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每一届的总统选举中，“教育政策”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而韩国的教育部长通常由副国级领导担任。据媒体报道，在过去的24年中，韩国仅对高考政策就进行了多达16次的改革。由此可见，教育对该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教育在韩国的社会生活中也成了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这种竞争也从课堂延伸到课外。“课外教育过热”现象随之产生，造成的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值得我们深思。

韩国成为私人教育的天堂　   

东亚社会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韩国也不例外。诸如“即使把耕牛卖掉，也要让孩子读书”等古训至今仍在韩国民间广为流传。历史上，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于公元958年高丽光宗时期引入了科举考试制度。此后科举考试就成了该国读书人迈入仕途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朝鲜王朝时期，文官、文人享有很高的社会待遇，社会中尊重文人墨客的气氛也很浓厚。　　

近代以来，韩国的传统社会秩序彻底被瓦解，需要重建新的社会阶层秩序。在战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语境下，教育几乎成了决定阶层地位的关键因素，这一下子激发了该国人民心中蕴藏已久的巨大教育热情。每个家庭不管其生活条件如何，都抱有望子成龙的迫切愿望，这样的势头伴随着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现如今，在韩国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中，以提供均等化教育为目标的公立教育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这为私立教育机构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加之，韩国社会存在的高学历人力过剩的问题也助长了私人教育机构的膨胀。2015年9月，韩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在该国国内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数，比1990年增长了5倍以上。因此，高学历人群如何就业就成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正式工作岗位数量毕竟有限，因此部分高学历人员就涌向了私人教育机构，这加快了韩国私立教育发展前进的步伐。　　

除此之外，韩国家庭内部存在的性别分工，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韩国，很多女性婚后成了全职家庭主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家庭里就把教育好孩子当成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目标。主妇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孩子的教育上，成了孩子们课外学习的“专业经纪人”。给孩子制定课后学习计划，帮他们报名各种学习班，替他们组建学习群，并带着孩子在不同学习班之间穿梭不停，主妇们乐此不疲。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韩国成了私人教育的天堂。

课外教育带来的家庭重压

韩国现存在两套基础教育体系，一是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立教育体系，二是私人教育机构提供的课外教育体系。韩国的中小学生白天在公立学校上学，放学后到各类私人教育机构学习。夜已深，而灯火通明的补习班门口前，一大堆家长还在等着孩子放学，韩国人对此司空见惯。　　

私人教育在韩国已经成了体量巨大的产业。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研究报告显示，以2015年为例，韩国的私人教育市场规模达到约33万亿韩元，这一数字相当于韩国当年国家总预算的8.8%，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OECD）平均水平高出3倍。　

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教育统计年报》显示，2014年韩国私人教育机构数达到了近7万家，授课学生人数超过了700万人，讲师人数达到了近28万人，这些数据达到了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私人教育机构还在持续膨胀之中。　

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2016年2月发布的《2015年中小学生课外补习费调查报告》，韩国全国青少年每月平均课外教育花费为24.4万韩元（约1500元人民币）；其中按实际参加课外补习班的学生花费计算，每月平均为35.3万韩元，高中生则达到了月均46.5万韩元。　　

据该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2016年7月发布的《2015年度不同行业职工年薪分析报告》，2015年韩国职工的年均收入为3281万韩元。由此可以推算，若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上补习班，其费用约占年薪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若有两个高中生则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考虑到年薪中还包括税款，再加上不少家庭养育两个子女，可想而知课外教育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然而，实际上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花费远远超过这些统计数据。据韩国SBS电视台2017年9月播放的纪录片《课外教育的悖论》，片中接受收集的多数家庭的花费都超过了100万韩元，甚至有些家庭超过了300万韩元（约18000元人民币）。子女的课外教育费用已经成了韩国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重要开支。课外教育的兴盛，也让孩子们整天忙碌于各种学习班之间。有人戏称韩国已经进入了穿着尿不湿学习的时代。　　

