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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正在农村底层蔓延，这种思潮可能造成农村居民对教育的轻视，降低教育再投资的动力，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厦门大学的谢爱磊试图以更加贴切地方式对“读书无用论”加以概念化以便更好的理解这股思潮的本质及其背后的社会成因。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从“结构性要素”中寻求“个体针对学校教育的态度”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长期的学业弱势，来自弱势群体的家长和学生渐渐将自身的群体与“学业困难”这一判断挂钩，倾向于将群体和个人建构为能力不足的学业失败者，这导致他们陷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更倾向于被社会或者自我描述为“反抗者”，他们对“学业”的反抗与其学业成就的相对低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类观点都将“群体文化或知识”看做个人行动习焉不察的依据，它以该群体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对教育与自身关系的认识为依据，以个人身份认同感为中介。但是，谢爱磊认为，既往研究将个体视为对日常境遇和自身社会行动的意义不加反思的群体的一员，有“过度社会化”之嫌，他试图将个体的社会“实践”纳入分析框架，把个体的理性计算和反身性思考作为分析依据。

研究选取了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县（化名）作为调研地，以该地区不拥有城镇户口的、居住在城关镇之外地区的居民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为期两年（2008-2009）的民族志田野工作，开展了大量访谈工作，并且在2013年夏季进行了回访。研究采取民族志研究设计，通过长时期的田野工作，被研究者本身作为研究工具，与处在自然情境下的特定人群进行长期的接触、互动，获得“内部人”视角，理解基层农村居民对学校教育态度的看法。在后期数据分析中，研究也力图抽身重新获得外部人的视角，“稍有距离”地看待数据，以期能够将当地居民的认识和话语传递到主流的关于农村教育的公共话语体系和相关学科文献的话语体系中，重新认识“读书无用”这一观点。

研究表明，最近几十年以来不断扩张的教育系统实际上提供给农村居民更多的教育机会，但同期发生的社会地位的分化，让那些身处农村社会结构较低层次的家长与那些中上层次的家长相比，更缺乏投资子女教育的能力。来自这些家庭背景的学生更难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重点高校。结果，对教育机会结构的认知转化为不同背景家长对子女受教育水平极限的认识，让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不敢抱太高的“期望”；不断固化的社会结构也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社会流动机会的预期，在他们看来“较低质量”的高等教育（二本、三本学校或者不知名的专业）无法保证工作机会，他们对自己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是否理性持日益怀疑的态度。

研究者认为，“读书无望”更能准确概括农村底层居民对学校教育的认识。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者，底层的农村家长由于对高等教育机会结构的理性认识，他们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不敢“期望”过高；二者，由于对社会流动机会的理性认识，他们对学校教育对子女社会流动的作用也不敢“期望”过高，这些都影响了他们投资教育的热情。相比于“读书无望”，“读书无用”没有能从农村底层居民的视角认识问题，无法把握他们自身行动的意义，错误地将他们的行动视为对知识和学校教育的非理性的态度，殊不知农村底层居民对于学校教育的认识恰是其理性判断的结果。

“读书无望”还回应了布迪厄关于生存心态的理论探讨，来自弱势群体的个体在教育系统中的行动依然有其相对理性、创造性的一面，它部分地依赖个体当下的社会“实践”，不过，这种差异化的机会结构继续维持下去，经过稍晚几代的时间积累，底层居民可能会忘记自己所属群体学业“期望”较低的实践基础，他们针对学校教育的态度也许会完全基于本群体“未言明”的传统，基于自身的身份而非理性判断。

介绍文献：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5(3):92-108.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财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