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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公共责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这是新时代我国学前教育的新定位、新目标和新使命。所谓幼有所育,包涵国家之育、社会之育和家庭之育三个层次。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2016年,全国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比上年增加149.03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7.4%。其中,民办幼儿园15.42万所,比上年增加7827所;在园儿童2437.66万人,比上年增加135.22万人。在园儿童数量上,民办园在园人数所占比例持续扩大,2005年至2015 年,民办园学生人数占比从30.7%升至55.2%。除去企事业幼儿园10%左右外,教育部门举办的公办园在园儿童数增速明显较低,占比由2005年的50.6%降至2016年的大体仅有35%左右。在部分省分特别是西部地区,公办幼儿园比例更低。
2018年3月,笔者有机会到H省进行调研。据某研究机构提供的情况表明:H省共在册幼儿园15400余所,不在册幼儿园约为2500所。除普惠性幼儿园外,90%以上乡镇幼儿园为民办园。全省公办园仅为400多所。按在册幼儿园计算,公办幼儿园占2.59%;按所有幼儿园计算,公办幼儿园仅占2.23%。全省幼儿教师合格率仅为25%,农村幼儿园教育缺口十分严重。无论是全国,还是各个地方,越来越强的市场化浪潮席卷整个学前教育,而其风险日益明显:
风险之一:过度市场化消弱了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治理能力。
在H省,我们看到部分县市只有一两所公办幼儿园,只占当地全部园所的百分之二三。公办幼儿园在园儿童所占比例下降,缺少与民办幼儿园的竞争能力,甚至成为一种边缘力量,很难发挥引领、指导和示范作用。由某教育机构召开的全省学前教育论坛,各种企业、投资者、民办幼儿园长成为主体,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参与——这一方面表明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个论坛不支持。但另一方面更表明,在4000多人参加的教育论坛中见不到政府管理者的影子,更为严重的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民办幼儿园大型学术活动,无人问津,疏于管理。
中国学前教育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体系。我们的判断是,学前教育发展既有百花齐放,也有杂草丛生。过度市场化使得学前教育参与者众,有企业资本、也有民间资本;有内部动力,也是外部势力,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学前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一齐涌入中国学前教育市场。对于幼儿园里给孩子教什么,什么教?许多地方政府知之甚少。特别是一些全西方化的学前教育打着国际教育的牌子迷惑了许多中国家长,成为所谓“高品质”幼儿园的代表。作为最基本公共服务的学前教育,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运作,过度市场化将使公共事业成色变浅;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发展事关百年大计,更不能完全交由“资本”来左右——过度市场化的学前教育,将中国儿童发展和国家利益构成潜在而长期的战略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育工作。”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运用两种力量都不是无边界无限制的,需要找到一种平衡。过度运用市场手段发展公共事业,必将使政府丧失对学前教育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最后甚至失去对学前教育的管理权力。过度市场化既降低了学前教育的公共属性,损害了人民群众应该享受的公共教育,也损害了政府的公共教育责任。
风险之二:过度市场化使得幼儿在学前教育阶段失去平等发展的机会。
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也是儿童发展的公平底线。城乡幼儿园的办园条件、师资水平和保教质量的差距十分明显。目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学前教育收费,从偏远农村的每月收费为150-200元,到大城市的10000元以上,城乡儿童从小所获得的教育经费资源差距很大。如此大的差距,我们拿什么说,保障所有儿童享有公平发展的机会,又如何来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不能沦为社会分层的工具,不能让儿童从小就失去平等发展的机会,更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对社会公平产生动摇和怀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多谋民之利、多解民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必须指出,让所有儿童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学前教育不仅关系到家庭命运,更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不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而首先是各级政府的责任。
风险之三:过度市场化增加了养育子女的家庭成本,降低了生育愿望。
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已经达到38888.39亿元,学前教育经费为2802亿元,占全部经费的7.21%。但是,我们看不到各级政府公共经费占学前教育经费的比例。另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调查数据估算,“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远高于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1.01%的结果,总量上相当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60%。”部分地区,学前教育非财政性经费会高达70-80%,甚至高达90%。
调查表明,只有少部分民办幼儿园能够得到政府经费支持,民办幼儿园成本几乎全部由幼儿家庭负担。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调查表明:“在学前阶段,家庭生均校内支出占生均教育总支出的88.8%,校外支出占11.2%。”其内涵是过重的校内支出抑制了校外支出。北京师范大学刘焱教授团队研究的成果同时表明:“总体而言,城市3-6岁儿童家庭的学前教育总消费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据笔者调查,北京海淀区幼儿园月收费大多在2100元以上,其中凯尔宝宝婴幼园高达13080元/月。学前教育经费比例占教育经费比例过低,政府财政性投入过低是家庭学前教育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让家长承担了过重的学前教育负担,抑制了家庭其他正常的消费,抑制了家庭的生育愿望。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全国一孩数量为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城市二胎生育意愿岌岌可危。上海市2018年1月的调查表明,已经生或愿意生二胎的妇女分别仅占4.8%和3.3%。而不愿意和不确定的比例分别高达56.4%和35.4%——多么可怕的数据。其中经济压力太大(35.9%)、缺乏带出孩子的帮手(7.0%)和入园、入学压力大(11.6%)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养育儿童,既是家庭责任,更是国家责任,而国家不能将主要责任压在家长身上,这既不公平,更缺乏远见,其所消减的是国家未来劳动力的数量,其所消弱的是21世纪中国国家未来的竞争能力。
最后,我想谈一谈未来民办幼儿园的前景和出路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学前教育在园规模已达4413.86万人,超过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但总体教育经费大大低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首先,必须增加各级政府对于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要在国家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国家建立幼儿园生均经费标准,把未来中央和地方公共教育经费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学前教育,争取到2025年使学前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比例由目前的7%逐步达到15%左右,以实现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经费与家庭教育经费大体2:1——这既可以持续增强我国学前教育总体实力,也可适当减少过重的家庭教育消费。第二,对幼儿园实施分类管理,加快提升公办幼儿园能力,扩大普惠性幼儿园特别是公办幼儿园在园儿童比例。
未来民办幼儿园发展将有可能出现四种状态:
一是一批具有办园实力和教育质量的民办幼儿园通过扩大规模、兼并重组,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高质量高品质幼儿园;
二是在农村地区生长出一批保教质量较高的“乡村麻雀幼儿园”。
三是一大批民办幼儿园转成普惠性幼儿园,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发展;
四是政府对民办幼儿园采取直接回购模式,成为公办幼儿园——这或许是中国幼儿园发展最可能采取的一种模式。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学会”,作者高书国,系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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