据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婴幼儿教育及保育费用调查报告》，以2014年5月为例，婴幼儿教育费用的市场规模为32000多亿韩元，比前一年增长了5800亿韩元，涨幅达到了22%；月均费用支出比前一年增长了近38%，这说明，家庭教育费用的支出还在继续增长。没有升学竞争压力的婴幼儿尚且如此，面对激烈竞争的初高中学生的压力之大更是可想而知。韩国几乎所有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各种补习班，而高收入家庭更是不惜花费一个小时数百万韩元的重金让自家孩子接受一对一的课外辅导。韩国教育相关产业发达，而且收费颇高。有专门机构为学生填写报考志愿提供咨询服务，还有专门帮助学生制定长期学习计划和成长规划的服务。　

在互相攀比的社会气氛下，韩国家长日渐焦虑。虽然课外教育产业兴盛，但是对于课外教育的效果，却在韩国社会存在着广泛的争论。有些专家和家长就指出，过度的课外教育不仅使孩子失去学习兴趣，而且加重身心负担，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人甚至认为，韩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之所以不强，就是由这种过度的强制性学习引起的。　

不过，依然有不少韩国家长认为，课外教育确实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父母的投入能力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业成就。韩国MBC电视台节目组2014年7月曾到首尔国立大学进行问卷调查，对于“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什么因素影响考入首尔国立大学”这一问题，排在前两位的回答是“父母的经济能力”和“课外学习辅导”。另外，不少探讨“家庭经济收入和子女学业成就”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也验证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导致课外教育过热的社会因素   

课外教育热潮现象的产生有一个深层次的动因来自于韩国社会。近几十年来，韩国社会发生了“压缩式”的快速发展变迁。这样的巨变有“举国体制”带来的积极因素。例如，韩国的经济实际上由30多家大财团控制。在其他领域，也通过同样方式提高了效率和竞争力。实际上，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由少数“庞然大物”来掌局的状况。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些大机构能够给社会提供的岗位却越来越少，而社会上恰恰把能否进入这些机构看作社会成功的主要标志，因此其竞争越来越激烈。在韩国，人们竞争的方式无非就是“考试”和“面试”，这就意味着在该国要想“成功”,必须在“考试”和“面试”上有所作为。　　

韩国建国初期的人才培养主要依靠首尔国立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来完成，后来就形成了韩国的社会精英主要由少数几所大学垄断的局面。至今在韩国仍流行“SKY”的说法，它代指韩国排名前三位的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并用来隐喻其极高的社会声望。每一届新内阁和国会组成完毕，韩国各大媒体都热衷于分析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所毕业的大学分布，并渲染这三所大学毕业生所占的比例。有时，甚至包括学界在内，都热衷于分析权力精英的大学分布状况。根据不同机构多年分析的结果显示，SKY三所大学的毕业生在韩国权力精英的占比在40%～50%。对大学进行排序的这种认知在社会上形成风气后，就引发了激烈的高考竞争，不管是家长还是考生为了考上这几所名牌大学不遗余力，其直接后果就是课外教育的膨胀。

大学等级化所带来的另一个下游影响就是高中教育的等级化。这给该国的教育管理部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大学教育可以追求效率和竞争力，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更需要关注公平性的问题。然而，平等化的公立教育又远不能满足家长望子成龙的需求，因此很多家长和学生希望政府能够制定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教育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韩国政府制定了高中教育多样化的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开高中。于是各具特色的高中应运而生，如外语高中、科学高中、文艺高中等。这些学校通过组建专业化教学团队，注重培养学生的特长和综合素质，因此毕业生质量明显更高，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比例也明显更高。不过，这些高中恰恰是私立的，学费颇高，一般家庭难以承担。这就带来了教育公平的问题。反对这种做法的人就提出，这种政策导致了高中教育的等级化，助长了教育不平等，激化了升学竞争，助推了私人教育的发展，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　

但是，如果为了缓和这些矛盾而采取平等化政策，又满足不了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同样会有人站出来批评。教育成为争论激烈的领域并非偶然，不同群体的诉求和主张不同，相对稳定和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教育政策也就难以形成。在韩国教育政策“朝令夕改”的情况下，家长和考生为了保险起见就只能更加依赖私人课外教育。　

