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学生的高考分数平均比城市孩子低40分。在校大学生中，农村学生比例超过6成，但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越来越低，更多只能考地方本科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布朗大学合作的一项研究——社会晋升成绩单 (Mobility Report Cards) 也显示，进入21世纪，尽管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大学升学率迅速增长，但大多数流入了专科和营利性院校，来自底层20%学生进入优质本科院校的比例则没有显著变化。

精英大学的致命伤与 “非精英”大学的价值

“社会晋升成绩单” (Mobility Report Cards) 研究由斯坦福大学经济教授Raj Chetty领衔，利用财政部1999-2013年间的3千万税收记录，计算学生家庭收入的代际差异和就读大学的关系。

一方面证明了美国精英大学作为社会晋升阶梯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架阶梯的狭窄。尽管贫困学生进入大学后也能最终达到与同一大学的学生相当的收入水平，但他们进入大学的渠道却十分有限，并且在不断收紧。

研究主要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

1在常青藤及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即“常青藤＋”）中，来自收入最高的 1%的家庭的学生进入这十二所大学的概率是最低 20%的77倍，后者仅占“常青藤＋”学生群体的3.8%。

四所大学学生家庭收入情况对比，来源：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

2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个人职业进入稳定期后，个人收入整体上十分接近同一大学就读的高收入家庭学生，说明同一所学校的贫困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至少拥有相当水平的能力。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成年后的收入对比，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3中游水平的公立院校为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提供了最有力的驱动，晋升率达到6%。也就是说，这些学校既为低收入学生提供广泛的入学机会，也可以帮助就读的学生成功摆脱贫困。

在这项研究中，晋升率 (mobility rate) 定义为全校学生中来自收入最低20%的家庭，但在成年后个人收入达到最高20%的学生的比例，计算方法为入学机会 (access, 全校学生中来收入最低20%的比例) * 成功率 (success rate, 这部分学生中成年收入达到最高20％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入学机会和成功率都高的学校才会有高晋升率。

研究统计的学校中，“常青藤＋”大学的成功率最高但入学机会低；公立精英大学的晋升率最低，因为入学机会和成功率都不具有优势。

哥伦比亚大学（晋升率3.07%）与纽约州立大学Stony Brook分校（晋升率8.41%）的对比，来源：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

4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晋升率最高的学校贫困学生的比例急剧下降了，预计将导致晋升率下降接近1/4，而这些大学通常是在近一轮政府财政缩减中受影响最大的学校。

尽管大学社会晋升发生的机制、除学生工资收入提高之外的其它效用都还有待研究，Chetty等人的成果将我们的目光引向ASU、GSU等普通公立大学，并突出了关注他们创新模式的急迫性。

长期以来，很多公立大学都认为扩招学生只有在财政拨款提高，增建教学楼和宿舍，雇用大批教职员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然而ASU和GSU的经验都证明即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促进学校改革，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提高质量。

大学提高社会晋升水平的关键在于通过基于平等精神的创新方式，为更多的低收入学生规模化地提供优质教育。

精英大学的教学模式固然有效，但规模有限，更不会轻易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所接触到。以纽约州立大学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和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为代表的免费优质高等教育也曾是普通人家通过择优录取的教育实现美国梦的坦途。

然而，近年来，由于持续的预算缩减，这些学校的理念显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在金融危机后的五年间，仅加州大学的预算就削减了十亿美元，占其预算总额的四分之一，学费则在21世纪的前十年间涨了四倍。

当公立教育的负担从政府转移到学生本人身上，公众也在发问，大学还会继续向所有有能力的学生不问出身敞开大门吗？学生和家庭所作出的投资，能得到回报吗？

加州大学 (UC) 和加州州立大学 (CSU) 的政府拨款（上图）和学费（下图）变化，来源：加州公共政策研究院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那么，什么样的大学创新才能促进社会平等呢？两个鲜为人知的大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找到答案的方向。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18年“最具创新性大学”排名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佐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均位居前五，与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齐名。

它们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 利用在线平台，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灵活调整课程设置
  

• 跟踪成绩数据，帮助学生规划学业发展，针对性预防辍学

• 共享创新经验，在不断验证改进中扩大成果规模

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合作模式帮助大批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给予这些大学在提高学生入学机会和学习效果方面的成就足够的关注和认可，将对鼓励大学创新、促进教育公平起到重要作用。

