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照片得荷赛奖之后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的人说傅拥军就这点名堂，上次在西湖边拍同一棵树得奖，现在又在同一个地方拍同一群人得奖。我当时也没怎么说，因为我拍这些照片确实很简单，确实是在同一个地方拍了同一群人。

一个长期影像调查者

大家好，我是浙江传媒学院的摄影老师，我今年刚刚入职，是一个菜鸟老师。在这之前，我在杭州《都市快报》当了15年的摄影记者，再往前，我在老家浙江龙游当过大货车司机。

因为我开车开得好，后来就当了交通警察。又因为交通警察当得好，后来又当了派出所民警。因为民警当得好，加上我自己喜欢写点东西，后来我又到了龙游文化局工作。当时龙游县城大概有几十家录像厅，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去查黄片，就是现在有些人看的毛片。大家不要笑，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这和我后来的摄影都是有关系的。在我当派出所民警的时候，我一个月最多抓过15个小偷，所以我的观察能力和抓拍能力是很强的，我的摄影其实都是从这种观察里练出来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三个长期影像调查项目，每一个都超过了十年。第一个我想分享的是西湖边的一棵树的故事。

为什么要拍这棵树呢？起因就是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位外国摄影师，他曾经在1978年的时候拍过西湖边的一棵树。当时的照片没找到，我自己画了这张草图。很简单，一棵树，一张椅子。

我很好奇，就去做调查，想看看这棵树还在不在，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平常也在西湖边拍过很多树，要是以后也有人来找我拍的那棵树，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

我是个行动派，想了就去做。后来我每次路过西湖断桥，下去第十棵桃树，我都要拍一张照，一拍就是三年，一共拍了一千多张照片。

我拍下了这棵树的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也拍下了这棵树下各种各样的人。

后来当我把这些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关于生命，关于自然，关于一个城市的故事都在这棵树下，这棵树就像一个舞台一样。

也就是这棵树，后来让我登上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的领奖台。10年前还是很帅的。

因为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传播确实很广，它会在一百多个国家进行巡展，基本上所有的媒体都会刊登，所以得奖之后真的有人来找这棵树了，CCTV也来了，我记得从中央1台到12台都播过这棵树。

还有很多同行到了杭州之后也会来找这棵树。

那时候是微博时代，在微博上隔三岔五有人拍到这个照片来@我，说傅老师，这棵树是不是你拍的？也有人向我举报的。

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好在西湖边喝咖啡，又有人向我举报了，他说傅老师，不得了，你的那棵树不见了。我说开什么玩笑，我一个礼拜之前才去拍过那棵树。

因为得奖之后，我还在不停地拍这棵树，我觉得和这棵树是更有缘分了，一个礼拜前它都是好好的，怎么会没了呢？

但后来他把照片发给我，我一看，发现真的有点不对劲了，咖啡也不想喝了，马上赶到了现场。哦，天呐，我的这位朋友真的不见了。

那天我真的很伤心，我觉得没有了这棵树，西湖都没有风景了，我就像失恋一样，很难过。这是我，也被人家拍了。

当时有个念头，一定要找到这棵树的遗体，我想把它收藏起来。但是很遗憾，我只能把这个树枝捡回家。捡回家之后，我就把它放在书房里，树没得拍了我就拍这两根树枝，隔几天拍一张，隔几天又拍一张。

这张照片是我来上海之前拍的，你看树叶都快掉下来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就想以后专门为这棵树出一本书，做个展览，这本书是限量版的，有几片树叶就会有几本书，相当于这本书是有生命的。

那天不是很伤心吗，我就发了微博，引起了大量的转发，《南方都市报》也跟进了报道，标题我记得是这样的：“西湖边得荷赛的那棵树消失了”，然后又引起了关注。

西湖风景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傅老师，你不要伤心，我们一定为你找一棵长得很像的树。就是这棵树，大家说像不像？

