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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全面开放二胎”在坊间传了又传，却迟迟没有落实到政策，阿春在期望中失望，在失望中绝望，在绝望中铤而走险——她怀孕了。到了暑假，肚子里的胎儿约摸有六七个月大了，她和丈夫才终于硬着头皮去邻省做了检查，结果让她如坠深渊——是个女孩。

再后来，晚了一些生孩子的阿利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还生了男孩。阿利说：“阿春真是太蠢了，明明刚怀上就可以抽血寄到香港去检查的，不过就是多花几个钱而已，她呀，当断不断，又不舍得花钱，女人啊，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确定是小弟弟才生下来的。”古灵精怪的三年级女生小可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完这句话后，就蹦蹦跳跳地走开了。小可的妈妈阿利生了二胎，“毫无意外”是个男孩。阿利和我都曾经是中部某欠发达省份一所乡村学校的老师，现在在不同的学校里任教，偶有交集，交换的都是这个圈子里并不算新奇的故事——属于乡村，更属于乡村女教师。我是旁观者，更是亲历者。

阿利的故事有一个相对世俗的圆满结局，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以后，阿利和许多女教师一样，进入到“怀孕-人工筛查性别-堕胎”的循环之中，在多次被医生警告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之后，阿利终于如愿以偿，二胎生了个男孩。

这些疯狂的乡村女教师们有的像阿利这样，刚结婚时还很年轻，对生育本身保留着一定的敬畏，也并没有很强烈地意识到男孩在本地的婚姻中，是何等重要的存在，于是在“顺其自然”地生了女孩后，现在自然是非要再生出个男孩不可；有的女教师，追求的是“双保险”，一胎生男孩，二胎还要男孩；而没有加入到这场循环的女教师，是难得一小撮暂且轻松的准妈妈。

当我去看还在坐月子的阿利时，她整个人白胖得就像一个刚发酵的馒头，心满意足正从每一个细胞里洋溢出来。她那干瘦年迈的婆婆快活地忙进忙出，一声甜过一声：“阿利呀，快把手放进去，别冻到风！”“阿利呀，趁热喝点鸡汤。”就好像那些针尖对麦芒的争吵从未发生过。

阿力的丈夫也从广东赶回来了，虽然再过几天他又要离开，小可没心没肺地跑进跑出，去看她出生没多久的小弟弟。在这一片热闹祥和的氛围中，我们不知不觉提到了阿春。

前几年，“全面开放二胎”在坊间传了又传，却迟迟没有落实到政策，阿春在期望中失望，在失望中绝望，在绝望中铤而走险——她怀孕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怀孕了，但是她说她只是感冒了，发烧了，身体不舒服了，我们都哦哦地点着头，眼见她的肚子渐渐连最宽松的衣服都遮掩不住了。她在尴尬中焦灼着，迟迟没有迈出那关键的一步——通过黑诊所查看孩子的性别。前几年，她的第一个女儿也是在这种犹豫与焦灼中出生的，现在她又陷入到同样一种焦灼和犹豫中。虽然她是个颇为心善的人，但却依旧对生儿子怀有很深的执念。

“应该是个男孩，看，肚子多尖，人都变丑了。”这种种的征兆都证明，这一胎十有八九是个男孩。在这种自欺欺人中，在周围人涵义复杂的目光中，她熬过了一个学期。

到了暑假，肚子里的胎儿约摸有六七个月大了，她和丈夫才终于硬着头皮去邻省做了检查，结果让她如坠深渊——是个女孩。她像疯了一样，联系了所有能联系的黑诊所，结果自然是一样，这么大的胎儿已经很难再查错性别。但这么大的胎儿，加之阿春本身的身体状况，也意味着没有哪个医院敢下手处理掉她肚子里的另一个“她”了。

阿春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睡觉，睡着睡着就开学了，领导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阿春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阿春坐月子的时候，领导提着个果盘来到她家，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笑笑，就这样，阿春正式被教体局除名了。

