是一种负担。

丁玲（九零后）：这个月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朋友说她不过五四，她只过儿童节的。大概是长大之后发现越来越多的烦恼，想偶尔地躲避这一切的美好愿景吧。如果要发一张照片，可能就是小时候那个最可爱最天真最稚气的自己，然后希望生活再复杂再不尽人意，也要保留内心的赤诚天真。

袁满（九零后）：中学高中的时候用QQ，会在六一儿童节发一些相关的东西在QQ空间，感觉都很矫情的那种，上大学之后自己都受不了了，就再也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后来上大学，每年六一的时候都会去快餐店吃薯条汉堡，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去成都出差，写纸条给她让她带肯德基回来，结果她太忙没来得及去买，空手回家了。到城市里之后，每次发现六一了，中午或者晚上就会去买。

大学有同学给“刻意过六一儿童节且拍照显摆”的人取了个名字，叫“儿童婊”。

杨子墨（零零后）：我个人没有很在意这个节日，而且我现在没有发朋友圈的习惯了，节日纪念日甚至生日的活动都主要在线下进行。感觉发朋友圈像是在给列表好友汇报，反倒成了一个任务，我更乐意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发出来给别人看。

彭霖颖（零零后）：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是九零、零零后，基本上都会过六一，比如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我的六一礼物呢之类的话，晒一晒自己收到的六一礼物，或者怀念一下六一学校会发零食的年纪。在学校的话大家都是互相庆祝六一我们的节日快乐，好像过六一就是还是小孩子无忧无虑的。我本人对过不过六一没什么感觉，你可以一直保持童真，这取决于你的心态而不是发朋友圈这个形式。

曾经的“儿童节”：不必上课的欢乐，与形式主义的烦恼

罗东（主持人）：儿童节是成年人给孩子安排的节日。所有的活动、意义，也都是由成年人来安排和解释。这其中需要反思自然就有很多了。但现在过儿童节好像变成一种被认为是可耻的事，完全走向另一端，比如刚才袁满还提到同学曾经提出“儿童婊”。今天嘉宾中最小的零零后霖颖过些年也快成年，你们回忆下，小时候期待儿童节吗？

战洋（八零后）：小时候还是挺期待儿童节的啊，我那时候每年还表演节目，觉得能上台跳舞真是很开心的，更不用说排节目就多了更多的课余活动的时间。

丁玲（九零后）：我小时候还是期待儿童节的，因为会有不一样的表演机会，爸爸妈妈也会在儿童节给自己一些奖励和惊喜，比如带我去县城玩耍、买件新衣服之类的。想想这些，还是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

何瑞（八零后）：我的儿童节似乎也是父母带着出去玩一下，更多是跟父母去田里玩，或者几个伙伴去汉江边玩耍，玩得很简单，捡石头，或者抓螃蟹玩。当时最喜欢捡穿了洞的卵石，现在还留着一些。

袁满（九零后）：我小时候还挺期待儿童节的，这一天会放假，家长会买礼物和零食，有时候遇见其他亲戚了，还会给零花钱。

彭霖颖（零零后）：小时候还是很期待儿童节的，这一天学校会发课外书作为礼物，还会发一大袋零食，上午的课老师会设计游戏，下午是游园会，这一天会玩的很开心。回家爸妈做好吃的，会给我准备节日礼物，或者给我一些寄语。总之是很开心的一天。

罗东（主持人）：哈哈哈，所以关键是可以不上课，放假最好，最差也是参加节目活动。

杨子墨（零零后）：对啊，小孩不就想着吃和玩嘛，老师和家长都用心准备了，当然期待啦。不过如果被布置了要写儿童节经历的作文，我就没那么开心了哈哈哈。

其实表演节目这个过程确实有人很享受，但我当时有些小伙伴就不是很开心，他们觉得既然是我们小孩的节日，干嘛还要我们这么辛苦去做准备。有时候想想也确实很有意思，很多节日的庆祝方式上都有些形式主义的倾向，庆祝和祝福的对象反倒要辛苦做准备，表演给另外的群体看。

彭霖颖（零零后）：我赞同子墨的看法。我是从小到大经常演出的，知道准备过程多辛苦。但是我们很多人因为热爱所以不觉得累，为了让更多过这个节日的人更快乐一点而努力准备。

八零后与九零后：童年愿望与我们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

罗东（主持人）：八零后的童年大致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全面市场化起步的时期，父母或爷爷奶奶辈开始讲述“你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也是这一时期。他们以“前三十年”的艰难甚至是苦难来告诫，生活都好了，学习环境也好了，就必须努力，而只要努力就很可能成功。

九零后的背景也大致差不多。接下来，我把问题抛给八零后的战洋姐和何兄，以及九零后的袁满和小玲，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有，当年是怎么认为的还记得吗？ 

