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留守儿童，你会发现留下来的女孩就是比男孩多

2012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到湖北一个小学做培训。我们讨论到父母、家庭这些问题，一个女孩站起来说：「我觉得爸爸妈妈并不爱我，因为他们出去打工，带走了我弟弟。」

我无言以对，你不能说她的想法是错的。下课之后，我去问这个女孩，得知她的父母带着两岁的男孩出去打工，一两个月才能收到父母打来的一通电话，爷爷奶奶也很少关心她。

很多女童从小在家庭中就遭受到性别歧视，甚至我自己都曾经受到性别歧视。中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是莫泊桑的《项链》。我们的语文老师就说：「真可惜，马蒂尔达夫人这么漂亮的女性，为什么会嫁给一个贫穷的小公务员，如果她嫁入上流社会就不会这样。你们女孩就要记住，好好学习是没有用的，将来你们还是竞争不过男孩。你们还不如赶快想想身边哪个男孩学习好，你帮助他学习更好，将来你们结婚……」当时年纪小，不知道这句话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但是就觉得不对。

我们课程中有一节的内容是男孩女孩都一样，应该平等地分担家务，一起去上学，未来还可以达成一样的成就。有一个男孩在刚接触到课程时非常反感，他说男人怎么能做家务，好变态，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做家务的男人。

课堂上，老师不能过分干预这种想法，因为你要尊重孩子的经历，不能直接去批驳他。但是其他的小朋友就会说：不对的，我们的爸爸哥哥在家里都会做家务，去帮助我们的妈妈姐姐妹妹。这个小男孩下课之后就说：我今天回家就要去学做家务，我以后也要告诉我的爸爸，让他也学做家务。

这就是我们的性教育课程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改变。

“今天人流，明天上班”的小广告是乡村性教育来源

还有一些案例，性教育的缺失让人觉得无能为力。我接触到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遭受性侵犯的时候是两岁。她爷爷卖棉花的时候，本村的一个男青年，假借去她们家收棉花，把这个小女孩从家中抱走，用手指插进了她的下体，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擦伤。

现在回忆起那个场景，我其实觉得挺无能为力的。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他被派出所拘留后，可能只能判一到两年。按照《刑法》中的「猥亵儿童罪」，不会判太久，因为没有阴茎插入行为。

对于孩子而言，这跟被殴打一顿感觉差不多。她不明白叔叔为什么要伤害自己，不明白自己受了什么伤，她也不知道妈妈和奶奶为什么这么伤心难过。

很多父母知道孩子遭受性侵之后，他们的痛心、手足无措和自责其实是会压垮一个家庭的。当孩子受到侵害后，需要一对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了解所有情况并能妥善处理的父母。如果父母在这个时候，也表现得像一个孩子，孩子就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我们所做的也非常有限。

调查报告指出，2017年，平均每天会披露1.5起儿童遭受性侵犯的案件。如果用金字塔来比喻中国儿童性犯罪现状，这些案件就是金字塔的顶尖，因为被判刑了；中间的部分是证据不足，或者罪犯逃脱等原因，没有介入到法律程序；而庞大的底层基座是没有公安机关介入、却发生了实际的侵害行为。受害人出于害怕或者出于无知没有说出来，以及受害者家庭知情却没有报案的。在「1.5」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每天每时每刻在发生中的案件，数量无法估计。

任何一种性犯罪，70%以上都是熟人作案

法学界对这个说法有几种解释：首先，性犯罪者永远不是一时冲动而犯案。如果大家去看一下相关的案件实录或者调查报告，每一个罪犯都是非常谨慎、非常精心地选择下手对象。经过他们精挑细选的，通常都是熟人。

另外，这些人会选择身边即可触及的人实施犯罪，而不是离开自己的生活环境去作案，可以降低了犯罪成本。

在以往的案件中，农村一直是案件多发地区。当下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基本处于解体的状态，每个行政村里面的居民并不是住在一起的，步行可能也要五到十分钟，甚至更久。罪犯在这些地方下手，更加不容易被发现。

在大量青壮年外流后，仍然留在村子里的妇女、小孩和老人，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在性方面的观念是有点「谈性色变」，缺乏儿童性教育的知识和理念，因此导致孩子遭受性侵犯的概率上升。孩子自我保护的能力终究还是很欠缺的，所以儿童性教育一定要覆盖家长和老师，告诉他们怎样去改变孩子生存的环境。

