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哈罗德·W·麦格劳教育奖一直是教育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旨在表彰那些通过创新和成功的方法，改进教育的杰出人士。该奖项每年由麦格劳家族基金会、麦格劳-希尔教育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颁发。

今年麦格劳教育奖有三个奖项：学前教育奖、高等教育奖和新设立的学习科学研究奖。

学习科学研究奖授予了阿瑟·格莱瑟（Arthur Graesser），他是孟菲斯大学心理学系和智能系统研究所的教授。雷什马·索贾尼（Reshma Saujani）是“编码女孩”组织的创始人和CEO，她获得了学前教育奖项。高等教育奖授予了蒂莫西·雷尼克（Timothy Renick），他是佐治亚州立大学的高级副校长和宗教研究教授。三位获奖者分别获得了5万美元奖金和麦克劳奖铜像。

雷尼克教授搜集了美国毕业率提升最快的一些大学的数据，同时根据学生的种族、民族和收入，想办法缩小了他们的成绩差距。

在本收集中，我们和雷尼克教授谈到了如何颠覆传统习惯帮助学生成功，以及怎样让他们在大学里，就像在公路上旅行一样轻松愉快。

Timothy Renick

Q：你说过，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让学生更适应大学学习上，而应该放在如何让大学更适合学生的学习。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佐治亚州立大学在这方面经历过哪些失败，你是如何解决的？

A：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十年前，我们的毕业率一直徘徊在30%左右，这意味着每10个学生中有7个没有学位，很多人为此负债累累，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如果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无法获得学位，大家很容易认为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的问题。

我们所做的，就是看看在哪里制造了学生获得学位的障碍。当我们找到并消除这些障碍后，学生们表现越来越好了，而且那些在旧体制下最不成功的学生——低收入群体学生，本土学生，有色人种学生——都取得了指数级的进步。

Q：你的标志性举措之一是GPS 咨询系统，它使用了预测分析技术。是什么让你用技术来帮助学生？

A：我们是一个大型机构，这意味着学生们每天都会留下大量的在线足迹——报名参加课程，课后活动，获取分数，等等。为什么不利用已经收集的所有数据，来造福于他们呢？

2011年，我们做了一个大数据项目，研究了大约10年的数据——佐治亚州立大学250万份学生成绩，14万个学生的记录，试图找到学生退学的早期征兆。

我们认为会发现几十种统计学上、有意义的行为，但实际上发现了800种。所以，每当更新学生信息系统时，我们都会寻找学生是否有这800种行为中的一个。如果发现某个学生在早期的数学测验中成绩不好，指导老师就会得到警报，并在48小时内想出应对办法，与学生进行沟通。

Q：这对学生们有什么影响？

A：例如，在过去，STEM专业的学生数学成绩很低。而下一学期他们要选修化学。然后他们化学成绩也不及格，因为数学基础太差。再下个学期他们要选修有机化学。当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3个D和一个F的成绩单，并且以后也没有重修的机会了。

而现在，如果学生在第一次测验时做得不够好，特别是STEM专业课，系统就会发出警报，然后就有专人跟这个学生谈话。学生的成绩表现不好通常是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时候，而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帮助学生。班里随时都有一位导师，还有一个数学中心。学生还可以直接去老师的办公室请教。资源也可以随时利用!

如果我们能及早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让学生回到正轨，就能增加他们顺利毕业的机会。

Q：GPS咨询服务的应用有多普遍?像你的母校达特茅斯和普林斯顿这样的精英、资源丰富的学校能从中受益吗?

A：2012年推出GPS咨询服务时，我们是全国三所使用它的学校之一，每天都使用预测分析对每个学生的状况进行跟踪。目前全国有400多所学校正在使用这种服务。

精英学校和我们一样，也对提供更好的服务感兴趣。我们出于需要而开发的一项创新应用——AI-enhanced chatbot，这是一个利用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的消息平台，学生可以全天候地提问，并能立即得到回应。在我们推出这款聊天机器人后的三个月里，20万学生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有人认为，资源较少的学校更需要它，比如佐治亚州立大学。但当你去哈佛这样的地方，他们会说，“我们的学生也是用智能手机生活的”，他们不想进办公室或给陌生人打电话来问问题。他们希望答案触手可及。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必然会开发出很多这样的东西，它们可能会成为高等教育规范的一部分。

Q：宗教研究教授的背景对你当前的工作有多大影响？

A：相当大。我的专业是宗教伦理。我很肯定地说，我所做的工作都含有道德的成分。

对我们来说，只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低收入家庭、本土大学生身上是不合伦理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借了大笔的贷款，来获得证书——所以我们应该给全体学生一个平等的、成功的机会。

Q：能否告诉我们你在工作中是如何支持一名学生的？

A：我最喜欢的是奥斯汀·波切尔（Austin Birchell）的故事，他是佐治亚北部本土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是我们刚推出聊天机器人时的一位忠实用户。

很不幸，奥斯汀14岁时，父亲去世了，妈妈也很难再找到工作。她经常说，一个人想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需要有大学学位。所以奥斯汀发誓一定要获得一个大学学位。

他每件事都做得很好，拿到了A，获得了奖学金，然后决定去佐治亚州立大学。接着他拿到了秋季学期的第一份账单。这是7月中旬的事，比他预期的要多四五千美元。

和许多本土学生一样，他最初也在自责。但是通过聊天机器人查询后，发现自己的社保号被弄错了，奖学金没有进入他的账户。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奥斯汀和母亲松了口气，他们赶紧去学校的收款处付款，因为不想再出现任何意外。

如果我们没有改进处理该过程的方式，奥斯汀就有可能在自己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与大学失之交臂。生活中，像奥斯汀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如果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而让他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不可接受的。

Q：你希望看到你的工作对一般的高等教育产生什么影响？

A：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把它作为本次收集的重点。我们认为现在的关键是，让学生做好进入大学的准备。因此，所有的压力都落在K-12、政府或公共教育系统上。

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故事表明，我们在高等教育阶段对学生的成绩有很多提高的办法。只需做一些简单的改变，比如在学生入学前与他们进行交流，给学生关于学业发展的建议，或者在学生遇到经济困难时给予他们小额补助，都有可能提高学生的毕业率。

我们学校比2011年多毕业了2800多名学生，向非裔美国人授予的学士学位比美国其他任何院校都要多。这不是因为学生入学成绩更好了——我们的SAT（美国高考）分数实际上下降了33分——而是因为我们要让校园变得更适合学生的发展。

附雷尼克教授获奖演讲：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智能观”编译，原文来源EdSurge，原文作者Kelli Anderson。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