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地方政府加入“抢人大战”的行列，开出各项优厚条件吸引各地英才前来落户。对此，北上广深3000多万的“一线漂”们，他们是去是留？那些身处“抢人大战”城市的人们，又会有哪些选择？但无论是什么，他们都是为了搏一个更好的明天。

回到一年多以前，户口簿应该是很多人家中最闲置的物件之一。“你是哪里人”只是陌生人相互寒暄的话题，人们的户籍，大概只能在高考的时候，被录取分数线切割归类，或者每次都沉睡在众多资料中，成为身份的一项证明。

但是2017年开始，落户这件事开始被频繁提及，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五花八门、不同力度的落户政策，以招引人才为目的，整个舆论呈现出的氛围是，全国各地对人才的渴望，从未像现在一样迫切。

原本严肃到无趣的户籍，变得充满躁动、焦虑甚至还有些滑稽。

在考虑了一个月后，雷欧把行李打包，来到西安。这个因为“抢人”计划用力之猛、营销之广而迅速蹿红的城市，在2018年仅仅用了106天，就吸引了30万人落户，超过2017年全年落户的总人数26万人。

雷欧就是这30万大军中的一员。在上海和杭州工作过几年后，生长在北方的他发现自己还是适应不了南方的环境和离家的种种不便，所以他选择了离家最近、工作机会又多，当然还有各种落户优惠政策的西安。“薪资比我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机遇比一线城市那种相对饱和的市场要大得多。”

几乎在雷欧刚刚在西安稳定的同时，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梅易却去了杭州，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也是可以很快落户，她说，杭州就是她以后要生活的地方。

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杨柳，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就在为户口、上学的事发愁，5月16日天津发布的“海河英才”行动计划风波，给了她希望，又迅速打破。从那以后，她似乎对天津户口有了执念，找到已经通过中介“操作”成功落户的青青，问了又问。

曾经有测算数据称，2014年前后，京沪外来人口达到高峰，但随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2017年年底的统计显示，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外来常住人口数量超过3000万人，分别为上海980.2万、北京807.5万、深圳806.32万、广州533.86万人。

这些3000多万“一线漂”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召唤，热点二三线城市的成长和抛出的橄榄枝，让原本“挤”在一线城市的他们动了逆向回流的心思。

户口本，动起来

“这波城市抢人大战太汹涌了——佛山本科每年补6000元房补，研究生每月补1300元，补3年，我也想去。”蔷薇在5月的一个早晨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的动态。

但她的消息明显滞后了，她所说的佛山，早在1月就发布了人才新政，投入30亿元，扶持金额从8000万元提高到不少于2.5亿元，租房补贴9000、6000元，还有400万、300万、200万元的安家补贴……

满屏的真金白银，几乎是各个城市吸引人才的标配，除此之外，面对高精尖人才、创业人才、学历人才等不同类型，各地竞相出台了不同数量的人才“计划”，有的城市还推出了第二波、第三波补充政策。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引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随后各地纷纷出台人才新政，且战事愈演愈烈。相关统计显示，2018年以来，超35个城市发布了40多次人才吸引政策。

杭州、成都、重庆、武汉、长沙、西安、天津、南京等热点二线城市，以求贤若渴的姿态和充满诱惑的政策，向人才张开怀抱，政策的发布和力度，像竞赛、像战争，所以外界称为“人才大战”。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2018年一年多以来，深圳凭借近62万的人口增量稳居全国第一；广州以45.49万人排名第二；紧跟其后的是杭州、长沙、重庆，新增人口都接近30万人；6-10名分别是郑州、武汉、宁波、成都、贵阳，2017年他们的常住人口增量都在10万-16万人之间。

在这轮战争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西安。

6月末的一条新闻题为《抢人大战！博士落户西安民警化身专车司机去火车站迎接》，称“有一名王姓博士表达想落户的意愿后，民警化身专车司机，带着鲜花专程到火车站迎接。”

不少人是通过段子来了解“抢人”这件事的，主角是西部重要城市西安。

“刚才进地铁站过安检，有两个警察把我拦住，问我带身份证没有，我说带了（开始我以为是正常盘检），就在我取身份证的时候，他们问我落户西安不，10分钟填表，24小时办结。太吓人了。”定位是西安，一张朋友圈的截图被广传，下面留言“真人真事，就在开远门地铁站”。这是继火车站抢人段子后的又一波“西安警察故事”。

这个城市显然没有在意这种调侃的负面效应，5月17日，政策再升级，西安出台《进一步加快人才汇聚若干措施》十三条，抛出重金。

“现在毕业生落户就补贴1000元，前段时间还没有。”小荷的公司最近在招聘，这是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除了很多落了户口，但不在这工作的，其实真的有很多从北京、杭州回来的人过来面试，”她大致估计了一下从北京来西安的人在面试人选中所占的比例，“差不多五分之一，可以说很多了。”