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当时看到之后我就不想拍了。

后来我想通了，我觉得每棵树都是平等的，都是有生命的，所以我就赶过去拍。结果赶过去后，我发现又换了一棵树了，它也开花了。

后来我又去拍，发现又换了，换了一棵小树。我想那也好，可以从小拍到大，也会特别有意思。

没想到后来又换了。

现在这棵，三年时间里已经是第五棵树了。这也是前几天拍的，我希望它能活久一点。

其实我不仅仅是拍这棵树，我还拍了杭州的很多树。比如说这两棵柳树，也很漂亮对不对？像是夫妻树，当两棵树长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会越长越像，就像夫妻一样。

但是过了几天它们又不见了。

这棵桃树我很喜欢，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棵树。当时的花苞已经打开了，马上就要开花了，只需再过一个礼拜，但是一个礼拜后，当我赶过去之后，我发现这棵树又没有了。

后来我就在纠结要不要继续拍这些树，是不是我拍一棵就死一棵呢？

大家可能有个疑问，桃树的寿命到底有多长？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可能涉及植物学、生物学、考古学，甚至经济政治学。其实我已经在做这个研究了，今天在这里不给大家展开讲。

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两个我十年拍摄的项目。我在2005年的时候到了北京工作，当时真是怀抱着一个梦想，想记录一下中国。因为要举办奥运会了，最大的变化肯定是在首都。

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北京太大了，我根本拍不过来，后来我就盯在北京的前门胡同。因为要建设新北京，这条胡同就要进行拆迁改造。

这个前门胡同是离天安门很近的，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后面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前门。

它拆得很快，所以我不停地拍，只要有空就到那边去拍，甚至晚上也会去。

我见证了很多拆迁，有的是强拆，

有搬家的，

告别的。

也有人留守在这里，但是整个胡同都堆满了垃圾，大家看到也许都不能想象，就在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地方。

在那儿拍的时候，我也交了很多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当时他在打篮球，我按下快门之后，他就往四合院的门里跑。一边跑一边喊，爸爸爸爸，外面有个叔叔在拍我。我想他既然去告状了，我就跟着他进去吧。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因为我把他的照片送给他，照片成了电脑的屏保。每年我都会到他们家里，也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故事。

当时拆迁办要补贴他30万块钱，但是他不答应，要50万，所以就留在了这里。你看，有图有真相，欢迎拆迁办，低于50万别进。这么多年下来，这个数字一直在涨，从50万后来到100万，100万到200万， 300万、400万、500万……

虽然后来我回到杭州工作了，但是我每年只要到北京，都会花半天的时间到他家里去，顺便拍拍胡同，跟他聊聊天。

其实拍这个胡同我是非常有系统地去拍的，我拍下了很多有时代特征的标语，你看“政策不松口，不让老实人吃亏”。 

胡同里的涂鸦，当时克林顿总统的绯闻。

包括这个有毛主席语录的箱子，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它捡回家。

奥运会开幕那天，我鸟巢都没去就专门在前门胡同，就在他们家门口，拍了这个烟花。当时这张照片差点被我删掉，我说这是什么烟花这么难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大脚印，是从天安门广场起步的地方。

小朋友也逐渐地长大，后来上大学，现在已经工作了。

这个是去年我到他们家里拍的，葡萄也快长出来了。

去年去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因为我当时跟他们约好，我说如果你们要搬家，请告诉我，我一定要去完整地记录整个过程。结果到了这个地方我发现，他们家那个四合院的门已经被拆掉了，所以当时我特别紧张，我真的很怕它从此在我的镜头里就消失了。

我还拍了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第一次进他们家就是沿着这条路，小朋友就是往这里跑的，但现在你们看到的好像一个战壕一样。

这么多年下来，我跟他们真的是已经关系很好了，我可以随便到他们家里去，这是今年拍的。

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搬离这里，他们说生活在这里习惯了，离天安门这么近，国庆大阅兵的时候，抬头就能够看到飞机。这是他手机里的照片。

这个项目我还会继续下去，以后可能也会出一本书，我可能会把他的照片也放到我的书里面去。

这是关于前门胡同的故事，我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叫作中国乡村影像档案。

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呢？因为我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对农村比较熟悉。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现在的农村很重要，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我想好好地为中国的农村做一些影像档案。