一年以后，全面二胎政策正式颁布实施。

后来，阿春夫妻俩花了十多万从邻省一对专门生孩子卖的夫妻那里买了一个男孩。

后来，阿春的丈夫陷入民间借贷的深渊，锒铛入狱。

再后来，晚了一些生孩子的阿利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还生了男孩。阿利说：“阿春真是太蠢了，明明刚怀上就可以抽血寄到香港去检查的，不过就是多花几个钱而已，她呀，当断不断，又不舍得花钱，女人啊，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想起我孤身一人，走进妇产科门诊第一次做孕检时，看见几个血红的大字印在白色的墙壁上——禁止人工选择胎儿性别。我不是第一次进出那个房间，却似乎是第一次看到那行字，我在那里驻足了很久，以一个命途未卜的准母亲的身份站在那儿，泪眼滂沱。而现在，我庆幸于当时的我，没有完全将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完全交付于别人。我庆幸着，同时心有余悸。我看着阿利身边那个闭眼酣睡的婴儿，心里默想：“你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你这样的幸运了。”

我问阿利，产假休完以后，谁和她一起去学校照顾孩子。阿利说：“婆婆要在家忙农活，照顾小叔子的几个孩子，学校一间房子三个老师住，生了孩子的老师回到学校就成了二等公民，没地方住，孩子又哭闹，老师之间表面上和和气气，私底下都不知道互相恨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办法。”

阿利又大骂学校领导“不是东西”，一个星期没几天住在学校，一个人却占着好大一间房子，末了，阿利说：“乡下学校，住也住不好，吃也吃不好，工作却没完没了，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振兴，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早散伙早好。”

阿春，阿利，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乡村女教师，都在重复上演着虽细节不同但大体相似的命运，以至于我怀疑，人的命运，乡村女教师的命运是不是只剩下这一种？

乡村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乡村教育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乡村教师是服务于这一命题的庞大群体，乡村女教师占据了这个庞大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在这一系列的“大”里面，一个个“小”乡村女教师的面目却显得格外模糊，哪怕偶尔窥见一两个，好像也被完全剥脱了“女”这个特性。

就像在男性话语面前，我的琐屑细碎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但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深刻地对应着我一直以往的困惑和痛苦。而我也分明看到，即便是那些在男性权威圈子里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女性，也并未真正获得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而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锦上添花的饰品，去迎得男性轻巧的赞美。她们为什么没有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话语权来为女性发声？我起初以为是她们不愿，后来却发现，大部分原因是她们完全认同了那一套规则，所有的努力、进取，都要确保是在这套规则之内。至于突破规则，这不是我们女孩子该做的事情。

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对那些不熟悉的地方发表评论，但是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我能确定的是，这仍旧是一个以“父权”与“夫权”为具体表现的“男权”社会。直到我的人生在即将要被逼向绝路的时候，我才在自己家庭内部“闹了革命”。

当然，这场革命之所以没有悲剧收场，有赖于这个无所不在的互联时代，让我联结到了一些有力量而又如金子般珍贵的人。但是这样伤筋动骨的“革命”，在拯救我，拯救我家庭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给我的内心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我开始恐惧自己的人生，恐惧家庭的命运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旧有轨道并沉沦下去——如果我们还抱持着旧有的观念走下去的话，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一场自虐的陶醉。

每一步的剖析都含混着血泪，我写我的父母，一度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说的“为亲者讳”的地步，而我在成为母亲以后，又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更多元地去看待家庭里长达几十年的糊涂账。

由我的家庭推广到更多的家庭，或者准确地说，更多的乡村女教师的家庭。乡村女教师生活在一大堆的新旧结合之间，她本身也是新旧结合的——接受过所谓新式教育的从传统中国家庭长大的知识女性；生活在一个新旧结合的家庭——仍然讲求传宗接代，但同时，生活却愈发现代化、国际化；工作在一个新旧结合的学校——一个深受男权思想熏陶的学校一把手，却也是振兴乡村学校、提倡教育创新的绝对发起人。

如果我们认同，教育的核心在于教育领域里的人；如果我们知道，乡村教育领域的绝大部分乡村教师为女性；如果我们要将振兴乡村教育这样的宏大命题与如此新旧结合的乡村女教师建立联系，那么启迪乡村女教师本身的主体意识，就应该成为这场教育革新的核心中的核心。

醒来，姐妹们。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家”，作者铁臂阿童木，一线教师。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