战洋（八零后）：“你们的生活条件好了”，这句确实反复在童年经常出现，它是长辈们一种非常直观化的体验，投射在孩子身上，带着希望和期待。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句话给我造就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认识，就是觉得生活物质条件总会越来越好。这应该是中国市场化的一种潜在的承诺和普遍希望。

但是多年过去，这种线性的历史观在我这里已经破碎了。另外，正如罗东刚才说的，这句话携带着对于个人努力和个人奋斗的肯定，好像过去的限制已经打破，新一代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有更大的自由和成功的可能，所以必须努力。但现实是，市场中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结构性的限制越来明显。

何瑞（八零后）：这样的经历太多了，父辈、祖辈经常讲他们过去的苦日子，告诫我们要珍惜当下，所以节俭的品德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迹，比如买东西我会尽量少用塑料袋，经常会思考怎样买东西更划算，一些物品是不是必需品。

外公童年的日子是最苦的，经常吃不饱，常吃野菜野果，抓到蛇就像过年。外公是教师，很会讲故事，我们也爱听这些故事，觉得很神奇。

然后有一些现象当时我是无法理解的，譬如即使很饿，他们也不会去抓满地爬的乌龟炖了吃。在当时的文化中，乌龟是王八，不能吃，即使吃也不能入锅，只能火烤，孩子们当作过家家一样吃掉，成年人是不吃的。他们吃了不少洋槐花、全麦馒头、荠菜、蒲公英之类的东西，深厌恶之，所以不做给我们吃。上《挖荠菜》那篇课文我才知道还有野菜，然后要妈妈做给我尝尝，爸爸把我批评了说浪费油。

丁玲（九零后）：我确实有这样的经历，爷爷奶奶经历过饥荒，一辈子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爸爸妈妈也出身农村，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小时候其实自己缺乏这样的经历，所以对他们的说教非常反感。

随着自己长大，去到城市念大学、研究生，看到经济发达和高水平的城市生活，其实越加困惑于这种认知中的差距，常常有一种父母这一辈并没有乘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的遗憾。

袁满（九零后）：我的童年刚好是家里情况上升的时段，我爷爷是文盲，但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开始在山里开采蛇纹矿，带我的父亲和幺爹，他的儿子们开货车，慢慢有了积蓄。我五岁的时候，家里修了楼房，又两三年，院子里的泥巴地换成了水泥地。我关于老房子的印象只有青瓦和后来院子里被砍掉的苹果树了。我也基本上是看着村里慢慢从小水电站、开矿，慢慢拓展到木业、去外地开矿、办水电站，再到后来发展旅游业。我出生之前的很早很早，早到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村子里主要还是以务农为生的。我的曾祖父（奶奶的父亲）年轻时还是个猎人。

但是我体验到的这种上升，在我的父辈身上就渐渐不明显了，他们开始经历矿改、失业、换工作，找一个“能交社保”的工作混下去。似乎我爷爷年轻时候随处可见的机遇，比如从山里搬到镇子上、开荒、采矿，这些都停止在了爷爷身上。再往后，我的父亲、我自己，都是在享受爷爷过去奋斗的成果。

战洋（八零后）：就这个问题，我想再多说两句。中国经历的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让很多人觉得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譬如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接触到的很多来城市务工的移民，他们就经常在考虑创业，考虑如何让自己快速发展。这看上去是个人的选择和体验，但是确实也是一种时代精神。日子能越来越好，像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概括。

但是在美国，近些年的年轻人就发现，美国社会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他们的日子不如父母辈。这时候他们就更多的考虑社会结构给他们的限制，发现不是自己奋斗和努力就能达到所谓“成功”的。

罗东（主持人）：战洋姐你提到的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期已经结束，加之未突破的结构性改革障碍，个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其实也在变小。而曾经像《好日子》中唱的“越来越好”速度也在远去。

战洋（八零后）：是的，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挺重要的。

零零后：我们的童年与手机网络

罗东（主持人）：子墨和霖颖，你们的童年刚过去不久，那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在上网或玩手机了，是吗？如果上，当时主要是做什么呢？爸爸妈妈会阻挠你们吗？

彭霖颖（零零后）：我觉得童年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很多简单的快乐，所以单纯羡慕年龄的话没办法，但是羡慕简单的快乐，现在也可以做到。童年的时候很少上网或者玩手机，看书和看电视比较多。小学才开始接触QQ啊手机啊之类的，不想现在的小孩子抱着智能机已经很熟练了，戴眼镜的也越来越多。当时上网就是在曾经很火的农场偷偷菜玩完游戏啊，转发一下空间，查查资料什么的，父母会给时间玩，但是考虑到眼睛的发育还是限定时间。自己也没有太多想玩的欲望。