我准备拍100个农村，现在已经拍了20多个了。其实后来拍着拍着，我发现这个项目一个人是拍不完的，所以我也很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到记录中国农村影像档案这个项目中来。

第三个原因，事实上我在当摄影记者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农村里跑，我已经拍了很多很多关于农村的照片。比如说像这些照片，我觉得现在都成为历史了。

这是在河南拍的，

这是三个留守儿童。

这组照片是我第二次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这组照片得荷赛奖之后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的人说傅拥军就这点名堂，上次在西湖边拍同一棵树得奖，现在又在同一个地方拍同一群人得奖。

我当时也没怎么说，因为我拍这些照片确实很简单，确实是在同一个地方拍了同一群人。

在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到了重庆的一个山区，知道了那边有个代课老师，还有一个学前班，共有21个留守儿童。那个代课老师是像妈妈一样去照顾他们，对他们特别好。

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决定留下来，去给他们拍一些照片。第二天早上我本来要回杭州的，起得很早，然后我看到一个小屁孩，背着一个书包，我想跟着他肯定能够找到那个学校。

于是我就跟那个小朋友说，你等我一下。但是这个小屁孩很坏，他就不等我，他就在我前面跑，我都追不上他。

到了学校他就踮起了脚开门，结果开了半天打不开。

后来又来了三个小朋友，还是打不开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摄影记者挺坏的，也不去帮他们一下。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怪他了，为什么错怪他了呢？因为这个代课老师不仅对孩子们好，她还有很好的教学方法。她给班里的21个孩子都封了官，比如说你是班长，你是学习委员，你是护送队队长。

这个小朋友，他是钥匙组组长。钥匙组组长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要第一个跑去把门打开，所以说这个小朋友的执行力特别强。

这些小孩真的很可爱的，但是他们上课用的桌子很破旧。

这个老师也很好，每天都升国旗，还要教孩子们跳舞，那时候跳的是《小苹果》。

有时候还要送小朋友回家，因为像这样大的小朋友很容易生病，肚子疼、发烧、感冒，老师有时候要背一两个小时把他们背回家。所以他们的故事真的很让我感动。

后来我在想，我在杭州，这个事情发生在重庆，我不知道我们的媒体能不能刊发，但是我至少可以给他们拍一些照片留个纪念，所以后来我就给他们在教室的后面拍了一张留念照。

我选择这个位置很简单，是想等他们长大了能够有一些记忆、回忆，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玩过的东西。很好拍，就让他们站在这里，咔嚓一张。

在我给小朋友拍的时候，那个老师跑过来了，她说傅记者，你能不能帮我跟同学们也拍个合影。我说好的。很简单，就是小朋友拍一张，老师合影拍一张，小朋友一张，老师合影一张。

但是拍着拍着，我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让孩子们看我的镜头，但是21个小朋友，有十几个孩子都不敢看我。我想我这个人好像长得也不是很凶，但是他们就不敢看我。

但是有老师合影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就放松了，就敢看镜头了。

我觉得我无形当中拍下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拍下了中国留守儿童特殊的孤独心理，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这组照片获得了荷赛奖肖像类的奖。

我把照片洗了两套，一套送给他们，另一套让他们寄还给我，我自己留个纪念。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拍的时候名字对不上，我让他们写上名字。

大家看，下面是老师写的，她告诉我爸爸妈妈在哪里打工。有的小朋友画一辆汽车，有的还会画一个妈妈。好多小朋友都写上了“我好想爸爸和妈妈”。

荷赛获奖之后又引起了大量的转发，我们《都市快报》登出来之后，重庆当地的媒体也进行了收集，有很多好心人想跟他们结对子。后来我就悄悄地发起了一个计划，叫作苹果计划。我不是给他们一个苹果手机，而是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一个苹果。

因为这些孩子八点半到学校，到下午三点钟离开，事实上他们中午是没饭吃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张照片能够让他们吃上一个苹果，带去小小的帮助，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这组照片也好，西湖边的一棵树也好，我拍的照片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地长期地去关注，这样子会把我们这个社会看得更清楚。

