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校长之死，是否带给同处教育行业的教师、管理者们一些触动？面对校外交流，刘爱平校长说“我只是不愿意做无效社交”，这是为何？本文作者翻阅其博客，为您掀开故事的一角。
6月5日，一向有“网红校长”之名的赣州四中校长刘爱平从教学楼7楼纵身跳下，留下遗书称，“日益严重的抑郁症让我痛苦不堪，巨大的工作压力让我身心俱疲。”
但如果真的将刘爱平校长之死全然归因于抑郁症，而非反思一位从教27年，在教育界颇有口碑的校长，在求死前到底经历过怎样的苦闷和困境——似乎也太简单麻木了。
斯人已逝，反思对谁有意义？也许是对尚未染上抑郁症，但却同样在教育事业中挣扎、彷徨的校长们。“校长”一词，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语境。
因何“网红”？刘爱平校长其人
“教育转型期的学校管理，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怎么办？”
刘爱平死后，他的新浪博客“刘爱平的教育随笔”成了关注者追溯其生活状态的第一入口。
392篇博文记录了刘爱平从2016年到离世前教育工作的点滴心得，细琐但不离其宗——学校管理。而一个纵贯其中的问题，便是上面这句“怎么办？”
怎么办？刘爱平的办法简单说，就是找到方向，然后硬做也要做出来。
他找到的方向是阅读，是经典治校。他在校园里竖起孔子像，在学校建成寒暑假也座无虚席的图书馆日知堂。
很多理念及物容易，及人很难。这便是刘爱平须“硬做”的地方。
他的第一桩“怪事”，就是每天支一张课桌，坐在校门口晨读，读《论语》、《老子》、《孟子》，读到第一节课上课铃响。风雨无阻，读了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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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他攥着钢丝球亲自打扫男生厕所，坚持了一个月。以此向老师和学生作则：全校人都觉得卫生死角的男厕所，也能被打扫干净；引申开去，学生学习、教师工作中觉得有没法进步的死角，只要去做，也做得好。
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一个“厕所校长”的名号，不胫而走。
这两件事，直接让他成为“网红”。的确会有 “校长作秀”的质疑，但如果翻阅他博客中相关文章，你就能明白，这种看起来“最笨”的法子，可能是他能想到最好的法子。
他好比教育探索之路上的郭靖，你当然觉得他可以不必如此，但懂的人都能认同他何以如此。
“从事教育管理多年，深感管理的不易，深感管理的维艰。尤其面对教育转型期的学校管理，我感到非常迷茫。教育转型期的管理，受社会大环境的熏染，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人力成本增加，道德缺陷，价值迷离，奉献意识不够，责任意识淡薄，民主权利意识增强，信息公开透明，诚信缺乏等。”
“其中，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诚信，应该是当今管理的最大困惑。”
“面对学校管理的新特点，我认为，管理者的一味牢骚，一味怪话，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会滋生新的问题。面对管理呈现的新特点，管理者不仅要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胸怀，要有舍我其谁的霸气，还要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担当，有邪不压正的信念。”
刘爱平有热血、也能下硬功夫，赣州四中在其8年任期里从一个薄弱的、口碑差的学校一步步赶超中流，走向上游；但结局仍归于悲剧，其中便有了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也许其中最大的错位在于，他将一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当作必须靠一己之力去完成的任务；他以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局面，其实跳出来就能看到很多同路人与解法。
然而，他终究没有等到折叠被打开、问题被摊平的时候。也许有那么几天，他只是感觉自己站在孤独的湍流中，看到西西弗斯的石头再一次滚落下来。
艰难处境：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刘爱平的困境，他自己看得很清楚：
首先便是教育处于转型期，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
第二就是教育从业者价值低迷，很多旧习积重难返；
这些难题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教育全球化转型的背景。