杨子墨（零零后）：我自己有了手机是在初三那一年，在那之前更多的是用家里的台式电脑上网。当时先是玩一些小游戏，然后转为看电影，在看了一些像哈利波特一样的大IP之后就开始玩贴吧。

爸妈当然是想限制我看电脑的时间，但我总会找到机会偷偷坐到电脑前。印象最深的一个经历是有一天大半夜我爸从卧室出来去客厅，而我当时还在看电脑，听到他的声响之后立马轻声关了房间的灯，屏着呼吸呆在原地等他走开，心砰砰跳。当时还听到他说奇怪，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当时自制力也不强，有过不少惊险的经历。

彭霖颖（零零后）：我初二初三的时候也特别迷恋手机，偷偷找到父母不用的智能机，躲在被窝里玩，被父母上了好几次“政治课”。

杨子墨（零零后）：我有一个在接触手机之前印象很深的经历，就是夏天的时候，趴在家里的大床上翻哈利波特看，床单上映着外面树叶晃动的影子，现在想想还挺怀念当时简单明亮的生活的，觉得特别美好。我感觉像我这样的泛零零后是可以感受到手机电脑入侵生活的这个过程，而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在一个电子时代里，手机一直伴随在成长的过程里。

彭霖颖（零零后）：其实作为零二年出生的零零后还是能感受到发展的变化的。小时候的台式电脑偷玩了就很烫，会被父母发现，而且很慢。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电脑已经快要被iPad取代了。小时候我们下课了都玩游戏，现在下课了都是偷偷玩手机的。

杨子墨（零零后）：人们对手机很容易有一些负面的印象，很多人说因为手机的出现，孩子们锻炼社交能力的机会就少了，心理问题也增多了。

我之前编译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手机毁掉了一代人？》，里面的发现就很有意思。作者是美国一位研究代际差异的学者，她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得出来的结论里，有一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抑郁症发病率上升，孤独感增加，幸福感降低，隔离感更强，甚至导致自杀率也上升。

但是作者提出了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比如说，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孩子们更愿意在室内上网来社交，从而外出的欲望降低了，party少了，醉酒驾驶这种事故就少了，人身安全更有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远了一些，约会什么的都减少了，甚至连青少年怀孕率都是史上最低。

还有一个观点是，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孩子在现实社交中也倾向于更活跃，所以除了“沉迷上网所以社交能力下降”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平行的关系存在。

何瑞（八零后）：说到我擅长的领域了。现在的孩子之所以会沉迷游戏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课外活动太少了，学校、家长、社会都不能提供足够丰富有趣的活动给孩子们，也没有整块的时间给孩子玩耍，碎片化的业余时间只能用来打游戏。

尤其城里的孩子，放学后几乎很少有机会和同龄人玩耍，玩的范围也仅限于小区。

我们今年跟政府合作一个项目，把一种很简单亲近自然的活动——把“自然笔记”带到武汉市150所中小学校，目前已进入了120多所。即使是高中生，绝大部分都喜欢这个活动。很多学生提到，学校应该早一点给他们介绍这个活动，多带他们走到户外、亲近自然，而不是关在教室或家里。

彭霖颖（零零后）：不能否认现在没有手机真的很不方便。好比参与这个栏目的机会就是通过手机了解到而争取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学校和家长不让玩手机，所以周末回家就会抓紧时间玩。现在很多联系都是通过微信。为了不跟身边人脱节，就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浏览了解很多信息，不然就会有无法融入的感觉。

因为分完文理科，所以感受比较深，大家基本上都是从微信开始熟悉新同学的，甚至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慢慢了解自己的同学。没有手机就只能从熟悉自己座位旁边的同学开始，社交圈窄。这也是手机带来的比较大的问题。

杨子墨（零零后）：手机的好处大家都深有体会，不过可以说好处有多大，弊端就有多大，如何利用好手机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讨论和摸索的问题。

彭霖颖（零零后）：刚刚我爸看我在回复，就说手机少玩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微妙。所以我现在打开了电脑版微信，讨论关于“玩手机”的事情。

罗东（主持人）：“玩手机”这个说法就很微妙。

战洋（八零后）：很有趣，其实过去，电脑也被认为是用来“玩”的，慢慢才变成了更具有合法性的劳动工具。

“我的孩子”：享有快乐的权利，免于被害的权利

罗东（主持人）：最后我还是回到儿童节上面来。儿童节的初衷之一，是保护儿童的权益，这些权益中享有快乐的权利，免于被害的权利。而免于被害，是最基本的权利。所以近些年，人们很关注留守儿童、儿童性侵、校园暴力。