像这组获奖的照片，其实也是我一直长期关注的结果，起因就是这个小姑娘。

这张照片应该是十几年前了，2006年的时候，杭州火车站，也就是这个时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很多留守儿童短暂和父母相聚之后，又被农民工兄弟送回老家了。

当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快要开的时候，每一个窗户几乎都是一张张哭着的脸。这个小女孩，我记得火车开了之后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这张照片在《都市快报》的头版刊发了，影响很大。也许是因为她长得很可爱，当时就有很多人要跟她结对子。我当时是答应了他们的，我说我只要找到她，就一定让你们结对子。 

但是找这个小朋友找得很是辛苦，在第二年找到她之后，我就有私心了，不想让她跟别人结对子了。为什么呢？很巧的是，她也姓傅，也有一个君字，叫傅香君。我跟她结对子，我就想尽我的可能去帮她一下，最重要的还是，我想长期地去关注她，去记录一个留守儿童的成长，也记录他们的村庄。

她当时回家需要自己坐火车到重庆，三天三夜，然后坐轮船到忠县，再坐中巴到镇里，接着要走路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家里。这是第三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长高很多了，还是很可爱。

当时我这组报道获得了我们《都市快报》的一个十年超级报道大奖，奖金很高，有10万块钱。其实我没拿奖之前，就准备把这个钱用来帮助她，在我的同事的联系和帮助下，小姑娘后来就到了杭州来读书了。

刚来读书的时候她的成绩很差，因为教学水平的关系，她都是班里的倒数第几名。但她爸爸非常严格，说如果你不能考上第十名，就把你送回老家。她后来很用功，到初三的时候就是班里的第一名了。

按照这样的成绩，再过几年，她完全可以考一个杭州的重点高中，如果有一个重点高中，以后可能就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但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她爸爸给我打电话了，说要把她送回老家。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高考制度，那个时候不能参加异地高考。

所以她又要被送回老家，又成了一个留守儿童。当时我就跟她爸爸一起把她送回老家。

小姑娘也很懂事，她说叔叔，你不要担心，在这里我一定会用功学习的。我说好的，你站在这里让我拍张照片。为什么要拍呢？大家一看，可能因为上面有几个字“我自信，我能行”。

事实上这个黑板上还有模糊的几个字，写着“这个烂学校”。

其实她爸爸在外面打工十年，那天是第一次回家。到了家里之后，房子都快倒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烂光了，只剩下那个红塑料水舀没有烂掉。

我印象特别深，她爸爸从来不主动让我拍照片，但那天他说，傅哥，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在这里留个纪念。然后我就给他拍了这么一张照片，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他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地说，我只能在外面活了。

拍完之后她爸爸很难为情地跟我说，这里没法睡觉了，要么到我姐姐家睡吧。我说你姐姐家在哪里？他说姐姐家在山上。一说到山顶其实我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他家已经是在山顶了。

我们去他家的时候是三个人打了一个摩的，上去之后我就随时做好跳车的准备。因为都是盘山公路，很陡的，摩托车好像都会翘起来。他说你不用怕，我们现在不坐摩托车，我们要爬上去，结果爬了三个小时到上面。

上去之后，他姐姐看到弟弟十年没回家了，就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把家里的一只土鸡宰了吃了，我记得那天我们吃得很开心。

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姐姐，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留守儿童？结果一问就把她问哭了。她说我们这里有21个留守儿童，有一个学校。说到留守儿童，她说这些娃儿好可怜，中午午休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想妈妈的时候就哭，然后整个班的人都哭了起来。说的时候，她自己就哭了。

原来他的姐姐就是这里的代课老师，叫傅华英，所以才就有了那组荷赛获奖照片，是这么衍生出来的。

这个故事还一直在延续，去年我又去了，因为这个村子马上要被拆迁了。这是我去年过年拍的傅香君，她现在已经在重庆上大学了，正在准备考研究生。

我觉得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棵树的故事也好，一个胡同的故事也好，都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席”，作者傅拥军。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