这个时代的教育应该追寻什么样的价值，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方法？不仅中国在摸索，全世界都在碰撞中探求：中国的精英阶层教育观对标美国博雅教育，美国对标丹麦与芬兰的幸福教育与创造力，而英国又来中国取经，探求有效率地学习……几乎所有教育大国都正在参与一场竞争：寻找一种更优模式，让本国孩子在10年、20年后能更胜任未来机器智能时代的人才竞争，推动本国站在竞争力的高地。
这本来亦是机遇，给了教育者建立并实践自己理念的机会，刘爱平亦有“舍我其谁”、大干一场的情结，然而其立足的传统教育，却是这股时代洪流中被撕裂得最厉害的一支。这种积重难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价值迭代：
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教育观、分数导向的评价方式仍占主导，转换价值过程中，公立学校是变革成本最重的，转型亦慢；
教师管理复杂化：
教师价值感低，老教师对待学生的方法陈旧，新教师很难激发集体感；另一方面，班级学生多，教师负担重，待遇低；
家长需求升级：
家长要求更复杂多样，对学校施加更多压力，传统学校没有管理家长的经验。
而重负荷的另一面，是很多公立学校能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机会并不多，获得真正可借力的抓手并不多。
从刘爱平的博客中，大致能梳理出他跳出本校，对外交流的模式：
本地教育局举办的校长研修班；
由教育部主导开办的名校长培训班；
国内外学校互访、交流；
文化名人来学校访问、做讲座。
除了第四项交流，实际上除了那些资源深厚的公办学校之外，普通学校能触及的的资源圈层不过是校长朋友圈向外一至两层的拓展，而这些名家，可以和校长做理想的构画，却很难有实际的探讨。
而前三种交流，刘爱平很快就察觉其中“不实际”，并从很多他认为是“无效的社交”里抽身出来。
“我不是不愿意社交，只是不愿意无效社交。我认为，社交不应该仅体现在“吃吃喝喝”与“左右逢迎”上，社交应该把重点放在办好学校与提升自我素养上。”
然而空谈经验的业务培训也并不都有用——
“‘教亦有法，教无定法’的教育理念已经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甲地的优秀校长，到了乙地却未必优秀。为什么呢？教育具有较强的水土性。教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任何教育理念的引进或办学经验的借鉴，都必须契合当地的教育水土。盲目的照搬照抄，只会给当地的教育带来损害。”
“当今，不少校长都很重视“借力”，舍得花钱送老师们外出学习培训。政府也很重视校长的培训，经常组织校长们外出培训学习。不能说这样的举措没有意义，只能说这样的举措效果不是很明显。根源在哪里呢？还是培训的侧重点出了问题，即培训的侧重点大多放在经验或举措的汲取上，过多地照搬别校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最后不切实际地在学校推广，结果可想而知。”
相反，是一次第三方培训活动，让他深受启发：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参加由霍英东基金会在香港举办的“红三角教育干部管理培训班”，我特别惊讶于香港中小学校内的图书馆使用率极高，而且图书馆内都进行了高档装修，他们非常重视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回到学校后，我立即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借鉴香港中小学校图书馆的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的使用价值，给图书馆铺上了地毯，安装了空调，采购了大量师生喜欢的热门新书，开设了阅读课……。从那年起，学校图书馆一直坚持开放，寒暑假也不例外。
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而自校长以下，针对老师、视野开阔而实用的“行会”活动更少。更多时候，他看到的场景是这样的：
办公室里，几个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旁边，接受老师的“教导”——训话，面对老师的狂怒，呆若木鸡的学生一言不发。记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看到一个训话的老师非常辛苦，自己训话了一个小时，连一口水都没喝，口干舌燥，倔强的学生却没有说一句话。细细听来，除了该老师啰啰嗦嗦的埋怨与指责外，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有价值的育人信息。
而另一方面，同样一批老师，他们在工作中付出的时间与健康，也使刘爱平无法再多说什么。