一 、 在线学习 让课程适应学生

自从慕课 (MOOCs)诞生以来，在线教育发展迅速，然而只有在与数据收集和分析结合的时候，它在提高学习效果同时降低成本方面的潜力才能得到真正释放。

在过去20年里，私人企业挖掘了大量用户数据来根据人们的消费习惯设计产品、制定营销策略。我们习惯了亚马逊和Netflix利用它们积累的数据，通过复杂的算法来为我们精准推送书和电影，却很少有大学会用同样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按时毕业。

尽管很多教授对线上学习仍然抱有怀疑态度，视之为二流课程，但可汗学院 (Khan Academy) 等机构推广的短视频和互动测验结合的课程模式正在体现出它的效果。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 Bowen主导的一项早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就证明，学生在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中的学习效果和在传统课堂中旗鼓相当。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是在线适应性学习在公立大学大规模应用的代表。ASU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学，除线下学生七万余名外，还有近三万名学生就读于ASU的100%纯线上分支。学生中将近40%是第一代大学生，三分之一拿联邦助学金 (Pell Grants)。

ASU有一半的学生每学期至少上一节在线课程，使学校得以在不扩建教学楼的情况下持续增长学生人数。过去十年间，ASU 的在读学生人数、低收入学生比例和四年毕业率均提高了10%以上，同时生均开支下降了800美元。

ASU在线教育与星巴克合作，为其雇员提供免费大学教育，来源：Starbucks Newsroom

ASU的做法是通过在线平台的实时反馈系统，学生可以得到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表现数据可以让大学跟踪规律趋势的变化，调整课程设置和辅导安排。

没有哪两个学生的学习方式会是完全相同的，更不用说是几百名学生了，然而几百名学生在同一个房间听同一个教授用同样的方式讲课在多数公立大学却是常态。

ASU每年都有大一的新生需要先多上一节补习课才能开始高等数学的学习，但是很多学生无法通过结课考试，或者通过之后依然跟不上正式课程。

自2011年起，ASU开始在这个课程中使用创业公司Knewton开发的适应性教学技术，可以在平台上为每位学生创建个人学习档案，记录在电脑上的学习表现和进度，并根据档案数据自动调整出题顺序，为学生推荐巩固练习和视频教程。

学生仍然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到同一个教室，但并不会听统一的讲座，而是在电脑上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

助教会跟踪每个学生的进展，并为遇到困难的学生提供实时指导。很多学生需要在某个知识点上比别人多花时间，但是软件平台的支持可以让他们即使在课外也有足够的资源来自主学习，赶上进度；而在传统课堂中，这些学生很可能就会因此掉队。

进度快的学生则可以提前参加补习课结课考试，并在学期内的小学期就开始正式课程的学习，为自己也为学校节省费用。新系统投入使用的第一年，这门课的通过率就从66%提高到了75%。

ASU还在用同样的方法改革拖慢学业的通识课程。运用适应性教学法，新的课程设计致力于保证学生能熟练掌握重要概念，在实际解决问题过程中主动学习。

学期初，学生会先做一个诊断性测试，老师据此提供对应的教学指导，并在每一课结束后针对水平测试中暴露出的学生没有掌握的概念提供额外辅导，直到学生通过测试为止。每门课程都有一个分组先试用这一套系统，根据反馈改进后再在整门课推广应用。

教务长Elizabeth Philips介绍说，这套方法的优势不仅仅在于能让教学团队具体到各个知识点和教学目标，细致地追踪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能够激发学生本人的问题意识和自主学习的动力，培养批判性思维。

在线适应性学习系统帮助学校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帮助，来源: Knewton

二 、数据支持 从入学到毕业

预测分析 (predictive analytics) 也是商业管理中常用的数据分析技术，用来预判风险，发现机遇，帮助决策，然而科研上一向注重实证的大学却在管理中长期依靠直觉。预测分析手段在大学的应用正在改变这种模式的弊端。

ASU的eAdvisor在学生辍学率最高的前两年跟踪学生的情况，根据历史数据帮助学生发现职业兴趣，找到适合他们兴趣和优势的专业，结合专业要求给学生提供学业规划和选课指导，并持续跟踪学生的毕业进展，所有信息在学生的操作面板上一目了然。

根据学生在各院系教授圈定的关键基础课上的表现、专业的课外要求等，eAdvisor 帮助学生预判其在该专业上成功的概率，并在学生偏离预定计划的时候及时提醒学生与导员线下会面，商订补救方案。 

例如，eAdvisor会要求准备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尽早上完统计学，以保证他们能完成专业要求，而不是在上了大量心理学通识课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想做实验设计。