两位八零后嘉宾都是从事教育的，虽然不都是基础教育，而零零后的子墨还成立过性教育项目，比我们原来的思维和行动都前进了太多。我想做一个假设，如果你们将来有了孩子（何兄已有了），作为父母你们会怎样去保障他们享有快乐和免于被害的权利？

战洋（八零后）：我感觉对于我来说，我比较关注的是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我就会特别重视在对我女儿的教育过程中，保护她的自尊心自信心，避免各种性别刻板印象对她的负面影响。跟很多暴力侵犯不同，性别平等问题经常在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中被忽视，人们不经意的就会传递各种在我看来非常有问题的信息。

譬如反复强调女孩的外貌，哪怕是”你真漂亮”这类听上去像是赞美或无害的评价，在既有的结构中都可能再生产对女性的物化和矮化。比如对一个玩火车或建筑玩具的女孩子说：“你怎么不去玩芭比玩具。”比如对学习优异的女孩子说：“男孩子高中就有后劲儿了。”等等。当然，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对于男性也是同样有害的，譬如跟男孩子说：“男孩子不要哭”，比如说教育男性必须要成功有钱。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限制人发展的。很可惜，这些时刻每天都在发生。

何瑞（八零后）：我成年之前只被虐待了两次，一次是小学四年级女代课老师踢了我一脚，小腿都青了，还罚站。事由我已忘记。第二次是高中物理老师非要我们抄写错题，不论多小的错，我认为没有意义，就罚站了两天。这两位老师我不会忘记。

今年做教育工作也接触很多学生与教师，我发现虽然下降了但仍有虐待儿童现象，城里是言语暴力，农村是体罚。农村地区由于留守现象，儿童性知识匮乏，上周在郊区学校，见到一个二年级女生把裙子掀起来跟同学们玩。

社会如何保护儿童已经谈得太多，我说说自己。我会尽量给孩子好的环境（学校、社区），在平时教育自己的孩子，遇到暴力以及任何反常的事都要向父母倾诉，父母会支持他。

在快乐方面，给孩子更多自由，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即可。现在两个一岁九个月的男孩就特别喜欢车子，我会带他们多看车子的书，到户外看车子，小区的、工地的，等等。他们能辨认十几种车标，辨认十几种车型。

丁玲（九零后）：谢谢罗东让我意识到以后需要付出精力和智慧去维护子女快乐和免于被害的权利。

首先是安全，可能是我一直成长于比较安全的环境，所以反倒没有太考虑这一块，不过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闻让自己意识到我的子女面临的安全环境比我的成长环境要复杂得多。这一方面，我还要多加学习。至于快乐，我是一个不太会自己找乐的人，最近也在努力改变中，为小孩做一个快乐的榜样是每一个父母努力的方向吧。

袁满（九零后）：如果我有孩子的话，除了尊重他的各种意愿和选择之外，我希望他能生活在一个友善的社区环境里，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在一个友善的类似宗族的熟人环境里，因为我体验过这种环境并且从中获益。或者在一个家长们大概认识彼此的社区里，孩子们在小区公共场所里玩的时候，大家能相互照应。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其实需要有一个小团队或者组织、自组织花比较大的精力去营造、维护。

但是我自己其实在孩子这方面毫无经验，可能真要等到一定的年龄或者经历了，才会想得稍微明白一点。我感觉过程中一定也有很多困难。

杨子墨（零零后）：我记得当时马克·扎克伯格在给女儿的信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有尽力给你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们把给女儿的爱和期望转化为“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更好的地方”这样一种的努力，这种气魄和情怀让我挺感动的。但中国也有一句话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觉得现在太多人，就像我们说的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陷在前半句那样的局面里，只顾得上为了眼前的苟且奔波操劳，不敢有什么改变世界的梦想。

其实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成为亿万富翁，然后去支持和推动对大环境做出改变，去保障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所有孩子都享有快乐和免于被害的权利。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哈哈哈，所以作为一个普通家长，我想尽我所能，以身作则，给孩子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在塑造孩子成为一个乐观勇敢坚毅上进的人的同时，我自己也做一个那样的人，共同成长。

彭霖颖（零零后）：不说太宏大，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会教他要“会快乐”，因为现在“会快乐”真的太难了。要告诉他要有自己的想法，父母要充分的尊重孩子的想法，哪怕这个想法在父母的三观看来是歪门邪道，也不应该让孩子感受到无比的压力，应该充分了解他这个年纪都在想什么。我不会逼我的孩子一定要靠学习才有出路诸如此类的，我会让他多出去走走，多看书，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想这就是自由。

但是自由是我们给孩子定义的，我们认为的自由和快乐未必就是孩子想要的自由和快乐。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他有自己的想法，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样孩子受到的不公我们才能正面与他们交流，才能尽我们的能力保护孩子。但是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作者罗东。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