刘爱平从《论语》，从苏霍姆林斯基那里读到的教育反思与心得，面对学校日常的高压，似乎既没有场合、也没有好的办法拿出去劝服老师改变。而即便是他自己，在通过大量阅读、研究，瞥见教育真正的价值之光后，除了一味“硬做”，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外围的人，终难知晓压垮刘校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但从他的博客中，能清楚看到，只囿于一所资源有限的学校，他的困局的确是难解的。
打开折叠，任重道远
在大略翻完刘爱平的新浪博客之后，我最大的感触还是“教育的折叠”。
折叠这个词始于2016年雨果奖得主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在那篇小说里，不同阶层的人如同折纸一样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时间段里，彼此知道存在，但老死不相往来——这算是阶级固化的文学版演绎；但很多时候，人们对折叠一词的心有戚戚，却同样适用于很多其他方面。比如中国的学校之间。
刘爱平面临的问题，在很多公立学校都很难破局，但既然他能看到教育的借鉴实际上是“就其中具有可行性的某一个点进行有益尝试。积少成多，推动学校慢慢发生变化”，那其实对其有帮助的，恰是去看足够多不同的点。
这些点分布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而作为K12教育媒体人，我能看到问题何其相似、解决方案常有互补之处，但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不同类型学校，彼此不愿相望，大家在折叠状态中，独自咀嚼自己的痛苦。
这种折叠不仅在赣州如此，即使在中国教育格局发展最前沿、最国际化的上海，也是一样。
最近几年，我常常能听到（非一线）公立学校校长谈及生涯教育。这是教育部也在推行的教育内容之一，但在正式大纲出来之前，很多学校想尝试引进这样的课程，于是在市面上寻找课程研发的供应商，但其实这件事，也许更好的做法是和本地英式国际学校、加拿大国际学校打通些联合，因为说到生涯教育，这两国都是推行日久，本来就有理念完备，内容成熟的课程。
再比如教师管理。我曾参加过一次全球领先职业测评机构给老师做的工作坊，始知教师管理、驱动力激发，以及站在教师本人立场的职业规划与进展，都是可以交由第三方成熟团队去做，这也是国际化教育集团会采用的方式。当然就像刘爱平所言，这样的经验不可能“全纳”，但其中的策略和方法，有没有能拿来借力的？或者说，从这样机构的经验，再去看老师的处境，是不是有完全不同的角度？
类似这样由一个个案例而来，触动我思考的地方很多。一篇文章没法历数国际化学校的经验，在何处能触及公立学校的问题，我单来纸面上打开折叠，历数今天的教育有哪些形态。
01 创新型学校
在今天中国有一类学校可能规模不大，但形式足够创新，这些学校甚至不是从学校体系中发展起来的，更多是对当今世界运作方式有一定理解，转而投身教育的学校。
这些学校的特点是能广泛吸纳中外顶端社会资源，教育类、非教育类都有，改编成一所学校的能力培养选修课程。
这类学校的特点是学生少，教师热爱接受新鲜事物，能较好做到个性化培养。
缺点是有时过于理想主义，具有一定不稳定性，学校需要花很大精力筛选家长，或获取家长支持。
02 市场型学校
大多数民办双语类学校可以看作这一种，优点是融合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教育模式和课程，有实力支持教育教学研究，学生数量适宜，老师负担尚可。
缺点可能就是贵，或很容易在巨大社会、家长需求压力下变得功利。
03 农业型学校
即大多数公立学校。实际上公立学校内部的分层也很厉害，北上广深一线公立学校的氛围与格局不属于前两种学校，但对于更多“普通”公立来所，先进理念、资源、管理经验都非常低，老师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
但这样的学校也有很大的优点，它们是社会公平的主阵地，也是变革后适应未来的中式教育推行之主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为什么列出这样三类学校？因为从今天的情形看，很多时候，教育的交流是第一类与第一类交往，第二类和第二类交往，第三类与第三类交往，只在很少的时候有“跨越”式交流，但实际上，真正解决问题的经验，可能就在彼此之间。
在国内的三种类型学校之外，实际上以机构形态存在的课程研发项目、管理培训项目也层出不穷，机构有时会充当国外经验的本土化试点，这对很多资源有限的学校都是甘霖。
这些也许只是我的空想。但翻阅博客之际，我仍不免哀叹，刘校长对教育的很多见地，都一定程度照进了K12融合教育的动脉，这样对教育怀有热情与深思的校长，最终因绝望与抑郁症而死——总觉得在更早的时候，在其尚踌躇满志的时候，让他能看到更开放、更独立的教育形态，也许他也就能看到所做之事的更长远意义，并因此获得慰藉。
逝者安息。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顶思”，作者September，编辑田菁。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
来源：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