教育是百年大计，韩国政府也为此绞尽脑汁，希望同时解决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公平两大难问题，教育部门的办法是考试和招生政策的多样化。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韩国政府引入了种种新政。例如，高考除了统考之外，还有各高校的自主招生、特长生招生、高中推荐招生等，方式日益多样。引入这种政策的初衷是，通过多样化的选拔方式，给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考核方式。然而，应试方式的多样化又让家长和考生们不知如何应对，其结果是课外教育热不仅没能退潮，反而催生出了“应试策略辅导”等五花八门的新服务，私人课外教育的花样反而越玩越多。

课外教育与韩国的社会阶层流动     

一方面，课外教育的发展确实提升了孩子们的综合能力，若没有这种效果它也不会具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社会后果，以至于在韩国社会形成了有必要适当管控的强烈呼声。　

首先，畅通的社会流动开始受阻。畅通的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现。然而在韩国，过热的私人课外教育引发了阶层地位在不同代际传承的危险。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家计动向调查2015》报告，2014年韩国家庭教育费支出中，用于课外教育的支出占其总数的65%，远超了学校教育费的支出。另外，20%的上位阶层和20%下位阶层的教育费支出差距达到了29倍，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另据2016年韩国人口学会运用韩国统计厅所提供的数据，对6408名中小学生日平均课外学习时间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父母月均收入在200万韩元左右的家庭与月均600万韩元以上收入的家庭里，小学生的日平均课后学习时间差距为66分钟，高中生则达到了105分钟，高收入家庭子女的课后学习时间明显超过了低收入家庭。该报告指出，若假设学习时间和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关系，这就表明父母的经济收入直接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事实上，在韩国学费颇高的私立高中，名牌大学升学率远超一般公立学校已是不争的事实。父母的经济收入，直接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进而影响个人的未来发展，这实际上就是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随着家庭经济负担的日益增大，韩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质量出现难以为继的苗头。在韩国SBS电视台的纪录片中，一个知名的经济学教授给观众算了一笔账。他指出，目前韩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月均收入约为450万韩元，按30年计算总收入约为15亿韩元，其中住房费用大约需要5亿韩元，若有两个孩子，教育费用大约需要4亿韩元，其结果是除去教育和住房的所剩收入只有6亿韩元左右，按30年计算平均每年约为2000万韩元，按每月计算就是160万韩元左右（约人民币1万元），考虑到物价因素，生活就会处于相当拮据的状态。他认为，因为在收入中教育费用所占比重过高，韩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难以形成存款等经济积累，这会给退休后的生活带来困境。　

一些研究报告也证实了这样的分析。韩国“新韩银行”2017年12月7日发布的《韩国人金融生活报告书》就指出，家中有上学子女的20至50岁年龄段的被调查者中，43%的人回答“没钱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对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假如像过去一样教育回报率高，这种现象的负面后果就会小一些；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教育回报率呈下降趋势，良好的教育不一定保证良好的前程，这就会带来一旦不能如愿就会出现“家境衰弱”的困境。这种潜在风险在韩国已经不是危言耸听。　

再次，过高的教育费用减弱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使得韩国的生育率逐年下降。据韩国统计厅2017年2月发布的《2016年出生、死亡统计暂定结果》显示，该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7，粗出生率为7.9，其水平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成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另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发布的《应对低生育、老龄化的国民意识跟踪调查报告》（2016），对于“为什么放弃追加生育”的问题，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回答“因为养育孩子的费用太高”，这排在了各种选项之首。适度的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低生育率会引发人口结构的失衡，进而带来一系列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良后果。　　

过热的课外教育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肯定不止于此，它甚至会影响房价、人口分布、地区均衡发展等。从这个意义上，它不仅不是小问题，而且是需要足够关注的大问题。对韩国来说，今后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光明微教育”，作者朴光星。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