“除了各种政策，西安近两年表现得极为高调，在城市营销方面，灯光秀、无人机表演，还去北京高校做活动。”但小荷自己却不想在西安待下去了，有了再次出走的念头。

几年前，她结束了自己“北漂”多年的生活，只身回到西安老家，买了房子，找了份安定的工作。“我不想在这了，因为找不到我想要的工作，我不喜欢安逸，我希望能成长，但也不想回北京，觉得太压抑了。”杭州是她最近在考虑的地方，“谈了几家，薪酬不是太合适。而且我一想到要租房子，心里还是发怵的。”

在小荷还在犹豫的时候，她大学寝室的同学，两个都已经到了杭州安家，一个是已经在北京买房生子，另一个是从广西的一个小城出走。“一个地方是没有抬头看天的时间，一个地方是除了天以外，什么都看不到。”

虽然梅易的公司已经在帮她处理落户的事情，但是拥有一个杭州的户口并没有对她有太大的吸引力，“现在二线城市各种放开，各种优惠，除了买房以外，已经没有特别的吸引力，现在杭州的房价也不是随随便便落户就能买得起的价位，主要还是看中城市的机会吧。”

但事实是，自从热点二线城市相继张开怀抱欢迎人们的到来，越来越多在一线城市漂着的人，选择了离开。

他们去了杭州、成都、长沙这样的地方，因为那里不仅有美食美景、惬意的生活，还有几年前人们打破头、忍住一切都要留在北上广深的原因，那便是工作机会。

统计显示，上海、北京、广州GDP总量分别在2006年、2008年、2010年突破万亿；2011年是深圳、天津、苏州、重庆；2014年是武汉、成都；2015年是杭州；2016年是南京和青岛；2017年是无锡和长沙。截至目前，中国内地GDP过万亿的城市已经有14个。

过万亿经济总量的背后，是多个正在兴起和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产业。

不仅本土培育的企业开始崛起，地方政府给房、给地、减税等政策，同样吸引了拥挤在一线城市的大型企业落地。

“搬迁属于正常业务布局，并不是华为‘外迁’。”虽然华为针对外界对其将“外迁东莞”的猜测作出了回应，但华为研发部的人员到东莞上班已是事实，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华为松山湖基地占地1900亩，欧式建筑风，“还能跑小火车”。

或是像这样跟随企业搬迁，或是在自己家乡周边找一个热点二线城市落脚，漂在北上广深的话题，渐渐淡了下来，代之的是，在热点二线城市幸福地“拉仇恨”。

“我在北京的朋友来过很多拨，看到我现在的生活都说，太腐败了！”一家支付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跟随公司从北京搬迁至成都后，字里行间都是惬意，“落户在这里，孩子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这边有很好的学校，节奏也不那么快。”

 不漂，要不要？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重新在一个地方安家的勇气，也并不是每一个从一线城市迁徙至二线城市的人们，都能生活得那么惬意。

“一个30多岁的男士，在北京的一家很大的公司做了很多年活动策划，接的都是大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单子，从职员已经做到经理。因为跟爱人、孩子两地分居，今年过完年来我们公司面试。我说你很难在西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说他还在看，薪水要求是每月6000-8000元。”

小荷没有给他发进一步面试的邀请，“大才小用，做过大项目的人，在小公司不好待，找个年纪小的人，有点工作经验就行。”

万方的公司要搬到苏州，薪资有一定的涨幅，但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于是他辞职了，从那家规模不小、有国企背景的房地产公司，虽然他在北京同样没有户口，也解决不了未来孩子上学的问题。“还得重新开始，代价太大了。”

跟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仍然选择留在北京。他们不想逃离，但户口就像一道高高的墙，隔离感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明显体现，却让他们的孩子走在求学之路的边缘。

所以，天津落户新政出来的短短不到100个小时里，才会有那么多喜怒哀乐。

5月16日，天津市副市长孙文魁在一个会议上发布“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放宽对学历型人才、资格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创业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落户条件。根据这一政策，在津无工作、无房、无社保，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全日制高校毕业本科生可“零门槛”直接落户。

所有在第一时间对此作出反应的人，几乎全部是漂在北京、有孩子的人。

没有北京户口的他们，不要说奢望孩子能享受北京的高考分数线，就连上学也面临诸多阻力。如果你跟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妈妈聊天，会发现每次提到孩子的上学问题都是一脸愁绪，为了追求留在北京的机会，他们让孩子练成了“十八般武艺”，唯独对学籍束手无策。