我们曾经在广州市一个城中村做过儿童性教育，他们那个社区有很多弯弯曲曲的小巷子，到了晚上那些巷子都很黑，没有路灯，当地的孩子曾经遭受过一些社会人士的骚扰。我们就在这些巷子里装上路灯和摄像头，对那些人产生了明显的震慑作用，之后针对儿童的性骚扰行为显而易见地减少了。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通过环境改善让孩子们更安全的做法。

孩子并不是像大人所想的什么都不懂

我们之所以在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就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有几个原因，其实孩子们并不是像大人所想的那样白纸一张，他们从很早就开始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探索，或者对性方面有一些好奇和困惑。

很多孩子都曾经问过自己的父母，我是从哪里来的？当他们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对身体和性的好奇。家长可能不愿意正面解答，但这种时候其实已经需要对儿童进行性教育了。如果在儿童开始对性的话题产生好奇和疑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未来就会避免很多后续问题的产生。

我们经常收到老师和家长反映，发现孩子在自慰。孩子可能只有四五岁，家长发现后觉得天都塌了，觉得孩子是不是学坏了，或者孩子是不是缺钙，身体有什么问题，就带着孩子去求医。有一个案例中，女孩自慰被母亲发现，从她6岁到14岁，母亲一直带她去各种医院看医生，直到最后有一个医生告诉她说，你的女儿没有任何问题，她只是对自己身体好奇和探索，需要家长去引导。

有一句话叫你觉得自己的孩子小，但是性侵犯者可不会觉得你的孩子小。性侵犯者选择的孩子往往都是一些很幼年的孩子，可能只有四五岁，五六岁，完全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已经遭受了伤害。

之前还有一篇报告中统计，儿童最容易遭受性侵犯的年龄是6到14岁，所以在这个年龄段之前，我们就需要给孩子打下这样的基础，告诉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儿童性侵犯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们怎样去识别预防以及应对儿童性侵犯。我们要早做准备，孩子才能在危险到来之前就准备好，才能躲开它、预防它。

*本文为儿童性教育推行者张新宇自述，29岁，先后在北京、广州两地的公益机构任职，现就职于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芽基金会」），从事儿童性教育项目。

过去几年，国内接连发生涉及学龄前儿童的安全事故，让儿童性教育成为城市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最为重视的儿童教育内容之一，但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观念的差异和教育资源的不足，对于儿童的性知识教育和性安全保护还远未普及。张新宇和她的团队所承担的，正是这个无比庞大、复杂而迫切的任务。

「很多高校有自己的支教团队，我们和专家学者共同磋商，设计1-5节课程，支教老师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讲课。最少一节30分钟的课程，就可以对孩子进行最基本的性教育普及。」

张新宇在大学期间，连续四年作为志愿者参与留守儿童和残障儿童的支教项目。大学毕业后，她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就读临床精神健康专业方向并取得硕士学位。

2012年，张新宇回国从事儿童性教育工作。她和她的同伴在广东地区的多个自然村进行实验，量化出人力和资金综合投入最低的支教模式。这成为他们推广儿童性教育项目的最优方式：耗资五千至一万元，在一个村庄建立一个儿童性教育实验基地，平均可以为六十名孩子提供性教育课程。

2017年，张新宇所在的绿芽基金会将「支教+性教育」在全国推广，已经覆盖了一千支团队，为超过十万人次的孩子进行了性教育。

在此之前，张新宇和她的团队曾在粤北试行过多部门联动保护儿童的性教育方式。「我们告诉孩子，自己的身体哪里是隐私部位，不可以随便给别人摸，如果有人要摸应该怎么做；对家长和老师进行性教育，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如何给孩子进行性教育。我们还会跟公安和医生进行培训，公安在处理儿童性侵犯案件时，不要穿警服、不要亮警灯等需要额外注意的措施；我们会告诉医生如何识别前来就医的孩子可能遭受了性侵，协助他们留存证据……」

这个理想的安全网体系，因为投入成本过高而无法持续。而基于可行性和持续性的「支教+性教育」克服了诸多实际问题，并排除了不同地区的教育现实带来的差异，最终成为普适性更强的范例。

这是张新宇在乡村继续推动儿童性教育必须做出的选择：「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虽然看似很小，但走的每一步都离目标更近了一点。」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Figure”。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