在选择通识课时，面对表面上看去相差无几但都满足要求的大量笼统课程名称，eAdvisor则可以通过分析过往学生的反馈和学生本人的规划，推荐更合适的政治学而不是经济课，或者物理课而不是生物课。

eAdvisor 收集的数据还能同时帮助学校安排课程计划，保证学校开足学生需要的课程。“学生选课不应该像排队领救济粮，或者抢购物资”，教务长Philips 说。

ASU的电子导员系统，来源：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佐治亚州立大学（GSU）也是一所有着2万4千名在读学生的公立大学，其中60%来自低收入家庭。为了更好帮助学生，GSU用过去七年间积累的200万条成绩数据来预判学生的学习表现，并从中找出了一系列最容易影响学生正常毕业的因素，以此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预防性支持。

例如，数据显示助学金无法填补的学费缺口大小和学生成绩呈显著负相关，学校即进一步利用算法发现存在学费缺口的个别案例，及时为其提供小额临时贷款，防止学生因此辍学。

这样的帮助在州政府发放的助学金持续缩减的情况下对学生尤其关键，一笔2500美元的援助就可以帮一位26岁的单身母亲按时毕业，而不必休学一学期来挣够学费。

为了防止额外助学金的发放造成过重财政负担，学校也利用数据试验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发放补助的不同方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尽管学校将导员的工作负荷从每人负责700名学生降低到了300名，依然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在过去，通常只有格外勤勉的学生才会主动要求与导员见面，而真正有困难的学生常常要到受到学术警告或留校察看才会被导员所注意到。

 有了新的数据分析手段，在学期间，当学生学习成绩出现下滑时，系统会自动向负责导员发送预警，导员于是可以与学生会面，向学生提出课外辅导、额外暑期课程等建议。

这些措施使GSU的拉美裔学生的毕业率从22%提高到了66%，黑人学生从29%提高到了57%。也许这样的数据依然显得差强人意，但要知道，全美本科院校的平均六年毕业率也仅为59.8%。

佐治亚州立大学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帮助导员与学生建立更高效的联系

来源：Association of Public Land-Grant Universities

也有学者对GSU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算法帮助学生圈定专业很有可能会限制学生的兴趣发展，阻碍学生尝试更有挑战的课程和专业。数据收集的过程更会提高隐私侵犯的风险，增加学校过度监视学生的可能。

和在其它领域一样，新技术与应用技术的新方法都会带来许多难以预知的挑战，需要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有效应对。

三、校际合作 扩大创新规模

大学创新联盟 (University Innovation Alliance) 致力于通过传播ASU, GSU等大学的经验，广泛提高同样招收大量贫困学生的大学的毕业率。

该联盟由包括ASU, GSU在内的11所大型公立研究型大学组成，共有在校学生近50万人，通过各自实验新的干预手段，共享对成本和效果的研究，并大规模推行成功项目来提高低收入学生的毕业率，并将之推行到联盟以外的学校。

根据联盟的估算，若GSU的预测分析技术可以在整个联盟内推广，则可以共计每年多毕业1万9千名学生，节省2亿美元的学费和1亿美元的税收开支。

高等教育的竞争环境常常阻碍各大学在争夺教授、学生和研究资金的同时进行合作。这样的竞争，尽管有良性的一面，但为教学创新实现集成性、可扩散的影响力造成重重困难。

而大学排名机制则鼓励学校保持排他性，而不是在扩大入学机会的同时追求学术卓越。正如ASU校长Crow所说，ASU目前的招生标准其实和20世纪50年代的加州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相差无几——也就是说，顶尖的公立大学并不是一直像人们已经接受了的这样竞争激烈。

联盟成员之一，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教育学院院长Douglas Mitchell说，河滨分校招收不到其它加州大学校区那样精英的学生，然而学校决定，接受它所能招收到的学生，并将他们培养成为精英。在前述“社会晋升成绩单”研究中，河滨分校的晋升率约为6%，超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

大学创新联盟的合作模式

来源：University Innovation Alliance

通过在成员间平衡良性竞争和成果共享，合作实验、检测、汇报结果，联盟致力于在高等教育领域提高整体水平，为全国提供建设性经验。

联盟内部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不仅使学校能够采集大量教学实验数据，也使它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可借鉴性。

高等教育的公平和效率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标准，至少其中之一是它作为社会“均衡器”的作用，即帮助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最大程度上实现个人价值，为家庭改变命运、改善生活提供动力。

机会、过程和结果公平同样重要。美国亚历桑大州立大学、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创新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一方面是看到同时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可能，另一方面是技术在适宜环境中的推广所具有的潜力。

我们期待着在国内高等教育的讨论中也能看到类似案例，推动高等教育质和量的发展。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LIFE教育创新”，作者董天怡。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