“要么回原籍，骨肉分离，要么上国际学校，直通国外。”这是大多数家长们面临的选择。

这时候，这个被称为“高考天堂”的城市突然说可以落户，完全超出了人才新政的范围，不再像其他城市一样是对人才抛出的“橄榄枝”，而是“救命草”。

数据显示，2017年天津高考报名人数为5.7万人，数量是全国34个省（区、市）中的倒数第4位，而本科第一批录取率是25.02%，位列全国第一。

出台政策的人显然没想到，政策发布的第二天，30万人的申请量让电脑系统瘫痪了。各大媒体的版面，充斥着兴奋、排队、焦虑。

天津政策的制定者开始清醒，随后就是一道又一道“补丁”。

这根意外的“稻草”，只出现了几十个小时，抓住者寥寥。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光对外公布，自5月16日政策发布以来，到5月21日，直接落户5800余人，领取调档函2.7万多人。并称，政策“不会朝令夕改。”

青青看着这场闹剧，掩饰不住的窃喜，“幸好那时候办了。”

2016年，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中介，3.5万元，办了天津户口，那一年，她的儿子才3岁。随后她在天津买房，现在还在北京上班，儿子也没去天津上学，但心里全是踏实。

起初她跟朋友说，朋友们只是听听，没人再继续深问，但是天津落户的政策出了以后，问她的人越来越多。“本来没想过在天津落户，后来有了希望又落空，现在反倒很迫切了，孩子的事毕竟不能等。”朋友们跟她说。

组织部门“变身” 

“严肃、神秘、低调”，这是外界对组织部门的印象，更有人戏称，“组织部门的人都不会笑。”

一身的秘密，最重要的纪律就是管好嘴，即便是组织部门的人，也把自己的工作称作“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但自从城市开始启动人才计划，他们开始从大幕后面走到前台。

“他们要面对媒体，到各个大学、城市去推介，扮演的是服务的角色，以前他们都是高高在上被捧着的。”一位接近组织部门的媒体人讲了一个细节，“在最近邀请的一个高端人才代表团考察的时候，大家都下车了，组织部的一个领导看到车上掉下来一个矿泉水瓶，就弯腰去捡，因为本身体形比较胖，所以捡的时候很费劲，捡了好几次，完全颠覆了我对组织部门人的看法，因为平时其他部门的公务员提起组织部都是高看一眼的。”

长三角地区某区级组织部干部说，他们省对人才工作的重视从很早就开始了，“从上到下，每个市都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我们一个市里，区与区之间都竞争得非常厉害。”

他说他有个朋友在另一个区也在组织部负责人才工作，“我们俩喝酒的时候都在互相套话，打探对方最近的工作进展。”听到的人都在笑，他说，“听着像笑话吧，但这是真的。”

据这位干部透露，几年前，当地引进一个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逢年过节去探望专家的父母，专家的家人生病，都是当地的组织部领导陪同去医院看病，走绿色通道。

这种管家式的服务方式，此后被内陆各个地区陆续效仿。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中部地区的一名组织部官员对《凤凰周刊》表示，“对于高层次人才，特别是海外高精尖的人才，我们组织部都有专门人员一对一负责。”

“千人计划”，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简称，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与此相呼应，各省（区、市）也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即地方“百人计划”。

对于高层次人才，地方的组织部门不仅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也帮助他们申请“千人计划”和“百人计划”，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

“有一位‘千人计划’专家，刚从海外归来，能力方面非常厉害，但是由于长期在海外生活，普通话说得不是很好，表达都很困难，对‘千人计划’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我们请了很多专家辅导，很多时候是一字一句的纠正，跟着他去北京参加评审，发布消息那天，我们比他都紧张。”上述官员透露。

善禧文化是长沙的一家文化企业，2014年，创始人刘瑾看到一份“百人计划”的申请资料，于是决定试试。

“当时只有我一家是做文化的，其他人都是生物医药、新材料这样领域的人才。那一年正好是国家大力倡导文化产业，去评审的时候，评委们听了我做的事，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当年我就入选了‘百人计划’。”

在那之前，她对于组织部这样的部门，跟大家一样觉得高不可攀，“从那以后，组织部门的人就经常联系我们，推荐我们去不同的场合，跟其他领域的人才交流，或者参加文化领域的很多比赛，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对于组织部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到现在也说不太好，但是从这两年的变化来看，感觉他们的作用真正是在‘组织’。”她笑了笑，觉得自己总结得很外行。

“对人才的重视早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开始，只是那时候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只是少数城市，而且政策出台的相对较少，引进人才规模较小。去年以来，无论从政策出台的系统性，还是发布人才政策的地区规模、人才引进数量，都大大增加。”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告诉《凤凰周刊》。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作者曹蓓 。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65期。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