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它是我离高考这个时点最近的一张照片。好几位中学女同学说，她们记得的就是这样一张脸，乖得让人心痛。

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是个木匠。十岁那年，我打造了一个给牛装草料的木笼子，喜欢那把木料变成家具的过程。

高考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那时根本不知道人生中有需要特别着力的时点，没有主动跳过龙门，我最多是被水流稀里糊涂推上了龙门。

我本可以在离家300米处从小学读到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阻止了这一奇迹的发生。

老林冲村原有一座祠堂小学，我就在那里发蒙。后来学校换成了两排土砖瓦屋，在瓦屋里相继开设了初中和高中。70年代，老林冲作为县教育局的点，仿效井冈山劳动大学筹办大学。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完小学教初中，教完初中教高中，差点教到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在老林冲读中学。那时的学生除了不读书啥都干，挖茶山，盖楼房，挑湖泥。杜光炳老师还叫我们背了几十首汤头歌诀，现在能记得的只有两句：“辛温解表有细辛，大黄芒硝二花藤”。村里挖药的老师傅徐安耀还领着我们到对河黑岩上挖药，那次挖药让我记住了娇嫩无比的半夏。不久后，徐师傅挖药时摔死在庐山的悬崖上。

突然，年轻人躁动起来，说是可以参加高考了。老三届都参加了，没有一人录取，第二年，第三年，还是没有人录取，这是后话。恢复高考揭示了吃商品粮的一种全新路径，学农学工停了，真的要读书了，大家很不习惯，有些同学就乘势辍学。

1978年，我考取了杨柳高中，高一在理科尖子班。

听说同学都是各村的尖子，有的还来自“先锋寨大学”，心中畏惧。第一次作文后，班主任通知我去见校长。校长让看他用毛笔写在我作文本上的批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作文有生活气息，写得好。那篇作文题目叫《给母校老师一封信》。

这次称赞是及时雨，我增加了自信，成绩扶摇直上，期末还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奖品是十个作业本。上台领奖时，脚上靸着的半截破鞋头掉到了台下，一百多位同学笑声震破屋瓦。

高二时改读文科，班主任就是在老林冲教过我的杜光炳老师。杜老师自己正参加华中师范大学本科自学考试，比我们的高考压力还大。他住在我们宿舍隔壁，每天晚上我们这边像归林的麻雀炒得土砖上掉墙皮，他就过来骂上几声，等这边安静了，他回宿舍看自己的复习资料。第二天，天刚亮，杜老师又红着眼珠喊我们起床。

1980年高考全国平均录取比率是8%，湖北分数线名列全国前列，我们又是山区非重点中学，这个比率只能更低，考不取大学根本不丢人。多数同学找不到要高考的感觉，有一天晚上，大家到几里外的一个大队部去看电影《天仙配》，回来时发现班主任把宿舍门锁了。只有几个留级的同学点灯熬油，其中最勤奋的一位同学已经连考三次，每天晚上都在一个拳头大的油灯下熬到半夜。

两年高中生活，我更记得住的都不是读书的事。尤其忘不掉的是那无底洞的饿。半夜回家拿柴米，家里也没有，冬天只好带一兜子熟地瓜，用热米汤泡着吃。有时天暖和，地瓜长了毛，跟耗子差不多。没有菜，几个同学在教室附近空地上种了一些莴笋，每天到地里撒尿，希望它快长。后来挖个土灶，用铝盆吵菜叶吃，没油没盐，还是香极了。

考生太多，那年湖北在5月份进行了一次预考，刷下去近一半考生。

预考之后学校几棵梨树上的梨子长得比大拇指还大，馋得我们眼睛冒绿火。一天半夜，我和刘曙等几个同学把一树梨子摘了个精光，一人分了几个，还踩断了一根粗壮的树枝。校长就住在梨子树下的宿舍里，他把那梨子当宝贝，追查了好几天。杜光炳老师一口咬定说，看到附近放牛伢偷梨子。杜老师不仅跟我们同时参加高考，还掩护了我们偷梨子。

家穷没有被子，蹭同学的被子，一条被子盖两个被狗还好动的年轻人，我经常整个身子在被子外面。预考后，我病了，发烧，头痛，不想吃饭，没钱看病，本想熬几天会好起来，没想到越来越重。

高考考场在二十多里路外的雷店高中，三哥四哥轮流背我，把我背到雷店。高考时昏昏沉沉，有两门课程没有按时进考场，历史课迟到十几分钟，迟到三十分钟不让进考场，好险。

考试完了，软绵绵的我坐学校拖拉机回到杨柳。老师们估计我这个尖子生折了，很惋惜。我没想过考不取会怎样，不会有钱复读了，恐怕只好回家修地球。

看分数的日子到了，我渡过土门河去学校，正好山洪暴发，在水里悬浮着飘出去一百多米才爬上岸。

还好，考了385分，重点大学录取线是357分，这一分数线名列全国第二。外语满分30分，我得了7分，历史才63分，我最好的天分是记忆力，最靠记忆的历史考这么点分，可能跟害病有关系，其他几门都是80来分。

这分数能报考什么样的大学呢？老师们也不知道，来了张《湖北日报》，上面登有大学招生目录。重点大学一栏，兰州大学名列第一，第一志愿就报了兰大。后来才知道，那目录按笔画排列，“兰”字笔画少，“名列教坊第一部”。

7月的一天，拜访几个外村的高中同学晚上回家，父亲交给我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是我们村第一份这样的通知书，早被人拆开了看了个稀烂，录取的就是兰大。

家里人立即着急路费。父亲跑到大队借了70元，大家觉得这肯定不够。父亲又想起了县里一位副县长李文衢，说那是解放前的革命战友，从来没找过，现在该找了。父亲跑一趟的结果，是拿回了30元困难补助。

我只有几件破烂不堪的裤褂，衣服是当务之急。母亲到村里供销社扯了两丈类似府绸的薄洋布，请来一个学裁缝的堂嫂做了两身衣服。衣服穿上，宽袍大袖，微风一起，空空荡荡，轻若无物。

没坐过汽车火车，我担心会晕。当过兵的堂兄说，车咕噜动，车里却不动，我转忧为喜。

8月底，仗着这一百元的底气，我和一根扁担、一只松木箱子、一床棉被到了北方。——毕业几年后母亲还不断问我要那扁担，这是后话。

车过陇西，见车外秋雨中，有人反穿羊皮袄放羊。后悔报考兰大，冬天还不得冻死？

入学时，洗过一水的裤褂，变形得像被人扔掉的布袋，裤管的长度退守到了膝盖之下五寸的地方。秋风一吹，薄薄的裤管顺腿而上，越过晒黑的小腿和膝盖，直抵依然白嫩的大腿，我只好一次一次放下扁担，对付那死缠乱打的裤管。

进校后第一件事是买棉裤。有五块钱一件的减价货，买回来一试，裤腰齐胸。没买过衣服，不知道衣服有号码，那件棉裤一定能装下一个一米九的大个。很沮丧，只好把它留作冬天压被脚。

我就在对北方冬天无尽的恐惧中，开始了大学生活。

37年前的那次高考，彻底让我进入了人生的另一条轨道，但我当时对此浑然不觉，像一只飘在水面的树叶，跟着水流就走出了深山。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杜具只眼”，作者杜昌华。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